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论｜贬值、隐形与斗争困境：未来工作夹缝中的医疗照护

目前正在第十三届上海双年展开放公众参与的《浮萍定海：去中心化的关怀社会长什么样？》剧场游戏，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作为玩家、观察者、演绎者，共同进行一场替代人生和未来社会的预演。本次游戏项目的出发点是为了让人们体验名为“关怀家互助网络”的社会系统，该系统（reunionnetwork.org）自2017年起就试图勾勒一个去中心化的关怀社会的蓝图，为非亲缘互助关系提供法律承认和福利支持，以应对老龄化和原子化社会的未来；同时以多种媒介和形式参与替代性经济、公民权利、心理学、设计理论、技术伦理等方面的跨界研究和实践。

在“关怀家互助网络”的社会系统设计中，长期的相互照护是一种被社会体系承认，并能通过一种名为“互助币”的关系货币来获得部分经济补助的关怀劳动形式。在探索这个体系下关怀劳动意义和定价的同时，我们也想理解目前经济设定下的市场化医疗照护，特别是旗下从业者的劳动境遇。在对未来工作的设想中，新兴职业、人工智能和机器换人吸引了大量目光，照料这类似乎过于传统的劳动尽管将继续存在，却常常被科技术语和生产中心的分析所遮蔽。希望本文能对未来工作的讨论做出一定补充，为“关怀家互助网络”的落地提供一些劳动社会学的背景。

关于游戏和系统的更多信息见《“浮萍定海”主创谈：一个关系中心的社会是什么样的？》。本文作者为游戏主创之一和系统学术顾问。

“浮萍定海”剧场游戏现场。摄影 | 潘燕楠

历史学者Gabriel Winant的著作《下一次转型》（The Next Shift）的开头转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私人集团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Medical Center（UPMC）离奇的“裁员”故事。2013年，面对劳资纠纷，理应至少雇佣八万多人的UPMC突然宣布旗下已经没有任何正式雇员。这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合同运作，这些雇员已经纷纷被转移到旗下的劳务外包公司。相对之前将近20美金的时薪，一些不稳定合同工的工资换算成时薪不足7美金，缩水了一半以上。

UPMC的故事不仅反映了美国的现状，也日益成为全世界照料产业劳工的缩影，ta们数量庞大，劳工待遇却停滞不前甚至节节滑坡。崛起的精英和中产阶级需要购买更多的医疗照护服务，但市场需求的飙升却伴随着劳工权益的进一步缩水。在全球步入老龄化，20多亿人口需要照护的今天，人们谈论着养老、育儿、健身和精神健康的不可或缺，却极少因此溯源照料劳动由谁承担，照料劳工自身如何生活。正如Winant总结的，“照护劳工无处不在，却又无迹可循。ta们照顾着别人，却无人来照顾ta们。”

照料工作的增长与贬值

照料产业的膨胀与劳工待遇的停滞，似乎构成了一个略显矛盾的循环因果链。通常来说，更抢手的工作应该与更高的薪资待遇绑定，但照料劳动似乎违背了这样的趋势。

例如，过去十年美国职业中增长最多的就是医疗照护领域的劳工，数量总和于2017年后已经超越了生产性行业和零售业。这些职位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医生护士、月嫂家政，还有诸如紧急救助、心理辅导、运动康复、临终关怀、甚至整理收纳等一系列的长期和临时工作。除了数量占比极低的部分医生和新兴咨询师，这个产业中的劳工共同面临着低薪的困境，八成人年收入不足30000美金。事实上，在美国增长最快的职业中，没有一个年收入超过31000美金，远低于全国收入中位数，也不到女性劳动者的平均薪酬。2015年的数据显示，职位增长最多的家庭护工九成为女性，一半以上为有色人种，其中位工资仅为13300美金，四分之一人口挣扎在贫困线下。

中国的数据反映了类似的趋势。尽管传媒与中产不断惊叹家政照护行业工资的上涨，事实上这种涨幅并未跑赢通胀率。与许多朝阳行业同期相比，市场化照料行业的薪资增长十分有限，不仅收入低于全行业平均值两成多，待遇有普遍增长的也都集中在家庭教师、宠物护理等中产知识性工种，这些工种待遇的上升冲淡了其他劳工的困境。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工资上涨的敏感，只是进一步折射出对进城务工群体的污名，以及低薪服务业工资理应维持低价位的预设。相对而言，金融、电子游戏等技术领域工资的快速上升则被视为理所当然。

照护的高需求也在催生产业内部的分层，这种分层将缺乏文化资本的移民、育龄妇女和老年劳工进一步压缩进食物链底端。在对本世纪初以来郑州纺织业女工职业迁移的研究中，社会学者董一格描画了流入城市家政行业的前产业女工的不同命运。多为本地人的幸运儿可以做工资最高的月嫂，大部分移民工人则被迫在薪酬更低的家政岗位上徘徊。而一旦与自己家庭内的无薪照料劳动冲突，所有人又被迫涌向最不稳定的小时工。Adia Wingfield的著作则表明，在美国，医疗照护产业的发展伴随着职业内部深化的种族和性别隔离，黑人和女性去往经济效益更差的公立机构，占领着低阶职位，还要被迫承担组织中无薪的平权工作（Equity work）。

传媒往往以猎奇的眼光聚焦所谓的高端家政，用高学历、会英语、新式教学、金牌管家、家庭整理等标签洗刷公众对市场化照料劳动的刻板印象，中介平台也以此为卖点试图提高旗下劳工的议价权。殊不知这种承认既有性别、种族、阶级分工的逻辑推演只会进一步加深对照料本身的污名化，仿佛只有照料与其他高技术、高审美任务和工种混搭的时候，它才可能获得更高的综合定价。

美国护工

未来工作版图下照护的多重隐形

个人照料产业的膨胀也是去工业化和后福特制就业趋势下最关键的一环，产业工人队伍萎缩后，一个男性劳力养活一个核心家庭的家庭工资（Family wage）制度瓦解，更多女性和移民进入照护产业，工会力量衰微，工资随即下跌。

在特定老工业区，从美国宾州到中国东北的铁锈带，医疗照护甚至养生诈骗经济的发展也构成了当年产业工人阶级衰老疾病的苦痛症候之一。大量中产家庭出逃，留守的产业工人要么转型为待遇更差的照护工，要么在慢性工伤和精神疾病中老去，等待前者的服务和照料。Winant针对美国的分析也显示，越是历史上的重工业区，向医疗照护行业转型的程度就愈剧烈。

相对经历了家庭工资全面崩坏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美国有色人种和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待遇落差没有这么剧烈。在中国，特别对于青年务工群体而言，从工厂工地的巨兽中逃离到自由无保障的服务业和零工领域，似乎不算一个被迫和糟糕的选择。但阵痛烈度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以照护为代表的低薪服务业领域不存在剥削，而只说明对不曾享受福特制的劳工而言，社会从来都是无依之地，ta们甚至没有一个过去的黄金时代可以缅怀。

不管是机器换人还是幽灵劳工，主流劳工和政治辩论中围绕自动化影响的话语，在无意中扭曲了当代工作转型的趋势。机器换人的讨论多关注自动化导致工厂劳工永久失业，幽灵劳工则是围绕人工智能无法解决的最后一英里问题，指出机器会创造出负责情感沟通、维护数据和算法的新工种，比如数据归类标注、在线约会代理、自动驾驶维护等。后者虽然补充了前者线性取代的偏见，却未能勾勒出自动化对工作结构的重塑，特别是对各种低薪工作分布的影响。

数据显示，1980年代末是美国产业结构的拐点，此后自动化开始不成比例地影响到低收入劳工福利，不断拉大精英和底层劳工间的差距。追踪美国私营部门工作质量的指数JQI，自1990年以来都在稳步下跌。欧洲1980年代以降，在自动化替换了大量劳工的同期，餐饮、照护等传统低薪服务业从业人员数比例一直在大幅上升。又比如在中国大城市，2017年后女性为主的低收入岗位占比一直在提高，疫情更让这个比例迅速涨到了四成多。新出炉的数据也显示，中国最缺工的职业中，餐馆服务员、保安保洁员、家政服务员等低薪服务岗占据了前十，因而这与人工智能的发展并不冲突。在可见的未来，机器不仅将创造出更多人机互补的新工种，也将继续变相鼓励低薪服务领域的无序扩张。

从职业分层的历史看，一个工种是否属于高技术、高工资的类别，与这项工作是否容易被机器替代，是否创造更多社会价值都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工种从业者的特征与工种被精英垄断的难易程度才是关键。一项职业一旦涌入大量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这项工作的薪酬就会自然贬值，这在医疗、教育、编程等领域的发展史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而一种工作越不能通过大学文凭垄断，离家庭和再生产越近，不管从事的人是否是女性，都会被定义成低薪的劳动。

最大的讽刺在于，被定义为高技术的编程、金融交易，以及被认为是白领的文书等劳动反而容易被机器学习和操作，而照料孩子、清洁厨房等所谓的蓝领低技术工作则由于工作内容的多变和直觉性，短期内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前者的缩水将劳工挤向后者，蓝领职位工资的下降又提升了采用机器的相对成本，从而反过来阻碍了服务业的自动化。企业以自动化换人为噱头，又可以进一步吓阻劳工争取更高的福利。这就导致高技术部门自动化的使用和服务业低薪工作的蔓延形成了互相激发的恶性循环。

上海某高档小区附近。作者供图

医疗照护劳权斗争的矛盾

在新冠疫情与工作的讨论中，作为物流的必需性工种和劳务空间流动的受阻与重构得到大量的学理关注。的确，外卖和快递平台们在疫情下成为了就业蓄水池，而亚马逊、京东等电商巨头也以此为契机扩展着自己的仓储和运输帝国。

然而从劳动力数据看，物流的增长只是整个未来工作版图中的一块，并不能涵盖整体的趋势。在欧洲，尽管电子商务导致物流行业从业人数增长将近50万人，可以吸收掉不少流失的制造业岗位，但同期职位方面增长最多的依然是个人照护 （Personal care）类，数量高达300万人。同理在中国，物流近年来每年新增180万左右的岗位需求，但对家政、医护的需求，则一下跃升到了3000多万，大城市的缺口尤其严重，这远远超过了快递外卖等领域现有和预测劳工数量的总和。

物流吸引更多注意力，背后也是社会和学界对男性主导行业偏爱的折射，这些职业尽管多属于蓝领，在公共场合的能见度确实更高，与社会生产面向的互动结合也更为紧密。这些行业的罢工和维权，也往往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去年以来全球物流劳工都面临着更高的劳动强度和权益的侵害，因而也引发了频繁的自发性野猫罢工与工会斗争。

然而同期，从韩国和津巴布韦，医疗照护从业者的抗争却未能获得同等的关注。人们对照护从业者的关心局限在赞赏ta们危难中的无私奉献，而不是呼吁提高其劳动待遇。在美国，照护工人在20世纪的劳工运动史上扮演着中坚力量，ta们在原子化的工作环境下推动了跨区域的联合和跨国立法。但在新经济下，互联网巨头的争议吸引了大部分目光，与亚马逊罢工和工会运动同期发酵了一年多的各地护士工运只得到了地方性和独立媒体的跟进。

在一些特殊情境下，照料劳工的命运还会被其他社会正义运动误伤。例如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残障权利运动中，以Rolling Quads为首的高校组织支持残障消费者应该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家庭护工，包括自己的朋友。这虽然提升了残障人士的权利，却不经意间传递了护工是低门槛低技术工人的形象，也不幸帮忙推动了家庭照护领域的灵活用工。本该联合起来的少数群体，却陷在雇佣关系中走向了利益的对立面。

哪怕不存在与其他运动的利益抵牾，照料劳动与服务对象的高度关联也让劳工的诉求经常面临道德两难。今年来缅甸医护的罢工是其中最凸显的案例，一边是等待救助和照护的病患，一边又是需要合力抵制的军政府，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和民主体系的安危相互矛盾，医护们不得不在内心撕扯中参与每一步行动。然而，即使不是每个劳工都会遇到如此极端的抉择，ta们的日常抗争也会面临遗弃照顾对象的指摘。

时至年末家政市场价格开涨，保姆等待客户上门。

尾声

只要人们依然将工作视为维系生活、定义人生价值的根本手段，自动化和社会对失业所做出的政策反馈，就将源源不断地输出以照料工作为代表的低薪劳动。传媒对自动化和新兴职业的热捧，模糊了社会上大部分人工作谋生的趋势和现实。在技术和社会偏见的双重挤压下，未来最主流的工作不是写字楼里的白领，也非维护自动汽车的质检员，而是所有人之间的互助与照料。这种互相照护以何种组织形式和意义存在成了绕不过的母题。这既可以导向一种反乌托邦的未来，也可以成为我们重新思考工作和关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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