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照田：中国如何一直王道下去？

        如果几年前有人跟我说，我们有可能趋向霸道，我一定会很不以为然。中国几千年文化主流是远离霸道的，而近几十年，主流观念更是天天讲反殖、反帝、反霸，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霸道呢？

        但现在再有人跟我如此说，我则心里也会跟着一沉。我今天对此不再有十足的信心，不只因为网上常常能看到的愤青霸道言论，不只因为很多有关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言论在强调正视现实的名义下，越来越丧失精神理想品格，还因为我在平常生活中感觉到的某些普遍的社会心情与观念感觉。

近二十年来中国国际感觉之嬗变

        从19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与世界互动，有机会拥有国际经验的中国大陆人越来越多。随着中国大陆和世界交往程度的加深，随着中国大陆国际交往经验的展开与积累。这几年在媒体、网络和人们私下日常聚会的谈论中，都在试图根据中国大陆这些不愉快的国际经验以解释。往往，中国大陆读者容易理解的对中国人的批评，都是大陆人自己也会对自己做的那些批评：公德意识不足、暴发户式的消费表现、文化品味低下等。但还有一些针对中国大陆人的批评，则让中国人在感觉到伤害的同时，还百思不得其解。

        要理解这个“百思不得其解”还要回到中国这二十年来国际观念的变化。很多人一定还清楚地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最有代表性的国际观念是“与国际接轨”。其时，中国大陆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包含着更乐观的想象。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1999年的美国轰炸中国南斯拉夫使馆，都没有妨碍“与国际接轨”在时人的国际观念中占据主导地位。

        虽然中国大陆一直存在着对“与国际接轨”的论辩诘抗，但哪怕是2000年前后在中国大陆蔚为风潮的“新左派”思潮，其最有力的展开，也主要是以其时国内、国际已大幅暴露的问题为背景，依托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价值与情感，通过聚焦新自由主义这个靶子，来批判国际和国内现实，并没有直接提出替代的框架性思路。

        真正可以撼动“与国际接轨”这一说法背后所隐隐指向的“国际”社会经济框架的说法，要到2005年相对于“华盛顿共识”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大陆接受这一来自外国的说法时，形成了更具论辩意味的思潮：针对“华盛顿共识”，集中在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自我肯定。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大陆依然保持GDP高成长率时，一套比“北京共识”更积极自我肯定、自我评价的“中国模式”论思潮快速兴起。在许多乐观的“中国模式”论者那里，其所论辩的靶子对象已不是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而是更为普遍的价值，并进一步把对当代中国大陆的积极评价扩展到明确包含政治在内的治国实践与治国制度上。 

        2003年底，一部分为应对国际上越来越喧嚣的中国威胁论，一部分也由于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大陆自身也有越来越强的要求重新自我定位的意识，中国适时提出了“和平崛起”。不过我个人认为，这一当时在国内、国际上引起广泛反响的“和平崛起”论，并不能视为对“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意识的真正告别。因为在当时的有关表述中，重点常常并不是“崛起”，而是让世界放心——中国的崛起是加入世界现有格局，而不是挑战世界现有格局。直到最近的“做负责任的大国”这一提法的提出，中国人“与世界接轨”的意识可说是有了改变。不过，具体到中国大陆和其它国家、地区的经济面的互动，不论是当年“韬光养晦”意识正强时的强调“双赢”，还是今天国力大增后要作“负责任大国”后强调的“共赢”，其核心都在传达中国大陆的发展对世界的繁荣、发展有益，中国大陆也很有诚意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

“双赢”思路未获回报，是中国实力依旧不足吗？

        虽然在表述上，今天的“共赢”比当年的“双赢”涵盖了更多的领域，但落实下来，则和当年“双赢”偏重经济的实践差别不大。在观念、政治、制度面，中国大陆仍没有输出“革命”（“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的想法，而是始终着眼于尊重对方的选择。

        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感觉里，这种对他国的平等、尊重意识，特别集中表现在中国大陆外交越来越强调的观念——“和”上。强调“和”，就是从当年更笼统地强调和平发展，进一步发展为在尊重彼此差异的基础上，在承认世界多元、丰富的前提下寻求和平与合作。中国大陆所寻求的世界“和谐共存”，是以“和而不同”为其基本前提的。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一种充分考虑对方利益、国格、人格的思考，是一种位阶很高的“善”。

        正是因此，中国大陆很多人在面对不愉快的国际经验才会深感困扰和深感伤害——我们跟你们的互动是要跟你“双赢”、跟你“和”，大家之间的关系应该相安无事甚至越来越紧密安好才对，怎么这些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民众，常常还会有针对中国的强烈不满呢？

        以这样一些心情、感觉为背景，对于围绕中国在外的种种不愉快国际经验，已经逐步形成三种很有代表性的解释与回答：

        第一种解释认为，我们遭遇的很多不愉快，不是我们想法和做法不对，而是我们的自我宣传不够，对方因为不知道对我们的说法、做法如何理解，因而发生误会。

        第二种解释认为，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崇尚实力的，只有中国继续发展，进一步取得压倒性的成就与地位，这个现下价值、观念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才会真正改变对中国的偏见。

        第三种解释则认为，中国不愉快的海外经验的背后，是某些国家和集团对中国大陆根深蒂固的敌意，这些敌意伴随着中国大陆近年的快速崛起，变得越来越强烈，因此，中国的发展就不能笼统地着眼于GDP，而还应该在大力发展经济时，特别着眼于中国的安全和中国大陆在外公民、在外利益的保护。相比前两种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接受的解释，第三种解释虽然在开始信众不多，现在影响却越来越大。

        再看三种解释对现实的可能影响：第一种解释方向指导下的现实，便对应着要多增加以宣传、说明、解释为重点的对外交流工作，以加强不同国家、地区人们对中国文化、中国大陆的了解。

        按照第二种以实力逻辑为基点的解释，那么为了中国的权益、国格与公民的人格尊重，中国大陆应该抓住一切机会，发展、发展、再发展。这意味着本已在中国大陆初步丧失信誉的发展主义，却会因这一分析逻辑而获得有力支持。

        第三种解释不仅在实际上内含了第二种解释的实力逻辑，而且稍加推演，便涉及军备、敌我意识等很能牵动世界神经的诸多方面。

        这三种很有代表性的回答方式尽管各有现实依据，但都疏漏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很少去必分析和省思，被视为当然善的“双赢”与“和”，实际被赋予了何种内涵？根据这一内涵指导下的心理和行为，在与另外一个与我们历史-现实过程都不同的社会进行互动时，其后果到底为何？

“推己及人”的传统智慧并不适用于国际交往

        相比“双赢”这个来自于营销学，但又被赋予“和合”等中国概念的观念，“和”与“和谐”则直接源自中国传统。“和谐社会” 的提出，本是对时代社会心理和基本问题状况的敏感反应，刚出现时，也对中国大陆社会心理有相当的召唤作用。

        同理可明白，为什么相当部分中国大陆人常常是从经济角度为 “和谐世界”论赋予实际内涵。这就造成“和谐”一方面陈义甚高，有跟中国传统讲的“和”相配合的观念境界气派；一方面落实到具体事务中的理解与想象却常常只是极受经济逻辑左右。与之相配合的中国大陆外交状况，就是主要落实为经济内容的“双赢”、“共赢”。

        签订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合同双方在经济上也可“双赢”的海外合作项目当然是对的，但当这些项目具体落实在一个社会有机体中，就要与社会生活的方面互动牵扯。这种情况下，主要是以国家间关系为思考安排对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主要以经济利益为实际考量落实的“双赢”指导原则，再加上通常都会强调的尊重对方礼俗的告诫，都已经不足以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如何在异国社会既让自己过的自然、舒心，又不破坏对方所珍视的社会感受？

        中国当下许多来自海外的不愉快经验的发生，正和社会感受这一层次的互动紧密相关。之前所举的三种关于中国大陆近年国际不愉快经验的认识检讨，都没有触及到这些层次。而正由于我们缺少对这些层次上的经验与问题的细致反省与分析，我们才更容易有困扰、受伤感受——明明在交往中，我们已经作了很多的自觉努力和自觉的自我约束，为什么你们却不仅不好意回报，还恶言相向呢？

        在很多中国大陆人的感受里，“双赢”、“和”等提法，一方面与帝国主义所加给中国的近现代百年屈辱创伤经验有关，它表明着中国大陆和帝国主义决绝划清界限的心理与价值意识。另外一方面，这种“我想发展，我也要别人发展”、“我不愿别人强加左右我，我也一定不要强加左右别人”的观念，背后正是“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一些在中国长久受到尊崇的价值理解。

        “推己及人”作为一种理解他者的方式，从孔子时代明确提出到现在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层级很高的善。但如今，这种价值感觉方式，正成为很多人对不愉快国际经验深感困扰的深层文化-心理背景——明明我们最看重的都要和你们共享，为什么你们还这么对待我们呢？

        这一在历史中国如此被肯定被推崇的善，其有效性相当程度上来自它所依托的时空相对有限。一个有限时空中的人们，共处于一个彼此能相喻相知的历史-文化体中，而全球化时代则要求去理解他人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在同一历史-文化体中人可共喻的美意，在跨文化-历史时却常常反让对方感觉隔膜，感觉你“自我中心”，从而被误解和恶感。

        因自己主观上为善，便把“自己”直推至“对方”，再加上中国大陆如今对“自我”的理解又那么受经济主义逻辑左右，这就是今日 “推己及人”思路所造成的跨文化冲突的根本原因。

        要克服这种跨文化中极易出现的误解，让主观上的善意落实为对对方具建设性的行动，首先要进入对方的历史、文化脉络，努力做到在对方的脉络中感觉、理解和把握对方，真正把对方看做一个有着自身喜好的“他者”。

阿希斯·南迪的意义：理解他者

        对于这一知识理解方式，我们过去的有关积累不足，大量课题正急待开展。比如这些年和中国大陆关系愈加深切的周边亚洲国家（地区），便和中国大陆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一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或者有被殖民的历史，二是其文化传统、价值体系是以宗教为基本骨架的。

        对中国大陆而言，要拥有理解亚洲周边国家感受的能力，首先要努力获得的就是对殖民现代性及其所引发的多方面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后果的感受与理解，和对宗教作为意义感核心来源的文明类型的理解。（后一方面的不足，也是占中国汉民族社会，常常对本土以宗教作为意义感核心来源的民族，无法确切理解的重要原因。）

        如是，某些过去我们了解不够的学术、思想资源，对今天中国大陆就有了迫切意义。比如近年在中国大陆学术思想界开始引起注意的印度思想家阿希斯·南迪。

        南迪是一位研究殖民及其引发的多方面历史、文化、政治、社会、人格、心理后果的大家，其研究立足印度，并对南亚、东南亚、西亚历史有着广泛了解。是他展开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这些地区从殖民、后殖民时期到现代社会中的宗教问题。其分析与描写的深度和力度，总是直抵社会存在肌理，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生命存在感。我们在读他的著作时，不仅可在智性层面认识这些问题，且可以让我们直接用心感受到这一切。

        目前南迪的中文译著出版的还不多，至今还只有《民族主义的不正当性——泰戈尔与自我的政治》（台北：行人，2014年7月）专著一种，和《民族主义，真诚与欺骗——阿希斯·南迪读本》、《贴身的损友——有关多重自身的一些故事》论文集两种。

        南迪这些广博又深切有力的著作，对当前中国大陆社会的对外理解迫切而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在南迪的分析与描写中惊讶地发现，明明南迪所处理的殖民、后殖民、宗教等问题，是和中国大陆现当代史经验距离很远的，但却同样能够有效触动我们隐蔽而真实的心绪与情感。南迪对“他者”经验的处理，同样能够调动起中国人的生命经验。南迪不仅有助于我们把“他者”真的作为“他者”，还能让我们从“他者”身上发现“自我”，这并非把“自我”过快地向外推出去，也并非或根据表层知识而感受到的“自我”，而是通过深进他者的社会存在和生命感受肌理后，才在“他者”身上发现到的“自我”。

        把他者作为“他者”来认识，是关系到中国大陆能不能有正确的世界感，能不能有恰切的自我感的核心性问题。也就是，一方面认识到这是中国大陆越来越进入世界，要和世界充分实现建设性互动交往、合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不光有关积累极为缺乏，而且因为自身并没有殖民和宗教的历史，所以在理解这些社会时显得先天不足。但只有经过这一认知、理解上的曲折后，“双赢”与“和谐”这些理念，才能真正避免自觉不自觉的“自我”中心。从而站在“他者”的脉络中，把“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含蕴的对“他者”的善意，落实在最有助于“他者”内在生机的建设性上。

理解他者，中国的发展方能远离霸道

        强大起来的中国大陆向何处去？这是今天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中国大陆能否更快地理解和把握他者，对中国大陆的今后走向所关实重。

        2008年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中国要更多承担国际责任的问题。2009年7月召开的中央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提出：希望中国“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到了2012年，“十八大”政治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

        从上引两段话我们可以体会出，短短三年中，国家有关表述却已有了微妙的重点差异。这两段话的不同，当然有会议场合不同的原因、有十八大召开前美国重返亚太的咄咄逼人、有东海和日本的冲突、南海和菲律宾冲突等现实背景。但不能否认，这些最重要报告中的表述，也和中国大陆自认为的善意没有收到相应的回报有关。相较而言，中国所碰到的敌意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当然就会因为自己善意无用的理解，而增强对世界的戒备心，并产生更强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中国大陆近年的不愉快经验，无疑让中国大陆往一方面继续发展主义，一方面重视军事武力的方向发展。

        如果能够认识到，中国的善意之所以没有得到期待中的反应和回报，实与没找到合适方式落实自己的善意有关。如果它的善意是通过深入有效的把他者作为“他者”的理解为中介的，它这时的善意互动应该是更容易被对方理解、更容易激起对方反应与共鸣的。这样，我们所说的中国大陆的“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其实都是有相当的可实现性的。这不仅有助于中国大陆放松自己戒备心与不安全感，也能深化自己关于“共赢”与“和”的理解，更会推动中国大陆把经济和武力放回到适当位置。

        我作为研究中国十八世纪直至中国大陆现今的学者，深知让中国大陆“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不是靠经济、军事实力让人畏服，会更让中国人感觉心安，会更让中国人感觉自我实现。而也只有从过于关注经济力、武力的状态回摆，中国大陆的成长壮大才会是和平崛起，才会是远离霸道。

        我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开始有一场高度新自觉的、理解世界的运动，切实打开我们过去积累不够、但就在我们身边的亚洲视窗，切实加强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周边亚洲的认知与理解。从南迪这些亚洲思想家带给我们的资源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和亚洲这些地方有同有异。而相通之处在于，西方在带给亚洲很多地方以更生契机的同时，也带给他们社会、文化、精神、心理以深刻伤痕。正因为如此，亚洲的飞翔便应包含治愈这些伤痕的能量。

        中国是亚洲的一员，它的飞翔应该无愧于我们所期待的亚洲的飞翔，在吸收西方所带给亚洲的那些更生契机的同时，也消化掉西方曾带给世界的那些问题。中国曾是很有理想主义的地方，中国的强大应有助于它更自由的飞翔，有助于它带动世界更多地方一同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