拜登为什么有可能会“砸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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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篇

拜登为什么有可能会“砸锅”？

【提要】

每天搭乘通勤火车，在破败的旧铁路上，拜登油然而生重振美国雄风的精彩蓝图。这是拜登对美国的赤子之心。问题是，一个分裂的美国，不同板块的人，行进在不同的轨道上，对生活和未来憧憬各异，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领这份情？或者精彩，或者砸锅，观察美国的政治和历史，应该总是充满悬念。

文：乡庐子夜

北美的国家冰球联盟（NHL）是不会评论拜登的政事，但他们的媒体评论有一个例行的专栏模式，就是每年在新赛季开始时，会对本赛季哪支球队有可能夺冠（获得斯坦利杯）进行预测。问题是，整个NHL联盟有三十一支队伍，而且几乎实力均等，每一支队伍都具备夺冠能力，因此谁也不敢精准预测。于是用了一个绝对聪明的方法，就是对每一个球队都作正反两项的预测，即假如这个球队夺冠，有哪些原因？如果无法夺冠，有哪些原因？一个球队，两篇文章，正反结论，让人口服心服。这样做，既是实事求是，同时又满足了读者了解背景的愿望。

因此，面对远比球赛更加变幻莫测的政治走向，尤其是像美国这种大国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观察家敢下睹注或精准预测，而是考虑到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不妨把正反两种可能的结果都作一个观察，揭示两种都可能存在的条件。就拜登来说，笔者上周以“为什么有可能很精彩”为题，分析了这位新任总统有可能成功的一面，但同时认为，“拜登会成功，也可能会砸锅，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这就是本文要做的事情了。

拜登之所以有可能“精彩”，主要有两个观察点，一是他言谈举止之中，以及观察家的评论和定性中，都把他在百日推出的方案，认为是一种全面新政的开始，而且许多人都自然地与九十年前的罗斯福新政相比提论；二是他所致力要推动的新政碰触了美国社会带有根本性和结构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弄得好，就会很精彩，弄得不好，恰恰有可能就是最容易“砸锅”的地方。

从表面上看，拜登百日演讲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震撼，那个演讲的核心就是一个大规模和全面的支出。甚至一直关注此事的《纽约时报》也说，美国正在从上一次经济衰退中复甦，紧缩政治仍然主导国会大厦，此时拜登总统的四万亿美元经济议程“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如果我们回看一下，拜登上任后的两月多月里，他就已经先后签署了一点九万亿经济刺激法案，推出了二万亿基础设施计划。仅仅一份“美国家庭计划”就造价在一点八万亿，这一系列开支计划是美国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修建州际高速公路并展开太空竞赛以来最大手笔的公共投资。但是，专家分析后发现，在这些天文数字的款项中，不是全部致力于经济问题的解决，而是有着致力于社会问题的“更为宏大的愿景”，例如一点九万亿经济刺激法案，就包含和涉及了大量社会福利项目的扩张；而二万亿基础设施计划中，用以修建道路和桥梁的钱只占总开支的百分之六，真正占重头的开支则被用以那些提升种族、性别和经济平等，以及向清洁能源新经济转型等项目。在很多人看来，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大政府时代”的到来，同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美国福利社会的模式，也就是说，拜登的“新政”有着浓郁的左倾色彩。

近年有一种很奇特的心理，无论是保守派，或是自由派，都在潜意识里埋伏着对“大政府”模式效率的羡慕，川普就曾表露过。所以拜登新政的色彩并不会令人意外，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强大而又有资源的政府出面撬动杠杆，是保证那些宏伟项目得以成功的关键，他之所以敢进行这场被许多人称为“拜登的一场豪赌”，就是认定大政府能比市场更有效地提振经济，因为能完成许多私人部门做不到的事情。

这固然反映了一种历史的潮流，但却也是最充满争议甚至是斗争的。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历来总统都不敢大笔地派钱，因为虽然谁都不会跟美钞有仇，只是钱从哪里来？向谁开刀？这个问题是第一常识，无论如何无法回避的。而拜登的第一刀，就是将自己新方案随之产生的公共成本，转向企业去让他们承担，所以他提出了将企业税从百分之二十一提升至百分之二十八。这首先就碰触了美国社会经济模式的敏感神经，是最容易引起美国的政治分裂。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预算问题研究员大卫．迪奇（David Ditch）就对媒体说：“我们现在面临着政治极化和怨恨情绪的问题，这是因为联邦政府变得越大，联邦选举就会变得越重要，所有事情都是由哪个党在某个时间刚好控制华盛顿决定的，这是很不健康的”，他认为“拜登的开支计划会将目前商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手中的职能都集中到华盛顿手里。而华盛顿离美国的大多数地方都很远，我们这样做出的决定很难反应不同地区的需求”。很多保守派人士认为政府天然的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大政府”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带来资源浪费，迪奇甚至指出拜登的经济计划“在今年看到的大量支出都是机会主义的，并没有与美国人和美国经济的需求紧密相连”。

我们在上期那篇文章中，提到拜登现在所做的事，表明他也在同时考虑自己的一切举措的历史定位的问题──这是一个有宏图大业的领导人的合理逻辑。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一件事，无论是大政府的理念，还是大量地向福利模式靠近，都不是新鲜的事情，它们一直是政治或社会较力中被拉扯的对象。当拜登全力推行自己的新政，而其中主要内容仅仅在几年前还是没有人敢于轻易提出的，那么，他就更应该看到，在经历一场犹如战争的新冠疫情和半年前那场惨烈的大选之后，美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分歧和撕裂，绝对还没有达到他那种伤筋动骨式“新政”所需要的和谐与共识的前提。美国才是真正的“复杂的美国”，绝不是省油的灯，这可能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就所谓“大政府”的愿景而言，必须考虑的基本情况就是，美国不是一个美国，或者，用美国官方的标准说法，美国不是一个政府，而是有很多政府。在那本由前美国国务院顾问理查德．C．施罗德撰写的《美国政府介绍》（An Outline of American Government）中，总共七章，有一章的题目就是“有许多政府的国家”（A Country of Many Government），这是哪一个“复杂”的国家都不敢自称的。作者是这样介绍原因的，“宪法所建立的联邦统一体，是美国政府最主要的特点。但这制度本身实际上就是由多方面拼合而成的，由数以千计较小单位组成──有如砌成整体的建筑材料”，作者特别指出，“美国宪法的起草人对这种多层次的政府制度未加变动。虽然他们使国家组织至高无上，但他们也明智地认识到需要有一连串的政府，更直接地和人民接触，并且更热心于迎合人民的需要”。

拼合而成的？不错，就是如此。我们知道，美国的“州”英文是State，准国家的含义，有他们自己的宪法，基本上是一个自治单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从政治版图而言，至于决定国家统一的主要价值和理念，美国也是分裂的。东海岸纽约入海口的自由女神像，同西海岸好莱坞一连串左倾的电影，所代表的价值是绝对不同的，而且这种分歧是根深柢固的。每次美国大选，都可以看到好事者绘制的红蓝地图以介绍选情进展，但是，如果把历次这种地图逐一对比，让人惊叹的就是，中部那巨大的红色板块，是一百多年来未曾改变的主色调。这个板块，在美国日常政坛上并不活跃，所以，也被称为“沉默的大多数”，基本代表了美国“自治文化”的主体板块。他们一般不会轻易发言，但在关键时刻就会站出来，这就是有时候选战很惨烈的原因。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大政府，而他们投入选战也许只是希望选出的政府不会干预自己的“自治”。我们现在说，去年的大选分裂了美国，但却忘记了，在四年前或八年前，几乎每一次大选都会有分裂的担心。其实，真相在于不是大选分裂了美国，而根本就是分裂的美国导致了大选的对立和冲突。这种因果关系是不能倒置的。

美国分裂的两大版块，基本分别是由民主和共和两党作为代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会改变。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一百年前，两个党的意识形态还都比较庞杂，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两党意识形态基本盘趋向稳定，民主党不断在政策上试探对经济的干预可能，以及更多引入社会福利的机制，在社会伦理方面完全开放；而代表中部和南部各州的共和党，则坚持自由经济和小政府，在伦理道德方面盯紧传统立场。此后，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使两党的政治极化现象愈发明显，而两党所代表的各自选民差距越来越大，对立和敌视情绪日益增多。

美国到目前为止基本是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两个极端方向拉锯裂变，而且很难找到共同的交集点。这就是形势的诡谲和危险之处。现在美国的分裂已不仅是红蓝版图，而是综合和全方位的，有人甚至讨论了有内战的可能性的。四年前，《外交政策》的一项调查，分别向安全专家和普通民众提问内战的可能性，虽然受访的专家认为百分之三十至六十甚至九十的可能性爆发内战，一般民众只有百分之十八认为可能爆发战争。但是，再过两年，乔治城大学的调查表明，大多数美国人相信，由于政治、种族和阶级分裂愈发恶化，美国在通向内战边缘的道路上已经走了三分之二。这就是美国分裂的现状。

拜登的大政府理念，第一个能踏到铁板的，就是美国这种分裂的版块。这不是政治的现行斗争，而根本就是美国固有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对峙。估计拜登这次庞大的方案在目前参众两院的态势中，其中一大部分通过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拜登的方案里面夹塞了应对疫情特殊时期的救济元素，而且很难说是谁搭了谁的“便车”。但是，像大政府和福利社会这种明显左倾色彩的强势登场，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很可能在拜登时代将会出现一场两个美国的争战，昔日的两大板块，都面临着在选择方面的摊牌。

这就不是一般的两党政治了，不是为政争而政争，也不是为分裂而分裂，而是各自理念和传统的固执和持守，从根本上就是两个美国的选择。共和党所代表的那个深红板块，他们二百年来对美国的分裂无动于衷，源于他们要求自治的基因，这恰恰是“大政府”的致命阻碍。这就是为什么过去那么长时间里，多次出现推动大政府和福利社会的尝试都无法成功的背景。美国人的自治精神，与其说是一种政治理念，不如说是他们天然俱来的习性和文化。这种从建国以来就形成的特性，曾经让我们看到了其它国家所没有的无数风景线。例如，联邦政府多次关门停摆，全世界人民把它当笑话看，美国人民却没有“天塌下来”的感觉。上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共关门十七次，几乎每年一次，近十年也关了三次，而川普总统任内那次关门是史上最长的时间，达三十四天多，全世界看热闹，美国人却“马照跑，舞照跳”。这个现象除了说明美国的分裂外，也说明了美国赖以生存的能力有一种看不见的却是完整的自治机制。联邦政府的事本来就不多，例如美国没有本来意义的国务院，它的国务院只是行使外交部的职权，其它事许多都是下面州自己做的。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政府之小了。

美国不仅对联邦政府，而且对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分权设计，都限制了各级政府的权利，美国人的自治精神和自治能力，实际上可以大大地减缓一旦政府失能而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最新一次发生的得克萨斯州大停电，曾有一个插曲，就是那位蒂姆．博伊德（Tim Boyd）市长大发脾气，在脸书上写了这么一句：“没有人亏欠你或你的家人什么东西，地方政府也没有责任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支持你们”。在灾难性事件面前，作为一位地方首长，这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和失态的行为，理所当然受到谴责并下台走人。但是这位市长敢说“没有亏欠”，也许让人可以窥知某些真相，就是说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没有相应的资源。这里的政府不是“人民政府”，可以包管人民的生老病死，而是“民选政府”，这同“人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民选政府”是人民选出来的，就有一定的契约关系，给你多少资源你就做多少服务。德州是热带气候，假如事先就要设计偶然的严寒灾难事件的预防机制，并且由政府主持，这笔巨大的开支纳税人能出吗？事实上，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当时该州各级政府的通知，是鼓励人们留在家中，直到电力可以恢复，并避免在危险的冰雪道路上开车。而当地居民甚至在政府应急网站中断后，也在尽最大努力互相帮助，自动地艰辛地在雪地里跋山涉水，有的为邻居带来物资，有的分享私人水井里的水。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自治精神。而那位市长脸书也在说，“底线是不要再哭兮兮地寻求施舍了……不要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呼吁的也是自治精神。这件事有争议的地方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也很多，但如果不熟悉美国人那种自治的习性，就很难理解那位市长失态背后的原因了。

因此，当我们讨论大政府的愿景时，不能忽略美国这个国家的主要精神就是建立在小政府和自治的原则上的。四百多年前的“五月花号公约”创建的先例，就是要求政府必须基于被管理者的同意才能成立的，同时通过制定对大家都有利的法律来管理自己。从美国东岸，然后向西部开发，就是以自治社区推进的，每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法律和规范，从镇、县到州，尽管层次逐级升高，但总体上就是一种自治的精神和意识。美国人似乎天生就对大政府保持警惕和压恶，尤其不允许授予政府更多的权力，即使联邦政府成立之后，地方和社区的自治功能和地位也一直始终保留至今。假如有人在政府关门之后到底层社区去看一下，或者亲身经历德州大停电而政府失能时，各个社区的自救场面，也许会更加深刻地了解这种自治文化。

因此，如果拜登要推行既定的大政府政策，就必须首先解决传统文化分裂的问题，其中就包括一个从远古的自治社区经验转化成现代模式的心理状态。这个问题，罗斯福新政没有解决，约翰逊的“大社会”也没解决，如果到拜登手里能解决，无异是真正的精彩一笔。而拜登的新政方案，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从深远意义的大政府方案，是搭在了具有强烈时间色彩（疫情）救济福利方案的便车上。也就是说，拜登的新政方案中，套装和组合了疫情的救急计划，就是想淡化问题的敏感性。那是拜登胸有成竹的试水第一步。乔．索普尔指出：“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措施仅适用于二零二一年，但白宫内部很清楚，拜登希望让这项措施永久生效”。这个问题更容易造成分裂，不但原本两党板块民意的分裂，甚至也包括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民主党的许多人不想被戴上“左倾”帽子的。这两个分裂拜登解决不了，就会让自己的“新政”砸锅。

疫情期间一些观察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应对疫情而采取的某些临时措施即“例外”状态是否会成为“常态”？而其中最大的观察点就是，因为疫情而加强的政府权力，以及某些限制个人自由的规定（如隔离和宵禁等），是否会成为政府例行的行为方式？在疫情期间对企业和个人进行救济所发放的应急福利是否会成为正常的经济管理模式？这个问题，早在一年前疫情刚开始时，因为意大利政府宣布对某些地区采取“隔离”措施，而引爆了哲学家的批评，其中意大利哲学教授吉奥乔．阿甘本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以“卫生与公共安全”为名的法令条款“模糊且不确定”，会让悬置法律效力的“例外状态”合理扩散到所有地区，更担心“例外状态”会成为常态，当人们习惯了恐惧，而这种恐惧会转换为一种对安全的渴望，为了满足这种安全渴望自愿放弃个人自由。事实上，后来其它一系列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都因为对抗疫情临时措施而导致人们对其有可能成为常态的担忧，一系列由此引发的抗议就是要想让这些例外不致于成为常态。许多国家在发放救济福利都是相当谨慎的，一方面固然要防止赤字，另一方面也因要防止成为一种长期模式。加拿大和川普任期内的巨大福利救济方案，早已引起许多观察人士的批评。这都是相当敏感的问题。

问题是，从疫情时期的“例外”变成“常态”，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蒙混过关的。无论是大政府方案，还是把救济福利常态化，都是两剂虎狼药，或者从来都是两个不同的敏感雷区，历来的民主党政府从来不敢放手这么搞。现在拜登把这两剂猛药同时注入已经虚弱的身体，把两个雷区同时放在自己脚下，固然会创造历史的精彩，但如何巧渡其中的凶险，则才是真正对拜登观察的看点。

没有新花样，拜登实在未能免俗。这些方案背后的支撑，就是空前地增加税收─向富人开刀。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信息看，拜登将目标对准高收入者，尤其是百万富翁的投资收入。而且同奥巴马相比，拜登提税的规模已经远远超过了他。奥巴马当年所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有很强的针对性，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重新注入经济活力，而且规模比经济学家事先预估的要小。欧巴马方案的成本也是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包括为“平价医疗法案”提供资金，但不如拜登这次力度和规模。如拜登这次推出的“美国家庭计划”，实施时间长达十年，对最富有的美国人涉及百分之零点三的人群加税并加强税收征管，将在十年内募集一点五万亿美元。拜登这次并没有通过大规模发债进行融资，而是通过加税覆盖支出需求，专家认为其背后原因在于政府杠杆率在前期数轮对居民的直接补贴中被持续推高，所以实际上是在杠杆过高之下的劫富济贫。而且为了获取民主党内部和共和党对两个方案顺利通过的支持，这次八千亿美元加税幅度只涉及两个税种，还不包括此前市场多次讨论的遗产税和个税逐项扣除的限制等措施。所以，很可能大头还在以后。这种规模的加税，尤其是拿富人开刀，显然会挤出私人投资，从而对美国创新研发形成抑制，导致美国长期技术进步带动供给提升的能力弱化，形成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不但将遭到共和党的长期抵制，而且也容易造成民主党内部自己的分化。这对拜登来说是无法忽略的潜在危机，奥巴马时代的茶党行动再次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

正如乔．索普尔指出的，在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人都遭遇挫败，士气低落后，人们对他们需要做什么来赢得胜利感到非常困惑。克林顿和布雷尔都坚信，增税和大政府的承诺不会扭转这一趋势。但是乔．索普尔却注意到，“无论好坏，拜登似乎正利用疫情和美国基础设施的糟糕状况，毫不掩饰地对美国人民说：是的，大政府回来了。这也是仍试图厘清自己后特朗普时代身份的共和党对手们热衷放手一搏的领域”，而这里有一个信心的来源，就是“之前帮助拜登的民调专家甚至更乐观，认为总统应该更直接地表示有必要对最富有的人增税，以支持这一雄心壮志。毫无疑问，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也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到目前为止，从处理新冠疫情，到经济刺激以及基建计划，他的支持率在他所选择挑战的地方一直是非常积极的”。

其实，从拜登种种具有“时代使命”的情怀中，人们已经发现拜登心灵深处那些曾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时刻，例如，乔．索普尔欲言又止地说：“其中某一时刻，他转向也许是这些总统学者中最受尊敬的桃莉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并说：我不是罗斯福，但是……”。

“但是”什么呢？乔．索普尔写道：“或许，拜登正将现在看做是他在大萧条后推行弗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的时刻，或者是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倡导的向贫困和种族不平等宣战的时刻”。这可能就是拜登内心的真正秘密，而且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这从他在百日演讲中的口气和用词都可以看出来。

问题在于，历史不能简单地重复，尤其像罗斯福的新政和约翰逊的大社会，更是具有不可复制性的特点。罗斯福新政应对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长达十余年的大萧条，那个时候，股市下跌，银行吃紧，信贷危机，工人失业，消费不振，产能过剩，萧条的经济摧毁了这个国家。当罗斯福在一九三三年宣誓就职时，将近三成的工人失业，州政府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银行，没有人可以兑现支票或取得他们的存款，农业的收入下降超过百分之五十，甚至连政界和商界领袖都担心有可能发生革命以及无政府状态。而罗斯福的新政，表面上带有一定的大政府色彩，实质是采用更加激进的政府干预主义政策，就是通过实行巨额的公共开支政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以加速通货膨胀的方式，提振经济。这种猛药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别无其它。罗斯福新政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唯一性”，即不可复制性。

现在拜登面临的是完全不同于罗斯福新政的境况，甚至，如果剔除新冠疫情这个因素，那么可以说是与当年大萧条完全相反的形势。经济学家以及相应的数据，在排除了川普故意的夸大后，一般都认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已经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实现了四十年来最好的经济指标，其中劳动力市场达到现代以来的最强劲水平，就业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的一点五九亿，而失业率达到了五十年来的最低水平，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女性、高中毕业生、残疾人和退伍军人的就业率也创下了或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家庭收入创下了一九六七年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这些成就并不全是川普任上的功绩，许多是延续了始于奥巴马政府的经济趋势，而且奥巴马政府在某些时期还有更好的经济增长。例如，从奥巴马执政期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贫困率已经开始下降，而川普时期的经济持续增长与贫困率的持续下降是呈相匹配的线条。

因此，仅从经济的内核要求，现在无法复制罗斯福式的新政。再就社会环境和民众精神看，当年面对大萧条，美国人处于高度团结和一致，他们不但深具奋斗精神，也信奉拼命赚钱和拼命奉献的清教徒精神，那是一个积极进取的时代，也是相对公平的大环境，整个社会充满朝气而没有戾气。现在，讲难听一点，还有这些吗？

反过来，假如拜登认真探讨罗斯福新政的细节，那么，他可能对罗斯福新政的观察和思考，就不仅在于能给自己带来的冲动和启发，而且更重要的可能是它的教训。罗斯福新政有一定的后遗症，在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下，罗斯福主要就是三大刀，第一刀是扩展政府权力即大政府；第二刀就是大搞基本建设；第三刀就是大量增发货币。这些措施作为猛药可以产生当下和速效的震撼效应，但是却会形成一些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固疾，尤其在以政府为主导下刺激经济，容易制造市场繁荣的虚像，而掩盖泡沫有可能的破裂，最后导致经济危机。从罗斯福新政之后，不断出现危机的恶性循环，有时人们甚至在眼睁睁“等待”危机，然后是“等待”下一次政府的出场。从罗斯福新政，到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再至今天，这个频率绝对是越来越高了。

罗斯福新政是不可复制的，后来约翰逊的“大社会”也是不可复制的。至于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让左派望风而逃，那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拜登唯恐躲避不及，何谈复制？拜登目前要做的，就是把被新冠疫情扭断的经济发展轨道进行抢修和调整，正如乔．索普尔所点出的，“我们期待他在应对新冠疫情时，将荒谬的政治因素剔除，加快疫苗的推广，排除政治机构中的毒素等，但似乎也只有这些了。……这也许能让火车更准点一些，但不能改变所有的车辆，更不能改变铁路的轨距。对于有着‘美铁乔’绰号的他来说，这是一个合适的雄心壮志”。

拜登有四十年间每天搭乘通勤火车来回家乡和首都之间，在身经亲临陈旧和破败的旧铁路上，他油然而生并充满重振美国雄风的决心。这是拜登对美国的赤子之心。问题是，美国的每一个人是否都会领这份情？一个分裂的美国，不同板块的人，行进在不同的轨道上，对生活和未来都有各自的憧憬，全是不同的蓝图和想象。精彩和砸锅非常可以是相对的，拜登其实心里非常明白此中的区别。而我们作为观察者，如果不了解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也许会永远把它当成同一回事。

原标题：《拜登为什么有可能会“砸锅”？（万字长文） | 子夜@北纬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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