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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后,轮到“80后”支援非洲了
【编者按】
1963年12月和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两次访问非洲,相继提出中国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发展关系的“五项原则”和对外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标志着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正式形成。
50年后,有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非洲工作生活,非洲也已成为中国高端游客的热门旅行目的地。
本文作者黄璟是一个80后,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曾任职于麦肯锡咨询、德意志银行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2010年她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西非工作半年,作为志愿者参与当地农民的小额融资工作。从她的实地工作见闻中,我们可以管窥众多在非洲工作的中国人的艰辛和收获。
黄璟介绍说,中国人心中的非洲是大草原和猎豹,那只是一部分的非洲。西非是目前南非以外最有活力的地区,由于人口众多、市场广阔和资源优势,成为非洲增长的引擎。
本文由作者的微信公众号“瑾璟有叙”(微信号:Purposeful-life)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登。
2010年1月20日,阿克拉预热
在北京办尼日利亚签证很不顺利,尤其是那个狗屁HIV/AIDS测试,从头到尾就是个骗钱的营生(具体细节不记得了,就只记得大冬天跑了好几趟使馆和北京公证处,和我有没有艾滋病没有半毛钱关系),眼看着赶不上出发的日子了,没办法,只能施展美人计,跟尼日利亚使馆的签证官套了套近乎(厚颜无耻地向人要了手机号码),结果立即给我开了个绿色通道,原本两周才能出的签证,两天就出来了。这速度,把门口的中介们惊到了,纷纷向我讨教要诀……
有生以来最长的一次飞行,从北京到迪拜,再从迪拜到阿克拉(加纳首都,我先去加纳参加入职培训)。中间转机停留若干小时。眼看着从大半架飞机的中国人到迪拜,变成了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从迪拜飞阿克拉。非要这么孤独吗?在一飞机乌泱泱气味氤氲的异乡人中间,我发出了一声叹息。
2013年8月,加纳首都阿克拉街头,一位头顶货物的男子。 东方 IC 图
百转千回以后,我终于搞清楚了自己将要驻扎的地方,是尼日利亚的Akure-——这个也许你在谷歌地图上都不一定有机会找到的地方。虽然尼日利亚使馆的签证官说那是个很不错的地方,虽然TechnoServe(我服务的NGO)的同事说那里的生活条件比Lagos(尼日利亚目前的经济中心,曾经的首都)要好得多,只是尼日利亚在非洲是出了名的混乱,再赶上《第九区》的添油加醋(这是一部以南非为背景的科幻电影,其中提到了和外星人做生意的尼日利亚人。我和我的搭档Kate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断断续续地用当地网络从iTunes上下载下来,作为了解尼日利亚人的一部分教材),以及从Lagos到Ibadan的据说足足5小时的汽车路程(与世隔绝ing)——我决定:做一个彻彻底底的宅女,以我带去的两套DVD和8本书为生……
接到朋友们的问候,大家都关心我在非洲是否习惯。其实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答案是:挺好(后来证明是:第一周挺好)。也许最重要的是,我来的时候没有任何预期,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其实自己是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比如我超爱现在住的酒店的早饭,有很好吃的红烧鱼块和萝卜丝炒饭(OMG,现在的我已经不能理解为什么早上吃红烧鱼块……),还有很甜很甜的木瓜;中午有草吃,还有金枪鱼和牛油果三明治;也有本地餐饮,可以在街边买到很甜但就是皮比较硬的桔子;晚上和同事们到城里喝个小酒,在这里,啤酒和可乐是最安全的饮料,到了晚上,就变成了我们的主食,所以到现在大家说到喝啤酒,我首先想到的都是,哦,曾几何时那不是我的晚餐吗?
虽然生活比较单调,信息量也明显少了很多(由于网络并不是特别好),但由于我每天的睡眠质量都好得吓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不适应的地方。(回想起来一定是前几年在麦肯锡的日子给折腾坏了,一下子过上了无压力的生活,可怜的孩纸)除了今天妈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很吃惊地问我,尼日利亚的总统外出治病的时候失踪了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倒霉蛋,几个月后被发现已经翘辫子了,直到现在,对他的死因还众说纷纭。)拜托,现在邮箱里《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每天说的都是亚洲和中国,我哪里有机会知道非洲国家丢了几个总统……
只是要过一个像样的日子,生活在非洲并非易事,这里的花费不亚于上海和北京。比如我在阿克拉住的一个莫名其妙的airside hotel 一个晚上要120美元,心里算算,在上海都可以住有corporate rate(酒店协议价)的五星级酒店了。中午一顿饭要吃掉10加纳币(折7美元)和北京嘉里中心楼下的日本桥的lunch box不相上下。同事们住的公寓一个月要4000美元的月租……你们一定难以想象哦。
由于附近没有货币兑换所,我就提出和当地的同事们换钱。一开始他们无动于衷,后来当我说到愿意以酒店的汇率向他们兑换时,立马主动找我换加纳币了……打出租的时候一定要在上车前讨价还价说清楚,并且一定要遵照拦腰砍的原则。TechnoServe发给我们的30美元一天的生活费,现在看来并非高得离谱,而75美元的住宿费估计也只够让我们有个住处。所以说是西方人自己给自己挖坑,也不是没有道理——当地人笃定了会有这种花费能力的一定是外地人,并且他们毫无别的选择。
Kate、 我、Antonello还有Amir四个人,将要分别去到尼日利亚、科特迪瓦和加纳,开始这一次由世界可可协会(World Cocoa Association)以及盖茨基金会赞助的Cocoa Livelihood Program,与其他若干家NGO一道,为帮助西非五国的可可豆农民提高产能,改善生活质量而工作。我们将要从技术、商业、金融、信息等各个方面介入当地的可可豆生产和农民的生活。
培训的最后一天,我们每个人发到了一块加纳当地产的牌子为Golden Tree的巧克力。这是作为可可豆主产国可以说唯一的自产巧克力品牌,市面上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牌子:吉百利、雀巢等等(有意思的是,在中国非常畅销的德芙,我的美国和非洲朋友们却都没有听说过)。因为非洲国家的恶劣条件很难生产这种精致的食物,而且其国内消费能力也远远没有高到能把巧克力作为日常零食来消费。这让我想起了白居易的“卖炭翁”。不知道有多少日夜为可可豆辛勤劳作的人最终真正品尝过巧克力的甜美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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