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想访张学良？张学专家都在以讹传讹

        九月一日，张爱玲写于五十年前的英文小说《少帅》终于在台湾出版。这部小说取材自张学良和赵四的爱情故事。张爱玲一九六一年秋访台湾，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搜集有关《少帅》的资料，而张学良当时被软禁在台湾。但怎样搜集资料呢？多年来的说法是，张爱玲本来计划访问张学良，可惜她的要求没被接纳。这几乎是所有张爱玲研究者的共识，不妨举几个权威例子。

        国内学者陈子善说：“她去台湾就是想见张学良，她的创作态度是很严谨的。当时张还在软禁中，不可能见到。”（见《张爱玲〈少帅〉写到西安事变前，“没必要再写下去了”》，载《澎湃新闻》，2014年8月25日）

        《张爱玲全集》主编止庵说：“早在1956年，张爱玲就想写这个故事。她甚至曾于1961年10月份专程赴台，想采访张学良。但由于当时张学良尚处于软禁时期，张爱玲没能采访到张学良本人，无奈回到美国。”（见《遗作少帅 终见天日 何以未完 细说缘由》，载《半岛都市报》，2014年9月12日）

        台湾评论家符立中说：“由于麦卡锡献策，可以运用美新处的关系去访问张学良，于是她一箭双雕，特地购买在台中转的飞航班次──这个计划，倒是连宋淇亦不知情。”（见《张爱玲与张学良》，载《中国时报》，2012年2月12日）

        甚至于张爱玲的文学遗产执行人宋以朗也在多次访问中提过“张爱玲想访问张学良”，最近一次见于2014年9月2日《南方都市报》载的《写赵四小姐，张爱玲很开心》。当然我不会漏掉我自己（尽管我绝对不是权威）。我在《少帅》的附录文章写道：“张爱玲访台湾，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为了访问人称 ‘ 少帅’的张学良。”

        小说出版一星期后，中译者郑远涛发来电邮，说他刚才刷牙时忽然想到：“张爱玲真的提出过采访张学良的要求吗？至少张宋书信中没有提过，更没说被拒。会否是一直以来传闻如此，久而久之，大家便认作事实？我好像从未读过文献上的第一手证据。”

        经他一问，我才如梦初醒，立即重看张爱玲的书信，发现相关段落只有一段，见于1961年10月2日写给邝文美的信（《少帅》的附录也引用了）：“我写信给Dick（即理查德．麦卡锡）告诉他将去港，他来信叫我在台湾逗留一天，住在他们家，什么他都可以代办。其实我那两个非看不可的地方，台湾就是一个，我以前曾告诉你想写张学良故事，而他最后是在台。（我想不告诉Dick为妥，你们觉得怎样？）”张爱玲没有说要访问张学良，只是想看看台湾；按文理推断，说她“搜集资料”是没错的，反正那意思很广泛。其后的通信，张爱玲也没提过访问或被拒的事。

        我于是努力追忆，“访问”说法究竟始于何时呢？我当时想到某本书，立即从书架取下翻阅，其实已恍然大悟，但偏偏又不服气，始终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文章可以提供有力证据。结果我重看了所有涉及张爱玲访台的重要参考材料，包括《联合文学》1987年3月号载的《张爱玲在台湾──丘彦明访问王祯和》、1961年10月26日《民族晚报》记者吴汉报导张爱玲访台的短稿（收录于苏伟贞《长镜头下的张爱玲──影像、书信、出版》）、高全之《张爱玲与香港美新处》访问麦卡锡等。不出所料，根本毫无证据。我只好无奈接受现实：我和其他张学专家都搞错了。

        错误的源头在哪里呢？我当时就想到司马新1996年出版的《张爱玲与赖雅》（台北大地出版社），此书国内版名为《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原文是英文，由徐斯和司马新译成中文。司马新撰写此书时，参考了赖雅日记，又访问了很多跟张爱玲有接触的人，相比起之前出版的张爱玲传记，确实补充了不少新资料。有关《少帅》的段落，见《张爱玲与赖雅》第八章，我节录如下：“张爱玲在台北中途下机，准备对她计划阶段中的小说《少帅》做些资料研究。这篇小说是以众所周知的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历史为背景。[……]当时张爱玲十六岁，在这一感受力极强的年龄，一定把西安事变当作惊天动地的大事。如今她决定将这段历史经戏剧化后写进她的小说中去，而以少帅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为主线。[……]蒋介石撤到台湾时，把张学良也挟持而去，并仍旧软禁起来。看来张爱玲曾要求能与元帅（这时年纪已经不轻了）面谈一次，以期弄清西安事变的细节作为她小说的材料，但是这个要求未被接纳。”

        上述段落犯了一个明显错误，就是说《少帅》以西安事变的历史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写了小说的三分之二，涉及的历史也只是1925年至1930年，余下的章节以我推测，背景该是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软禁台湾，节奏加快，“一连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西安事变如果真的写出来，大概也只会是惊鸿一瞬，而非如司马新所说，是全书的历史背景。《张爱玲与赖雅》第九章说，一九七一年张爱玲与水晶会面时，“她已写完《少帅》”。我相信司马新根本没有读过《少帅》，只是一厢情愿地猜测。

        至于张爱玲访问张学良一事，司马新其实没有说错，只是很多读者自己误会了。他说“看来”张爱玲曾要求能与元帅面谈，“看来”分明表示那是作者的主观意见，不需要什么证据，信不信由你。结果很不幸，几乎所有张学研究者都信了，包括我。但要彻底澄清这个问题，即使找到《张爱玲与赖雅》这段话还是不够的，因为那只是建基于我的一个未经核实的前设：即《张爱玲与赖雅》是“访问说”源头。于是我像笛卡儿般质疑自己，你怎么知道这真是源头？

        漫长而单调的核实工作就这样展开了。我先到宋以朗先生的家，查看他收藏的一大书柜张爱玲传记，再到图书馆书库找二三十年前的资料，以确定司马新是否别有所本（当然我预计是没有的）。我发现近年出版的传记，大都提及张爱玲在台湾有访问张学良的计划。有些没有注明资料出处，如刘川鄂《传奇未完　张爱玲1920-195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清秋子《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　爱恨倾城小团圆》（京华出版社，2009）、曲灵均《小团圆　张爱玲的倾城余恨》（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王羽《张爱玲传》（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张均《张爱玲传》（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等，可能是依据司马新的书，也可能是参考其他传记，总之都是把“访问张学良”一事当作事实记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曲灵均那本。有关《少帅》一段，曲灵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抄袭司马新的，只偶然改动数字，例如司马新说“将这段历史经戏剧化后写进她的小说中去”，曲灵均就改为“将这段历史经过艺术化处理后写成小说”，司马新说“看来张爱玲曾要求能与元帅面谈一次”，曲灵均就改为“张爱玲曾要求与张学良进行一次面谈”。可见抄袭一定要彻底，因为反正会被识穿，彻底的抄袭至少不会曲解文意，也是一种另类的贡献。

        有些书则注明出处。例如冯祖贻《百年家族：张爱玲》（立绪出版社，1999）、严纪华《看张·张看──参差对照张爱玲》（秀威出版社，2007）虽注明参考了司马新的书，但同样没有标明张爱玲只是“看来”想采访张学良。孔庆茂《流言与传奇──张爱玲评传》(商务印书馆，2013)也说张爱玲要采访，但注脚是“参见周芬伶《张爱玲梦魇──她的六封家书》”；查周芬伶一文，则见于2005年出版的《孔雀蓝调──张爱玲评传》，远晚于司马新1996年出版的《张爱玲与赖雅》。

        以上举例的书都出版于1996年后。以我所见，另外只有一两本传记没有提及张爱玲采访张学良，我不肯定那是因为作者明智地略过，抑或只是一时疏忽没有记下。总之，大凡提及采访的书，都没有像“始作俑者”司马新般加上“看来”二字，而直接视为事实；也从没有人挑战过这“学界共识”。

        至于出版于1996年或之前的张爱玲传记，我查过于青《张爱玲传》（世界书局，1993）、胡辛《张爱玲传》（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余彬《张爱玲传》（海南出版社，1993）──1995年署名“余斌”,由海南国际新闻中心出版的《张爱玲传》, 以及同名作者在1997年台中晨星出版的《张爱玲传》，三部书是一样的──不但没有提及采访，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少帅》。但余斌2007年版的《张爱玲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于青2008年版的《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则补充了《少帅》以及采访一事，同样言之凿凿地说张爱玲想跟张学良面谈，结果被拒。

        大家看到这里，事情应该已经水落石出。宋以朗先生跟我说，他二姨丈曾担任宋美龄的秘书，假如张爱玲真的要见张学良，她最有可能是找宋淇帮忙拉关系，而不是找麦卡锡。然而她根本没有在信中提过访问张学良。我们事后孔明，自然处处看出破绽了。止庵有一句话我很认同：“我觉得有两个词特别可怕：一个‘想必如此’，一个‘理所当然’。”（见《藏拙或补拙，说话或不说话》，载2009年10月26日《南方人物周刊》）我觉得还可以添一个更恐怖的词，就是“习以为常”。

        陈子善教授曾指出：“任何重要的作家一定有年谱，但是张爱玲至今还没有完整的年谱，另外大陆关于张爱玲的传记虽有一些，但多是描述与感想，而不是建立在发现更多事实性的东西，因此内容大同小异，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见《10年后的纪念：寻找张爱玲》，载《中国时报》开卷版，2005年9月8日）以“访问张学良”一事为例，传记多是辗转参考，讹误也交叉感染，完全印证了陈子善教授当年的看法。可惜十年快过去了，情况还没怎么改善。也许要等到张爱玲跟宋淇的通信集出版后，我们才有可能读到一部可靠的张爱玲年谱或传记。

        最后，我要郑重鸣谢郑远涛，全赖他刷牙时不忘思考，才揭发了这宗现代文学史上的小疑案，也为我带来了片刻“尤里卡”（eureka）的欢愉。  （本文作者冯睎乾系张爱玲研究专家，本文原标题《张爱玲访问张学良？》。《少帅》一书中收入冯睎乾撰写的长篇评析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