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给了我父亲一样教诲的傅惟慈

        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国热潮，熟悉的老同志中，一心想到国外去看看的，除了老画家柯明，还有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傅惟慈与柯明同年，也是今年逝世，92岁，能活到这把年纪，很不错了。

        只知道傅惟慈是满人，他的家庭背景不太清楚，想来也不会太糟糕，一个能学会几门外语的人，不花点银子达不到那境界。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英文好，还是德文更好，在这一点上，很像翻译界的老前辈鲁迅。当然，傅惟慈名声最响的也就是翻译，选择作家眼光独到，我们都喜欢他看上的外国作家，顺带也喜欢上了他。

        最初知道傅惟慈，是“文革”后期。他是我堂哥三午的好朋友，常在一起玩外国音乐，一起胡说八道。“文革”后期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这时候，极左是大背景，没文化是总趋势，然而总会有那么一小撮人，沉浸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傅惟慈当年的标签就是“翻译过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人》”，这也是他人生中得意的一笔，翻译这本书时，他不过三十多岁。

        我最初的世界文学知识与傅先生有关，那时候高中刚毕业，待业在家无事可干，成天看外国小说。他知道的很多，就给我和三午布置题目，让我们写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百本外国小说。这样的题目搁今天，一点意义都没有，在1974、1975年，应该说还是有相当难度，那年头，看过一百本世界文学名著的年轻人并不多，毕竟我只是个十七岁的文学少年。

        开始凑数字列排行榜，前五十本书最容易，争议也最大。傅惟慈兴致勃勃参加讨论，以内行的语气开导我们。玩外国音乐转录磁带，转录过程中会有大量聊天时间。印象中，傅惟慈谈吐从不掩饰对西方世界的向往。“文革”是个十分压抑的年代，极度不自由，可是心灵自由阻拦不了。黑幕下也会有与世隔绝的桃花源，当时的傅惟慈在我看来，很像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先生，活在“文革”中却与世隔绝，内心世界早已充分自由化了。

        “文革”一结束，傅惟慈迫不及待地要往国外跑。柯明先生当年出国还有些犹豫，他除了用迫不及待来形容，再也找不到别的词汇。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不抓紧不行。最初的机会是到国外讲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虽然火爆，就品质而言，能入法眼的作品很少，但是只要能出国，能出去见识见识，让他讲什么都行。我堂哥三午羡慕得不行，说这家伙终于跑了，美梦终于成真。他从三午那拿了一叠不齐全的《小说月报》，到飞机上去准备讲义了。

        不难想象，出国会给傅惟慈带来多大欢乐。一个搞外国文学的教书匠，都快退休了，竟然还没有出过国开过洋荤。理想照进了现实，在三午看来，傅惟慈绝对向往资本主义，是一个幻想过资产阶级灯红酒绿生活的人。他曾悄悄地对三午说，已到这把年纪，只要能出去，出去一天是一天，快活一是一天，多待一天是一天。

        这以后，常往国外跑，傅惟慈没有选择像柯明那样，一去不返。他在国外讲学，住集体宿舍，拜访心仪的作家，始终像个老顽童。因为语言优势，他更适合待在国外，不过大家显然没看准，显然误会了他。三午死于1988年冬天，年仅46岁，生前很怀念与傅惟慈一起的悠闲日子，想当年，只要有好曲子好版本，打电话通知，他一得到消息，立刻风风火火地骑车子赶过来。见不到傅惟慈，三午就在背后抱怨，说他忘了老朋友，说他现在不知道在哪个资本主义国家快活呢。

        傅惟慈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都能够做出正确选择的高人。解放前夕，选择了革命。令人压抑的五十年代，选择了托马斯·曼。让人无话可说的“文革”，选择了逃避和外国音乐。粉碎四人帮，选择了出国，然后又选择了留在国内养老。一句话，和别人相比，和差不多经历的人对照，傅惟慈的人生虽然没有激烈对抗，却总能快乐和幸福。

        大约是在1975年，三午带我去过傅惟慈家。大谈文学，他很喜欢三午的诗人气质，喜欢三午对文学的热爱，觉得三午很有写作才华。说自己年轻时也想过要当作家，终究是时代太不适合，他的性格和才华也不匹配。当年一起聊天，他和三午一致认为，在那个年代，在“文革”的沙漠中，文学也就说说而已，中国肯定不会出作家。傅惟慈不会想到，当然三午也不会想到，他们身边那个十多岁的文学少年，后来竟然成了一名作家。

        几年前，译林出版社让我为蒂姆·拉瑟特的《父亲的智慧》写几句话，传了电子版译文过来，觉得非常好，很认真地作了序。当时不知道这书是傅惟慈翻译，出版社编辑根本没提。在我心目中，他是翻译界的大腕大拿，不会把兴趣转移到心灵鸡汤上。说老实话，刚看到介绍，曾产生过应该拒绝的念头，可是内容完全吸引了我，当然，译笔也非常漂亮。

        如果知道这书是傅惟慈翻译，序中一定会很隆重地提一笔，一定会把多年来对他的敬重写进去。文学上，傅惟慈无意中给了我父亲一样的教诲，曾潜移默化影响过我，有着深深的启蒙意义。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非常遗憾的擦肩而过，很懊悔，为什么不多问一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