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政治学者是否需要熟习西学？陈乐民欧洲研究的启示

        【编者按】

        陈乐民是是中国著名国际政治与欧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学会会长。除了专业研究之外，他兼具深厚的文化底蕴，读书涉及中西文史和哲学，留下了大量读书随笔和思想札记。陈乐民的夫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资中筠。在很多老朋友眼中，他们是一对令人羡慕的学者伉俪，在欧洲和美国研究上成绩斐然；生活上，陈乐民雅好书画，资中筠善弹钢琴。

        本文节选自作者今年年初在为已故欧洲问题学者陈乐民先生的文集《陈乐民作品》出版举行的“当代国际政治的思想回归——陈乐民欧洲研究的启示”的演讲。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和思想历史领域出现了交互研究的趋势，现今的中国学者可以从陈乐民先生的著述和个人经历中可学到什么？

   

陈乐民手迹

        陈乐民先生谢世五周年了。

        五年来一个很明显的感觉，似乎觉得陈先生还是近在我们的身边。什么道理呢，我想，可能并不在于他曾经是上世纪80年代——这一个重要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所长，中国欧洲学会的会长，而主要的还是由于陈先生关于国际问题和人文研究的大量著述，不光为我们观察当下留下了不少启示，而且，这些著述似乎还可以伴随我们走得很远。

国际政治与文明研究两大潮流交汇

        冷战后国际学术界，有两个重要趋势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国际政治领域对于思想研究的渐趋重视。

        冷战终结之际，福山以黑格尔式的的表达方式，以一部《历史的终结》引起了整个学界对于国际政治和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相互间关系的普遍关注。上世纪90年代，后冷战国际博弈逐渐走向尖锐化的时候，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又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激发出探寻国际政治与文明关联性的大辩论。新世纪之后，美国外交一度走向新保守主义，强化着大国间关系背后不同思想谱段的反差。而后一连串的颜色革命、国际权力转移乃至于乌克兰危机，则进一步让国际政治陷入了无尽的思想论争。

        而另一方面，则是研究历史、思想、文化的各界，都逐渐出现了关注研究国际现象的所谓“国际转向”。

        史学界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史”、“文明史”、“比较史”、“地区史”，大大超越了原来各国史学界以国史研究为主导的一统天下的格局。思想研究界出现了“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关注思想领域的一系列重要范畴，诸如“市场”、“民主”等概念的跨国旅行，以及随之而来的内涵变化。同时，文化研究本身也逐渐地“侵入”当代国际政治，“认知”、“认同”、“形象”等“叙事话语”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异军突起的生力军。

        显然，最近几十年来国际学界的这两股潮流，是相向而行的两股大潮。而在这两股大潮交织之下的国际局势，正在显现一番前所未有的变化。

        回想起多年以来，陈先生所倡导的国际政治中的文明研究，所强调的以历史切入当代的学术方法；同时，他身体力行地推动历史研究为中西交往做铺垫，在中学与西学相互结合之下理解当代国际现象，其实，这是陈先生一生实践中的重要尝试，若是把陈先生的思想，与刚才所说的的两种转向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陈先生不愧是这两种趋势汇合之处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位中国学者。

中国应理性把握西方理论

        三十多年来，我有幸亲炙陈先生的教诲与指导。1982年，我参加了北京大学组织的第一届国际政治讲习班。当时北大邀请了许多权威的专家授课，其中就有陈先生，他讲授的是欧洲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当时，虽然来自各部门和各研究机构的大家林立，但是，他是唯一一位独自担任两讲课程的教员。

        王逸舟教授认为，陈先生是国内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第一人。我想这句话并不为过。因为早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交，陈先生不仅花了相当长的时间，集中阅读了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并作了系统总结与介绍，而且准确把握了这一学术方向大体的脉络。

        在他看来，中国作为一个传统东方大国，如何推进现代外交，要特别关注发达国家的理论总结，并要善于学习与运用。

        他曾认为，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结论虽饱受质疑，但他倡导的文明介入的角度却值得研究者们关注。在他看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如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也很有说服力。他尤其强调，马克思关于国际研究的大量著述本身也是西方国际理论的重要渊源。他曾经写过和多次讲演过的关于“马克思的《十八世纪外交内幕》”，到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如此脍炙人口。陈先生主张，在中国还缺乏对国际关系的现代理论构建与思辨能力培养的情况下，应学习西方著作，大胆借用其范畴、概念与逻辑关系，以促进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发展。陈先生身体力行所写作的《西方外交思想史》，从一个更加完整和具有纵深感的视角，揭示了西方国际理论的更加切入实际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

        难能可贵的是，陈先生当年就提醒大家，在学习西方理论的过程中不要走火入魔，要抱着批判的精神，去学习探索，特别是对科学主义的泛滥尤其要警惕。他提醒到，在某些具体领域采取数据量化的研究方法的确很有道理，但不应轻率地将一些简单数理关系下的结论，就将此扩延为人类社会发展、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联想到今天犹如哈佛的阿米蒂奇等学人所批评的这一学术流派中“学养不足，抱负过大”，可见陈先生的先知先觉。

先立其大，后见诸其微

        对于方法论，陈先生始终强调“先立其大”，则小不能夺。在当前学科分化、工具论盛行、科学主义蔓延的背景下做研究，可能更要注意这一点。

        陈先生认为，现在人们往往更多注重细节而忽略了更宏观的层面，但是，如果能够从大处把握方向，小处就不容易出偏差。比如，陈先生在有关欧洲研究的研究中，不光展现了他的冷静与睿智，而且，有着极具穿透力的远见。陈先生的欧洲研究之所以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在于践行了“先立其大”的主张。

        1982年正是欧洲一体化研究在国内兴起的时候，当时以及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国内舆论以正面介绍欧盟一体化经验为基调。但陈先生引述的戴高乐总统的一句话使我印象非常深刻：“欧洲一体化固然是一个发展方向，但是，当但丁还说意大利语，当莎士比亚还说英语，当巴尔扎克还说法语，欧洲就只能还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欧洲。”这是一句份量很重的结论，引导我们如何理解今天欧洲风云变幻。几十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在欧洲一体化迅速推进的同时，其民族国家意志并没有消失，而且仍深刻影响着欧洲的进程。乃至于今天，欧盟都还面临着苏格兰独立的挑战，陈先生的提醒意味深长。

        陈先生十分重视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学派，如法国的年鉴学派。年鉴学派强调长时段的研究，这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与国家行为的发展变化，无疑是很有帮助的，因为任何一个大国的行为一定是长周期的历史演进之下的反映。此外，年鉴学派主张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去观察历史，着重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相互要素的关联性，因此该派的历史学家不仅研究政治，也研究日常生活。如研究地中海某一村落的工业技术发展、发明创造的细节与重大历史规律的关联性。我们学院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大本营——法国人文之家的合作，其实也是在陈先生的推动下实现的。最近，法国年鉴学派的埃玛尔教授来到我校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讲，他提出，人文社科出现了两个趋势：美国的人文社科呈现出学科分化的特点，法国、特别是年鉴学派则主张学科的综合。他强调：学科分化固然有其好处，但是，跨学科的综合与提炼，则是更高难度的学术志趣与学术方法，分易合难。

        陈先生不仅擅长从宏观角度切入历史问题的思考 ，而且，在微观层面上，他也作出了许多见微知著的研究。十多年前，陈先生到我校作过一次非常高水准的报告，内容是有关徐光启和利玛窦的比较研究。一个是来自欧洲国家兴盛和扩张时期的著名传教士，一个是生活在中国中央集权晚期的桎梏之下、刚刚开始接触西学的传统知识分子。陈先生通过对双方的所为和心态的淋漓尽致的刻画，给出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段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这一东西方文明开始交汇的特殊时代，有着很好的帮助。

依然需要启蒙

        陈先生十分强调启蒙。他不仅研究国际问题，也关注史学、哲学以及欧洲的思想史研究，特别是伏尔泰、卢梭、尤其是康德思想对于国际社会发展的影响。陈先生尤其推崇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康德乃中西方通融第一人”。华东师大的冯契教授也曾认为，康德是最大限度地把中西哲学汇通之人。

        陈先生认为，将欧洲经典思想引入的重要任务，就是启蒙。这种启蒙，并不以我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发展进步而改变。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的构建是基于西方思想、而中国又进行着自身现代国家构建的背景下，出于“中西融通”的必要，无论我们的进步和强弱与否，都需要启蒙。

        一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并没有西方现代化时所具备的条件，如市民社会、基督教传统、文艺复兴以及欧洲式的工业化道路等等。因此，我们的现代化是背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但也正因为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更需要启蒙。

        另一方面，陈先生特别强调，启蒙的任务也并不因为欧洲思想自身的代际更替而改变，不因启蒙运动一代思想家的逝去而停止。启蒙运动本身虽也会受到批评，也需得到与时俱进的丰富，但其内容虽在改变，思想却在升华。

        我曾试图将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与国际政治结合起来进行观察，有一个小小的发现：也即“对话”，曾经是一个影响当代国际行为的关键词汇。不光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解体和冷战走向终结时期，“对话”曾经是一个起过关键作用的范畴。9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之所以为国际政治研究所广泛接受，就是因为人们逐渐地理解了，需要学会换位思考：我所思不一定为他者所需，需要从他者和我者这两者之间的互动中，来健全自己的理智和思维。在对话中构建认知，这就是当代启蒙的重要任务。

        我认为，今天随着中国外交的任务和责任的加重，极其需要学会沟通，要下大力气培养在对话中形成认知与共识的能力。

        当代世界，是一个多样性和普遍性这两种趋势互相抗争、也互相交织的时代。人之所以统称为人类，说明我们共有普遍的特征；而各民族独特的历史文明则说明，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说过，他花了一辈子时间研究普遍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虽然说明这两点的存在，并不困难；问题的关键是，哪个更为重要？列维•斯特劳斯说，他虽然尽其一生研究，也没得出一个最终的答案，但他强调的是：要解决两者相互关系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沟通。而这恰恰也是陈先生多年强调的人文理念的一个核心。

        陈先生历来主张“中学、西学心理攸同”，相信东西方哲学在深层次上是有共通之处的。他认为，熟习西学，并不妨碍自主性的确立，只会帮助我们在学习中建立开放的、包容的自主性，并在这一自主性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展沟通，进而使国际社会更加丰富多样，并享有共同的规范，而同时又使得“自主性”更加稳固地得以确立。这是陈乐民先生研究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

知识分子应“学识才德”兼备

        陈乐民先生并非是那种只拘泥于书本的学究，而是一位志趣广泛、阅历丰厚、见地过人的长者。与他的交往，常使与我相仿的后辈学者收获良多。

        中国人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的传统标准，即学、识、才、德兼备，这是一个全面综合的评价标准系统。“学”，是指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识”，则要求深远的洞见和准确的判断。前者相对容易，后者却难做到。例如，之前提到的欧洲一体化， 陈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预见到欧洲一体化可能面临的阻碍，而当时的大多数学者还在人云亦云，随波逐流。

        陈先生“才”华卓绝，尽管晚年饱受病痛折磨，但生活情趣依然丰富高雅，时常赋诗作词、习字作画，偶尔，还同我交流一下关于时下京剧发展的见闻与心得。陈先生并非专业的书画家，但其书画之中却体现出人生的寄托。当年，三联书店为其举办个人书画展时的盛况，这充分说明展示陈先生余兴作品的意义，早已超出了其个人的意趣，而是体现了当下的社会对于知识者的一种早已久违的向往与崇尚。

        我时常把陈先生的书画作品与他的学术著作联系起来观察：陈先生十分推崇欧洲的理性主义与思辨传统，同时，也非常欣赏东方文化荡漾于山水之间、蕴涵于江河之中的自然主义与世俗精神。我总在想，陈先生是否也在这一层面上，琢磨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某种契合？如果我们一味追求抽象思辨或理性精神，强行追求规律的普遍性，反而忘掉脚下本土中那种与生俱来的自然主义的传统与文化积淀的话，那可能会是我们的巨大损失。至于两者如何关联与结合？我想，这是陈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个思考题。

        最后，“德”，当然是指道德高尚，这也是知识分子受到尊重的最重要因素。陈先生虽然没有今日大众知识分子的那种炙手可热，但是，其作品通过对于一位位中西贤者的刻画，也通过对于一件件文史要义的阐发，尤其是，对于当下时弊的嬉笑怒骂，对于知识者和民众的启示意义，无疑更为深刻而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