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官场强震留下怎样的遗产？习近平“政治新常态”呼之欲出

        9月20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决定，接受袁纯清因工作变动辞去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在此之前的9月1日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王儒林已经接棒袁纯清，履新山西省委书记。再往前一些，山西省7名省部级落马官员，涉及多名省委常委，在中国政坛极为罕见。

        时至今日，这场“地震”的影响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从9月15日至22日，《山西日报》连发5篇评论文章，从统一思想、高压反腐、聚焦经济、刷新吏治、狠抓“四风”5个方面，反思山西政治生态出现的问题，每一次都被媒体重点关注。9月22日，媒体报道再次报道王儒林山西调研首站选吕梁，重点突出“直面腐败问题不回避”的问题。所有的关注均指向一个方向：迈入“系统性塌方式腐败”之后开始艰难重建山西官场将走向何方，这一“地震式”整顿给当下政治生态留下了什么遗产？

        

山西官场“地震” 频发

政治生态问题凸显

        从年初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道铭被查至今，山西已有7名省部级官员被查。山西成为十八大后，落马省部级官员最多的省份。

        在山西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刘云山两次提到山西的政治生态。一言“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直指这个资源大省出现“系统性塌方式腐败”的实质。

        媒体有分析指出，刘云山直指山西的政治生态问题和腐败的严峻，是对山西当前政治生态的清醒认识和准确判断。一是表明中央不回避腐败问题，承认客观存在的政治生态问题。而且还是要求广大的山西领导干部都要直面问题，清醒认识，这是一记重重的警醒。二是表明中央有信心解决腐败问题，即使是群体腐败，或是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三是表明了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目标取向，就是要重构好的政治生态，反腐态度坚定不移。

        新华每日电讯一篇题为《山西不妨担当吏治改革试验田》的文章称，反腐风暴中的山西官场，在人事地震之后迎来“新学期”，刚刚履新的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严惩贪腐的决心。

        山西腐败案频发，源头指向政治生态问题。当地煤炭系统官员认为，山西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是煤的生态。从山西近年多起腐败案件可知，煤炭、安监、交通、公安等案件高发领域，都与煤炭产业链有关。

        山西政治生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简而言之，一是权力与资本勾结，结成了许多基于利益的政商朋友圈；二是基于地域、同学、派系等关系，结成了一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同盟圈。两个圈子让山西的权力监督机制和权力运行规则畸变，让这个煤炭资源大省的一些官员深陷“黑金泥潭”。所谓“晋官难当”的山西魔咒，实质上是很多官员在扭曲的政治生态中要么迷失自我，要么欲有所作为却有心无力。

权力重组背后

 “政治新常态”呼之欲出

        今年以来，“新常态”一词因为习近平两次提及而为公众所熟知。仔细梳理这段时间山西反腐与换“一把手”一事，可以发现在这个资源大省权力重组的背后，是呼之欲出的“政治新常态”。

        2013年，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就曾指出：“改进工作作风，就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此前6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改进作风制度建设进行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

        所谓中国政治新常态，是指今后反腐败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进而使整个政治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公权力系统内的人员，特别是新进人员，感到廉洁从政是理所当然，并切实体会到所谓“高压电”存在。《人民日报》将“习近平式新常态”解读为“不拘常例、不违常情”。

        何为常例？长期存在于中国政商界的或明或暗的规则就是常例。十八大以来，在波澜壮阔的反腐长卷当中，“常例”的打破让人印象深刻。有媒体评论称，互为表里的反腐和作风建设，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持久战。而“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无论是退休、高级别这样的“护身符”失灵，还是针对细小的、在很多人眼中不是个事儿的“常例”的战争，实际上都已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

        何为常情？贪腐官员落马，受到应有的惩罚；官员受到约束，按照自己的收入和身份享受相应的待遇，公与私之间的界线划得更清楚；官商之间消灭原有的灰色地带，这本身就是政治应有的题中之义，本身就是最大的常情常理。

        如今，“新常态”一词已经意味着，对于官员的要求，不仅不同于以往，更不是一种“运动”，而是将长期、常态化的存在。

中央异地调任

 “习近平用人哲学”脉络显现

        跳出山西政治官场，整个中国政坛从十八大之后，就开始走在十字路口，用官策略和官员心态都在经历一场转型。

        据统计，9月中旬，全国31个省份的组织部长全部到位。值得一提的是，在31个省份中，有28个省份的组织部长为异地调任，占比高达90%。

        垂直领导体制下的干部遴选，历来是国家政治和吏治中的难题。有媒体评论称，异地调任组织人事部门的负责人，对于避免组织人事部门陷落在地方官场，实际上脱离中央管控，无疑是必要措施之一。这种措施，虽只是“之一”，但却是干部治理治标意义上的关键性措施。这个措施标志着干部治理已在治标与治本的临界点，是迈向治本的重要一步。

        此前，李克强召集八省长进京，斥责“为官不为”的新闻被媒体热议，由此看出中南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策执行力不高流露担忧。更据统计，2014年5月后李克强在短短半月内5次提及官员执行力的问题。

        在地方上，从省级到基层一线，各级官员多因为反腐、整风、不敢出风头以及公务员队伍不稳而出现“畏难”情况，在政治上表现为群众路线运动下不得发牢骚的“不敢说”，在经济上表现为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不敢做”，伴随着以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心态，整个官场呈现出一种“迷茫”和“不为”的状态。

        结合此前在习近平选贤任能和今日山西官场之现状，可以对“习近平用人哲学”有更为清晰的一个总结。

        其一喜用有基层经验的官员，这些“一步一个脚印”拼出来的官员，对于中国社会、民情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从之前的陈希、何毅亭、黄坤明、刘鹤，到今日的王儒林、巴音朝鲁，皆是如此。

        其二，就是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能力，就是执行力，是那些有担当、有能力且务实官员的执行力。放在今天而言，就是不因反腐、整风而不敢担责；不因经济结构调整而庸政，放缓经济增长；不因个人利益受损而懒政，有报复心态；更不拿公务员队伍不稳作为挡箭牌，对中央政策落地推三阻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