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回到康有为

论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

        《开放时代》2014年第五期整理刊发了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研讨会的部分现场发言，会议发言人为甘阳、唐文明、张翔、白彤东、姚中秋、姚育松、陈明、曾亦、干春松、陈壁生、陈少明、刘小枫。

        在三十多年来的学术复兴历程中，康有为研究从未成为显学。据说这是首次以康有为个人为主题的全国性专题学术研讨会。然而与康有为研究门庭冷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关于政治儒学、儒教、儒家宪治的新颖论述日益兴盛，出现越来越多的康有为式的儒家抱负。

        近年来走向保守主义的甘阳对此表现出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当前思想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一个后革命的社会重新培养一个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和态度，培养一种以保守主义的、渐进改良的态度看待目前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式。康有为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的，但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却是极端激进主义的，这就使得康有为是否能成为健康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很值得慎重考虑。

        而政治儒学代表学者陈明则认为：回到康有为，首先是回到一个建构起关于近代和当下中国政治叙事的框架，其次是回到兼顾国家格局维持和制度正义落实，兼顾个人权利与国家认同的中庸之道。

        刘小枫在对会议总结中提出：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是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的背景下提出的，因此他的改制思想的底蕴本身就有激进政治要素，他后来的倡立孔教为国教论即便不是自相矛盾，也为时晚矣。百年共和之后， “中体”之“体”已经受伤，以至于任何如今想要恢复儒家政治品质的企望都显得不过是愿望而已。这与百年前康有为所面对的现实大有不同，这就使得当今关切制度化儒学的康有为式的抱负提供了属于自己的机运。

        9月25日，李陀在接受深圳商报记者杨青采访时提起一段旧事：在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今天》上，从1991年到2001年，李陀曾坚持主持了十年“重写文学史”专栏。

        之所以重提这段被遗忘的历史，源于李陀一直坚持的“文学史的任务是坚持文学秩序”，而作为批判左翼，李陀对于现实的判断是：整个文化都被消费主义的逻辑所控制，被无所不在的资本的力量所控制，文学可以说是受害最严重的重灾区，文学写作变得没有秩序、没有判断、没有鉴别。

        李陀举例说，杨绛《洗澡》写得很差，钱锺书的《围城》也是一部二流小说。但自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里一捧之后，关于《围城》已经不再有争论。“如果对《围城》、《洗澡》这样的写作都没有争论的话，凭什么对当代作品要求争论？商业利益自然就从中得势，每个出版社或者每个利益集团，都急着要把它获得的出版机会化作为市场效益。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没有标准没有秩序，对他们就太有利了。”

        李陀认为，文学史如果有了建立文学秩序清醒的意图，对当代文学会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写作就有了一个评价标准、评价等级。

        在尖刻评论文学史家之外，李陀也对中国的当代作家们提出了批判。认为他们不关注历史、社会大问题与现实中人和人关系的复杂变化，而强调写作是个孤独的事情，强调写作主要是表达个人情感、个人经验。这样一来，格局自然就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