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开发研究发起者姚锡棠：包容各方，比坚持己见更重要

        甲午马年，姚锡棠正好80周岁。

        白发白眉的老先生，年初以来身体不是顶好，常要去医院住两天，说话的精神头却还不错。

        身穿一件深色条纹衬衣，姚锡棠坐在沙发上，谈起这辈子与社科结缘，得从一部前苏联的小说《在遥远的地方》说起。

        高中时期，翻阅了不少前苏联的文学作品，书中做工程的情节让姚锡棠感觉心生浪漫。上世纪50年代后期，作为优秀高中生，被选拔留学莫斯科工程经济学院，于是姚锡棠填下了水利工程的志愿。之后，由于国内缺少既会技术又懂经济的人才，他又转到了能源工程经济专业。不觉枯燥，反而很适合自身的性格，姚锡棠学起来兴趣盎然。

        5年的留苏时光，姚锡棠欣赏了莫斯科郊外的美丽农庄、西伯利亚的大美风光，也深刻感受到计划经济的弊端。“太死了。只有一种牙膏，蔬菜水果的品种单调，莫斯科与列宁格勒餐厅的食物，实行相同的国家标准，保证热量和蛋白质，非常枯燥。”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

        毕业回国，姚锡棠被分配到上海的华东电力设计院，从事电力系统规划工作。喜欢写东西，也中意自由度大一些的工作环境，在姚锡棠的坚持下，1980年，他调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

        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原材料缺口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姚锡棠记得自己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关于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

        强手聚集，姚锡棠是负责冶金工业的成员之一。炎炎夏日，他一圈一圈骑着自行车到宝山调查需要大约2个小时。最终，由他主笔的调查报告，被市委大加赞赏。

        如果说40岁是意气奋发，那50岁就是一个学术研究人员的“黄金时代”——经验丰富，身体条件也足够好。这段时光，姚锡棠完成了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能源经济专家，姚锡棠在国内率先提出了“结构性节能”的政策思路，受到国家高层领导重视。1980年代中期，他提出了实施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塑上海城市功能的发展政策思路，对当时形成的上海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课题，引起了一次不小的震动。姚锡棠提出，为了与国际接轨，沿用的“工农业总产值”建议用“国民生产总值”（即GDP）替代。他还提出上海要从解放后“工业老大”的现状，向金融、航运等多功能方向调整。

        新的观念被传统理论和政策束缚，在当时，受到了猛烈冲击。有人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价值，有人质疑借用资产阶级西方经济学是错误的。争论、反对意见诸多，有些批评非常尖锐。姚锡棠只能在不同会议场合把自己的意见与人反复阐释。

        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

        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这份《纲要》描绘了上海发展的蓝图，确定了今后基本的发展方向、路径和战略，影响深远。

        “这是上海、北京、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经过深入调研、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姚锡棠强调。        

亲力亲为的“老姚” 

       集众人之所长，是姚锡棠的工作风格。每逢重大项目，他总是邀请精兵强将组成课题组，仔细调研之后，迅速形成提纲进行报告写作。

        上世纪90年代初，姚锡棠发起浦东开发研究。

        建立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时，除了社科院，他还从上海财经大学、外贸学院、华东理工等高校请来十多位正值壮年的学术界精英，深入一线，在浦东产业发展、企业改革、市场体系建设和浦东同周边地区联动发展等多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在社科院工作的陈家海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都干劲十足，能够迅速接触高层次的研究工作，同时与各个领域人才交流，是很好的锻炼和培养机会。”

        早期，浦东只是被规划作工业、疏散和居住的功能，但姚锡棠带领的团队却想要把浦东设计做成一个金融、贸易、航运为主的功能区。“只是把人搬到浦东去的话，整个城市就没办法提升功能。”陈家海说。

        姚锡棠习惯把工作高度浓缩在短时间内完成。尤其是开会，确定主题后，不多客套，单刀直入，效率惊人。“我参加过那么多会，没有超过2个小时的，有时候就半小时。”陈家海打趣姚锡棠“弹钢琴”的水平高，“主旋律在哪，和弦怎么配，他了然于心。”

        浦东开发研究刚起步时，姚锡棠还要主持上海社科院的日常工作。两头兼顾，每天被各种重大项目的思路讨论排得满满。这正是64岁的姚锡棠最辛苦的时候。超负荷转也直接导致了日积月累的疲劳。最惊险的一次，几近命丧浦东。

        1997年的最后一天，社科院开完会，姚锡棠又赶到浦东，不巧听闻院里一个所长突然有情绪，他连忙赶回单位，后又再到浦东。“饭菜已经冷了，加上可能心里还是比较紧张，我就突然心梗了。”所幸送医及时，救回性命。

        回忆起18年参加浦东研究，尤其是浦东开发的头十年，姚锡棠感慨良多。他曾写道：可以说，我院为浦东开发开放是尽了一点力的。虽然艰辛，虽然几乎命丧浦东，但我们对研究的爱，对浦东的爱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退休之后，姚锡棠陆续为长三角一些城市，比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等做了大量的规划研究工作，还为天津、福建、内蒙古、云南、吉林、海南等省市做了许多专题研究。从课题思路讨论到整个分工的协调合作，到最后统稿，姚锡棠都亲力亲为。

        包容各方，比坚持己见更重要。这个想法贯穿于姚锡棠一生的工作。“做课题的时候，不是一个院长、所长、校长说了就算的。只有最后做出来的东西是权威，那就好了。”

        长会短开，长话短说。“跟他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听过一句严厉的话。但有了错误，虽说讲话很客气，但你能感觉到他的要求。”从浦东开发研究开始，陈家海与姚锡棠相识将近30年了。他说，姚锡棠对课题的完成节点把控得较为严格。然而，课题完成以后，他会自己掏钱摆一桌，请忙了几个月的骨干好好吃一顿，聊聊天。“我们与他交往放松而自由，常喊他作老姚。”

        最让陈家海深受感触的是，姚锡棠会主动关心一线青年骨干遇到的实际问题，例如评职称或是住房困难。通过这种方式，帮助有志的年轻人克服困难，安心投入工作。曾经全家人均居住面积不到4平方米，深夜在缝纫机上写报告的陈家海，就因两倍于别人的工作量，破格福利分房。

        此外，责任感是一名参与城市重大应用政策研究员的必备素质。“上海的未来是与我们有关的。”这也是陈家海从姚锡棠身上学到的。

        姚锡棠是常州人，在无锡念高中。至今，乡音难改。可是，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上海，他心中的感情更为深沉。

        位于淮海路的社科院门口种着两棵玉兰树。每每经过，姚锡棠总是要去看一看，在边上的小花园坐上一会。

对话姚锡棠

        澎湃新闻：当初，您为何会提出上海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如果把上海做一个比喻，您会比做什么？

        姚锡棠：上海有三个核心的优势资源。首先，上世纪30年代繁荣时期，是金融、贸易、航运中心。我有时候开玩笑，真的一点也不比纽约差：外滩是金融街；四川路、河南路、江苏路是洋行，也就是贸易公司；南京路是商业街；福州路是文化街。外滩到西藏路之间有40多家剧场，就跟百老汇一样。其次，解放后，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生产了第一片阿司匹林，第一辆汽车，全国闻名。第三，就是容易和国际接轨。我当时想，改革之后，要把这三个优势发挥出来。浦东其实是最早的一个上海，这三点规划的时候都考虑进去了。

        澎湃新闻：您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年轻人有何寄望？

        姚锡棠：社会科学的工作，一般来说是集体的智慧。我总强调，要互相尊重。发挥自己的长处，也要融入集体。最终目的是做出一个扎根于实际又有理论高度的报告，而不是强调哪个人是权威。我们这行需要各方面丰富的知识，希望年轻人善于向周边人学习，设身处地，为各方考虑，才会和别人合作得好。

        澎湃新闻：社会科学领域的评奖，通常以单项奖为主。这次的学术贡献奖类似于终身成就，您获奖有什么感想？

        姚锡棠：（摆摆手）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做的就是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的话，就是善于倾听，善于向大家学习，让大家发挥长处，把大家的意见合起来，做出一个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