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语文教师樊阳：四地迁徙，两代轮回，何处是故乡

        不久前，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樊阳人文公益讲坛”创立人樊阳出版了新书《哪里都是杏坛：一个人文教育践行者的足迹》，汇集了自己从事人文公益讲坛23年来的心路历程。

        自2011年受到多家知名媒体关注以来，樊阳的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曾荣获全国模范教师、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中国教育报》2011年度全国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影响中国年度人物提名等荣誉。如今，他的人文教育理念和实践早已在全国教育界享有美名。

        然而，他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教育者的，外界知之甚少。于是在一个阴天的下午，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来到樊老师就职的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请他讲述家史。

        采访约在樊阳的办公室里进行，期间不时有学生推门进入，请樊老师检查作业。对于每位同学的作业，樊老师都会认真检查并作嘱咐。他对学生说话时，严肃的神情中透出关爱。

        樊阳虽然长年在上海的中学教书，却讲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丝毫没有南方人的口音。后来在采访中才得知，他的妈妈是北京人，他从小在一座四川工厂长大，而那个工厂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从北京迁来的。

        樊阳的讲述主要围绕着父亲展开，从上海开始，先后辗转北京、广元、咸阳等地。他对于父辈的了解，一部分源于亲身经验，一部分源于父亲的回忆。

采访间歇，樊阳在办公室为学生检查作业。

二战结束时父亲得到犹太人的亲吻

        樊阳的父亲樊恭瑛1930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是浙江奉化溪口镇。大约是曾祖父那一代人到上海经商，稍有积蓄后，在虹口区梧州路买了一些房子，家族这才移民到上海。结果樊恭瑛7岁的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们家的房子不幸被日本飞机投弹炸平。

        家道中落后，樊恭瑛一家就搬到了位于长阳路的仁庆坊，那是一个很典型的石库门里弄。二战时很多犹太人逃难，就聚居在那一片。

        樊恭瑛当时上的学校就是现在的市东中学，这所中学的前身是晚清上海道台聂缉椝之子聂云台于1916年创办的“聂中丞华童公学”，1941年改名“上海市立缉椝中学校”，1951年定名“上海市市东中学”，现在是一所重点中学。

        有一天，樊恭瑛的三叔看到他在画画，觉得不错，就对樊阳的祖母说：“大嫂啊，这么大的孩子为什么还让他吃白饭？干脆跟我去学徒吧，还可以减轻些家里的负担。”于是，父亲14岁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三叔去学印刷。

        紧接着在抗战结束时，樊阳后来听到父亲回忆说，“犹太人比中国人还要高兴，他们欢呼雀跃，不认识的人也在大街上相互拥抱、亲吻”，他自己就得到过犹太人的亲吻。当时，因为大批犹太人要回到故土，就开始买卖东西，父亲亲眼看到犹太人做生意真的很讲信用。

        樊恭瑛做了一年的印刷学徒之后，觉得前途渺茫。正巧他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当时霞飞路（后更名为“淮海路”）上有一家无线电行招人，那时的无线电就像现在的IT业，是很时髦的职业，而且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最后，樊恭瑛在报名的200人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这家公司招收，学习无线电维修，而这门技术也成为他后来一辈子的饭碗。

        在樊阳幼年的记忆中，家里最多的东西就是无线电零件，它们似乎堆放在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且被父亲分门别类，管理得特别细致。“父亲不是一般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而是靠技术吃饭，大家都夸‘小樊师傅很能干’，再加上人长得也帅，因此特别受到老板的赏识。”这段时间，因为樊阳的爷爷经常处于无业状态，所以父亲就成了家里主要收入的来源。

        

为变成国企职工，父亲自愿离开上海

        1949年后，樊恭瑛一家从仁庆坊搬到了位于和平公园对面的鞍山新村（临近打虎山路），当时那批房子俗称“两万户”。这是缘于上海市政府根据中央“要解决大城市工人住宅问题”的指示，在杨浦和普陀两区建造了大批约可容纳2万户左右的工人住宅，厨房和卫生间全部公用。如今“两万户”早已消失，同样的地方建起了高楼，名为“和平花苑”。

        樊恭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和当时一般的青年人一样，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向往国有企业，因此他在1956年背着父母做出了一个决定——报名参加“支援内地建设”，因为这样就可以从一个资本家的企业转入国有企业。

        樊恭瑛原先准备进入的是长春的一家苏联支援建设的企业，后来因为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而不了了之。这样，他就被分配到国营北京电子管厂，厂址设在北京东郊酒仙桥，当时厂里就有上万名职工，是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子管厂。

        当时樊恭瑛与厂里签订了5年的劳动合同。在大炼钢铁运动时期，他因为对此做法有些微词，就受到指责，樊阳觉得从那时候起，父亲的性格开始发生变化，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家庭。

        “5年的合同到期之后，很多工人都闹着要回上海，但是工厂离不开父亲的技术，领导为了留住父亲就给他特批了一套房子，以便让他结婚安家。”樊阳说。

        樊恭瑛一生有过两次婚姻。1959年第一次婚姻是和一名劳动模范结合，但她由于工作过度劳累罹患胃癌去世，留下三个女儿。1968年底，他又经介绍与本厂的一名女工结婚，后来生了樊阳兄妹，“母亲也是第二次婚姻，而且是叶赫那拉氏的满族人，祖上可以追溯至慈禧的内臣，也算贵族出身。”

        樊阳的母亲上一段婚姻生了两个儿子，这样算起来樊恭瑛共有七名子女，樊阳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六。      

支援三线建设，回忆山沟里的童年

        关于樊阳的出生，还有一段颇为曲折的经历。

        当时父母所在的车间要迁到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其实樊恭瑛一开始想把樊阳生在上海，所以在从北京到四川的路上，专门绕道上海，结果樊阳的母亲到上海后看到父亲老家拥挤的居住情况，就决定还是先到四川。

        1969年8月，樊阳就在父母抵达四川广元的第三天出生了。当时工厂的建设刚刚起步，许多基础设施还未完善，樊阳是在一个临时医疗点降生的。值得一提的是，等到父母到广元后才发现他们并不在工厂迁移人员名单里面，说到这里，樊阳不禁自嘲是“北京的弃儿”，感慨造化弄人。

        广元，古称利州，位于四川省北部，素有“川北门户”之称，也是女皇武则天的故乡。但因为广元地处秦巴山区，地质条件并不适合建设工厂。厂内生活区房与房之间全部是用楼梯连接，很少会有平地。

        就这样，樊阳开始了山沟里的生活。谈起儿时的衣食住行，樊阳记忆犹新，“前后左右都是大山，交通闭塞，物资匮乏，吃饭生火也要依靠从山里面运出来的圆木，我因为年纪小，所以还没劈过柴。”饥饿感占据了樊阳童年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兄弟姐妹整天想的就是怎么去山里摘些野果，要么去“偷些”家里的饭食。那时整个厂区唯一的商店叫“东方红商店”，在山的东面。

        樊阳说他现在身体不太好，有一部分原因是小时候艰辛的环境。幼年时，他对晚上去厕所会非常恐惧，因为要步行到没有路灯的半山上去，经过大片的玉米地，风吹过树叶的“哗哗”声尤其令他不寒而栗。“厕所里面自然也是污秽不堪，夏天还能看到蛆虫从粪坑里爬出。更可怕的是，当地农民由于贫穷，还有溺婴的现象，所以有时还能看见死去的婴儿。”

        迁到四川山里之后，身边四个子女，加上留在北京、上海的三个孩子，沉重的负担让樊恭瑛的脾气也开始变得暴躁起来，但樊阳因为从小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所以基本没有挨过打。只有一次例外，那是由于樊阳捡了一些街头摊贩掉落的花生，结果被父母得知后痛打。在父母的眼中，捡的东西就和偷的一样，丧失了基本的做人尊严。

        樊阳小时候是由外公带的，外公因为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所以非常孤独。外公说过一句话，樊阳印象极为深刻：“现在只有我们小樊阳能和姥爷做伴儿了。”而小樊阳并不懂“做伴儿”的意思。

        樊阳第一次离开广元是由于4岁的时候外公去世，母亲带他把骨灰送至北京。后来听母亲说，到西安转车时，母亲第一次给樊阳买了一根冰棍，结果他因为以前从没见过，所以一直不敢吃，直到冰棍慢慢融化掉在地上。

        1976年，樊阳开始进入广元109厂子弟小学读书，先是春季制，由工宣队带领学生念毛主席语录。后来到秋季制开学后不久，毛主席去世，开课前老师和同学全体起立，面对毛主席像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悄然变为“毛主席永垂不朽”。

        口号不仅要喊，还要会写，但对于刚上学的小学生们来说，“永垂不朽”的“垂”字因为笔画繁复，不好掌握。樊阳记得同桌就怎么也写不好这个“垂”字，而他会写，心里不免洋洋自得。

        樊阳还记得第一次看电视是因为毛主席去世，全厂开追悼会，在山上的信号发射塔下有一个电视，“父亲把我举过头顶，我第一眼看到的电视画面是毛主席的头像”，樊阳对此记忆颇深。       

父母离异，奋发学习，最终考入四川大学

        1980年2月，樊恭瑛一家在别人的帮助下，终于离开了广元的山沟。当时在陕西咸阳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彩电显像管总厂，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调入这个厂子。

        当母亲带着樊阳来到陕西时，正值刘少奇平反，给樊阳的冲击也很大。他从小对刘少奇的印象就是被画成酒糟头鼻子的漫画形象，而且是“叛徒、内奸、工贼”，内心很疑惑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了“伟大的革命家”。

        就这样，随着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樊阳在咸阳生活了七年，直到1987年考入四川大学中文系。在咸阳期间，父母因为性格不合，最终在樊阳初一时离异，樊阳随父亲生活。

        父母的离异促使樊阳发奋学习，改变家庭状况。樊阳印象中父亲那时在生活上节约到可怕的程度，家里连肉都很少吃，偶尔才吃一次鸡，结果积攒了一辈子的钱最后因为贬值其实也没剩下多少。“1956年，父亲从上海到北京的时候，工资标准是98.35元，那时一般工人的薪水不过二三十块钱，要是老工人可能会拿到五六十元钱，所以父亲直到退休也没涨多少工资，心态自然不好。”

        樊阳从四川大学毕业后，先是回到咸阳的厂矿中学教书，后来由远在上海的姑姑牵线，才来到上海工作。樊恭瑛晚年的最大心愿就是回到上海，因此等樊阳在上海结婚后，他就搬来上海居住，他曾非常自豪地对上海的亲戚们说：“我26岁离开上海，我儿子26岁回到上海。”但一年多后，父亲即因病去世。

        在谈及父母对于自己的影响时，除了做人的自尊、做事的严谨之外，樊阳最感激他们的是虽然一直身处厂矿单位那种程式化的生活环境，但从小父母没有对他施加过多的约束，而是任其自由发展，使其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一路成长。

        同时，父母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内地三线建设，漂泊异地的经历，既让樊阳经受磨砺，也让他在无形中增强了对这片土地的感情，让他更珍视改革开放后的社会环境，并拥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这些都是他日后形成自己教育理念的关键因素。

        “我从来为自己有五六个故乡而充满自豪。但父亲这一生的命运随着国家的历史巨变而漂泊异地，几番沉浮，当终于回到故土，却积劳成疾，永别人世……他不过是无数上海游子中的一位。”樊阳最后遗憾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