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士大夫要接受怎样的“通识教育”

        余英时先生尝作妙譬，谓自读书治学而言，曾国藩没有走“专家”的道路，而是完成了自己的“士大夫之学”，庶几等同于西方的“通识”教育。渊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通识”教育，与中国传统“士大夫之学”一样，皆以塑造完美人格为最高理想，而不仅追求精于一艺的专业成就（广西师大版《余英时文集》第九卷）。不贤识小，谨就所知，对这个题目发一些谬论。

单日读经、双日读史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随即衣锦还乡，在湖南打了大半年的“摆子”与“秋风”。打摆子，谓此身已是金马玉堂中人，在家乡地方待人接物，架子很大，口气不小，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打秋风，则谓从亲戚、朋友、乡绅、土豪与地方官处，收到不少红包，吃了不少酒席。二语皆国藩自道，不是诽谤。       

        在家耍一年，他才到北京正式上班。从此，他才真正明白长安居大不易的滋味。缺钱是题中应有之义，不赘，发现自己学问不够才是最令他苦恼的事情。当然，能在严格而艰难的考试中脱颖而出，年未而立做了翰林，成为传统中国的精英，已经很不容易。所谓学问不够，不是说在当时四亿国民中，他水准如何，而是看与在京的精英比较，他水准如何。很不幸，国藩自觉不佳，生怕再不努力就要失了“词臣体面”。       

        余先生的老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在民国二十四年写了一篇《近百年来之读书运动》，解释清代道光朝以来读书风气的变化，特别选取陈澧、曾国藩、张之洞、康有为与梁启超为代表，介绍并点评他们“对后学指示读书门径和指导读书方法的话”。曾国藩在五人中官爵最高，事功最大。钱先生是博学而高明的学者，谈的又是读书问题，特意把曾国藩列进去，可以想见，国藩在发现自己学问不够以后，“困知勉行”，获得了不小的成就。       

        凡人读书皆有课程，国藩也不例外，用他的话说，就是“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日子怎么分刚柔，难道是硬一天，软一天？非也。解释很简单，就是单日与双日。不过，不是初一单初二双这样的单双，另有讲究。古代以天干计日，如甲子日，甲是天干。天干有十：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其中，甲丙戊庚壬，这五个天干居于奇位，属阳刚，故称刚日，也就是单日。乙丁己辛癸，居偶位，属阴柔，故称柔日，也就是双日。日别刚柔，最早大概见于《礼记》：“外事以刚日，内事以柔日”。单日读经书，双日读史书，这是曾国藩读书课的基本日程。      

        经书与史书，是泛称，具体是哪些书呢？国藩认为，必读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一些不得不读，要认真读反复读的书，其中以《史记》、《汉书》、《庄子》与韩愈全集最为重要。《史记》、《汉书》与《庄子》，几乎是所有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必读书，而韩集也列为必读，则体现了国藩个人的兴趣。国藩的朋友发现，在写重要文章，甚至写奏摺之前，国藩会随手抄起一册韩文，翻来覆去的看，直到看出了灵感，才开始写自己的文章。可见韩愈对他十分重要。      

        此外，还有四种必读书。先说《资治通鉴》、《文选》与《古文辞类纂》。《通鉴》是编年史，从先秦讲到五代，是国藩“柔日读史”的主打书目——他也买了二十三史，只是不如《通鉴》读的熟。《文选》是先秦至南朝的古代文学选集，《古文辞类纂》选录从战国到清代的古文（即相对骈文而言的散文），二书也在传统读书人的基本书目，不必详说。值得多说两句的是国藩自己编选的《十八家诗钞》。从曹植到元好问，从魏晋到金朝，国藩选了十八位大诗人的六千馀首诗，本来只是“私家读本”，后来也出版了，供世人参考。       

        以上是必读的八种书。然而不能只看必读书，还要看其他书，只是典籍浩如烟海，该看哪些人的哪些书呢？这就有个读书门径的问题。曾国藩说，自己在学问上一无所成，然而，对于读什么书，如何治学，却是略知门径。有的人读了一辈子书也不知道到底学问是怎么回事，学术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会不会读书的关键，就是这“略知门径”四个字。当然，略知门径之后，是不是能够登堂入室，这个就有幸有不幸了。不过不知门径却能登堂入室，这就是天方夜谭，不可信从了。国藩对读书门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正因为他的自觉，钱穆才将他列为近代读书的代表人物。读书门径，或有高下广狭的不同，但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适不适合。以此，说国藩对读书门径有独到见解，并不是在学术史的层面说他有哪些超越前人见解的地方，而只是说，这个门径很适合他自己。

文化偶像都有谁

        孔子之门有四科，叫做德行、政事、文学与言语。对国藩影响很大的桐城派，则强调义理、考据与辞章。国藩自认为明了其中的消息，乃结合桐城的三种工夫与孔门四科，写了一篇《圣哲画像记》，按照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分类，同时符合孔门四科的标准，列出国史上特别重要的三十二个人，以为读书治事的典范。       

        首先是文王、周公、孔子与孟子，所谓“文周孔孟之圣”。这四位圣人，十分高明，“不可以方体论”——即不能仅以一个或几个维度来评判他们。他们是博大精深的集大成者，综合素质特别厉害。还有四位，所谓“左庄班马之才”，即《左传》、《庄子》、《史记》与《汉书》的作者，特别厉害，高出他人一头。他们的作品是很多人创作与思考的源泉，不能局限在哪一科、哪一门。       

        上述八人以外的二十四位，才以义理、辞章与考据来分类。       

        义理，包括了孔门里的德行和政事。德行与政事兼备的，有诸葛亮、陆贽、范仲淹与司马光，都是国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另外则有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朱熹与张拭，虽然政治地位不是很高，但是，“君子之德风”，深刻影响了当时及后世的中国人，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走向。当然，选择这五个人，显然表明了理学倾向。国藩虽然讲究汉宋调和，但在他心中理学（即宋学）的分量还是要重一点。       

        辞章，是孔门的言语科，也就是后世所讲的文学。有八个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与曾固，写得一手好文章，李白、杜甫、苏轼与黄庭坚，吟得一手好诗。国藩本质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不止一次回忆，刚到北京，心里还是想走文艺道路的。当时的朋友，如梅曾亮的古文，如何绍基的书法，皆是天下数一数二的脚色。我固然佩服这两位，但是，我自信，若坚持舞文弄墨，未来我的文章，我的字，所造也必有可观，未必就不如他们。只是后来做官，职位越来越高，从军，打仗越来越险，实在没有余暇从事文艺，以此没能达到他们的水平。       

        考据，则是孔门四科里的文学，与历史有关，与制度有关，更与经济（经世济民，非今日所云经济）有关。人选略分今古，先说古人。许慎，是《说文解字》的作者，郑玄，笺注很多经书，二人是非常重要的汉学家（汉代之学）。然后是杜佑与马端临。杜编《通典》，马编《文献通考》，是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重要著作。这四位相对国藩来说都是古人，最近的马端临也是宋元之际的人物了。再说“今人”，尽管也隔了数十上百年，然皆属于“国朝”，所以说是今人。顾炎武，清初大学者，国藩将他列在考据门，更重视他在史学的贡献。秦蕙田，撰《五礼通考》，此书对国藩影响甚巨，在日记、书札与笔记中常能看到他讨论此书的内容。姚鼐，是桐城派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是著名的小学家。

        对这一门的人选，钱穆极表赞扬，说曾国藩很有眼光。清代考据最重小学（文字、音韵与训诂），所谓读书须先识字，又所谓一字不识学者之耻，人选中以许、郑、二王最为擅长。但是曾国藩把杜佑、马端临、顾炎武、秦蕙田与姚鼐这几位似乎不属正宗的学者也放到考据阵营里，那么，用钱穆的话讲，这就是“在经学之外扩开了史学，在校勘训诂之外又辟出了典章制度，把考据的范围扩大了”。一旦扩大，对于古代社会，乃至当代社会的理解，就会不一样。所以他说，曾国藩在这方面的见识是非常高明的。      

        这些圣哲是国藩的文化偶像，他们的著作是国藩的文化资源，了解这些人的事业与学问，对于了解曾国藩来说是很重要的前提。然而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不可能通读这些偶像的著作，是一件憾事。幸好曾国藩做了精选本，便利读者。一是前面讲过的《十八家诗钞》，再就是《经史百家杂钞》，不仅选了《圣哲画像记》里三十多位圣哲的作品，还选了其他重要人物的文章。看这两个选本，我们大致也就知道曾国藩都读过哪些书，重视哪些作者，喜欢哪些作品。他一生学问的基础，也几乎都在这两个选本了。       

        不过，曾国藩的学问在学术史排不上号。用钱穆的话讲，是“切实处多，高明处少”。不说主观，只说客观，国藩没有成为大学者，有这些原因。      

        第一，他的少年时代，读书的环境不是很好，所读主要是教科书与教辅材料，用来应付考试，而一定程度的博览几乎是成为学者的先决条件。他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才借钱买来二十三史，才有机会认真读史，这是那些书香世家决不会碰到的尴尬情况。直至道光二十四年，距他入翰林已历五年，他还在读《后汉书》、《王荆公文集》、《归震川文集》与《诗经大全》，这些书却是其他博雅的同事早在少年就已毕工了的。

        第二，中年之后，他创建湘军，日事戎马，没时间也没精力去认真读书。常言虽说湘军是上马杀敌下马读书，但这说的是激励将士，晓以大义，不要以为参军就是为了烧杀抢掠，而应有一些精神追求。作为统帅，每天要筹款，要指挥作战，要应付各种关系，不可能认真读书做学问。不仅是曾国藩，他的幕客与将帅，只要长期在军中，还能做出大学问的，基本上是没有的。还有独学无友的问题。幕府的宾客，究以功名之士为多，纯粹的读书人很少，切磋学问的时间也很稀罕，于是，他并没有深造学问的环境。

       第三，个人兴趣偏于文学，而不在学术。虽然也读《五礼通考》，也看典章制度，出发点却不全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因为他在北京做官，常常兼任两个部门的侍郎，出于工作需要，不得不去了解古今制度的变迁。他真正爱读也常读的，仍然是诗文。他的学问虽不能在学术史有地位，但是他在文学的成就，在近代文学史是有地位的，甚至有说他开创了湘乡文派的。我们看看各种文学史，再看看各种学术史，就能明白。

日常修炼八事

        曾国藩是士大夫，他的士大夫之学，读书固然重要，但不仅限于读书，还要治事，还要修炼。上班打卡就不说了，说说八小时以外的修炼工夫。去年岳麓书社出版了增订《曾国藩全集》，收入旧版所没有的《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部日记就记载了不少如何修炼士大夫之学的内容。       

        这部日记是一个课程表。合二页为一日，每页四栏，各有标题（即日课），依次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与回信。有事则记，无则从缺。

        这段时间他读书有两个特点，一是多读经济之书，如治河、漕运、礼制、钱法之类，且极有针对性，如听闻广西发生暴乱，即开始读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琢磨治军用兵之法；一是根据儿子的教学进度，顺便给自己补课，如教儿子读《尚书》，对拿不准的地方一定预先温习，决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理学家讲究每天都用一些时间来静坐。但我们从日记看曾国藩静坐，往往不过是打了个盹，而非静坐常思己过，或静坐以游太虚。如此则违背了静坐的宗旨，他常会自责。

       属文即写文章。文章不一定天天写。大致分两种，一是为朋友写的序跋，偶也自定题目写上一篇，还有一种，则是奏折。作字，大部分是为人题写联匾。传统士大夫的社交，很多时候是通过题赠书画的形式完成的。且多少还有一些润笔费，可以改善家庭财政，因此作字还是比较多。

        办公，其时他兼任礼、刑二部侍郎（略当今日之副部长），政务繁忙，办公对客无暇晷，可想而知。

        课子，就是指导儿子纪泽读书。一般在睡前，纪泽过来，或背诵日间学习的《尚书》与《诗经》，或复述《资治通鉴》里的故事。

        对客，一是在家里搞接待，一是出门拜谒各界贤达。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几乎每天都要出门拜会他人。对客既如此频繁，必然耗费大量精力与时间，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完成其他几项，日常生活是绝不轻松的。

        与对客性质差不多的是回信。家中每隔半月向他报告家里的景况，他也按时向家里报告自己的情况。寄自北京的家书很重要。要了解政治中心的情况，对于生活在外省尤其是乡间的人来说，日常只有这个途径。家书读者也不限于亲属，只要其中没有特别隐密的事或者国家机密，家书是要拿给朋友甚至地方官绅传观的。家书之外，还要经常给朋友写信，尤其是所谓道义之交，大家在信里讨论哲学与文学，政治与情感，交换各自的见闻。这种信往往很长，能写几十页，几千字，都是当正经文章来写，很费神。还有礼节性的信函，尽管拟定内容轻车熟路，但因为对格式有要求，须作端楷，他还请不起专司笔札的人，也很费神。

        略作统计，几乎每天都记的，有读书、办公、课子、对客四事。

        这部日记记录了道光末年至咸丰初年，共两年多的事情，内容虽然简略，但完整展示了他如何修炼自己的士大夫之学，让我们能看到所谓理学家的“工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未来他的日记，格式不再这么规整，纸上也不画格子，但是所记的内容并无变化，还是这些事，除了不再课子。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这些功课，直至逝世前夕。这就是曾国藩士大夫之学的纲目。

        或者会想，既然曾国藩是这样干的，那么一般的人，也列这几条功课，持之以恒，几十年做下来，是不是也能成为士大夫，也能成为一个有他那么大成就的人？曾国藩回答了这个问题。咸丰元年七月二十日，他写了一幅对子，作为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尝试解说数语。曾国藩似乎在说，人生并无中间道路可走，不向上，即是自甘下流，做不了圣贤，就必然是禽兽。在圣贤与禽兽之间，选择做一个普通人，在他看来是不可能的，是自欺欺人的。那好，且往圣贤路上行去，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呢？下联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他教你只管去做，不要管最后是不是能做到。但是你若不做，终究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