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为何高调谈“协商民主”：9000字讲话接连提了25次

        【编者按】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9月22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推出人民日报记者刘维涛署名文章《习近平为何高调谈协商民主？ 》。文章指出，习近平讲话全文9100余字，其中近一半的篇幅在阐述“协商民主”种种，软件统计结果，讲话提到“协商民主”四个字，计25次。全文如下：

        昨天晚上，请一位来北京开大会的老朋友吃饭，他的身份是一位市级政协的研究室主任，此行是来参加庆祝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的。刚一见面，便见他面有兴奋之色，几杯酒下肚，谈兴渐浓。话题不离一个词：“协商民主”。​

        “习总书记今天讲得很解渴，”他说，“这个讲话是要留在历史上的，它大概标志着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协商民主，进入自觉而深入的实施阶段。”话说得真诚而恳切。​

        晚上回来，迫不及待地找出讲话来看。总的观感，这的确不是一般程序性讲话，从几个数字可以看出来。讲话全文9100余字，其中近一半的篇幅在阐述“协商民主”种种，软件统计结果，讲话提到“协商民主”四个字，计25次。​

        从十八大报告首提，到三中全会部署，再到习总书记此次高调讲话，“协商民主”登堂入室，逐渐蔚为大观。有学者指出，协商民主或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突破的一条重要路径。那么，怎么理解协商民主呢？​

        先从一个历史场景说起：“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这是作家何其芳对抗战时期延安的描绘。​

        这是一幕令人向往的历史场景，充满朝气的中国共产党，让边区和抗日根据地成了当时中国最具魅力的所在，这种魅力来自清廉务实，更来自民主，来自一种叫“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形式。​

        共产党员占1/3，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中间分子和其他人员占1/3，而他们身后，分别是无产阶级和贫农、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正是这种天才式的政治架构，让抗日阶层的利益得以调节与平衡，实现了全民族的大动员。​

        回头来看，这也正是协商民主的滥觞。三三制政权，当然是在中共的领导下，那怎么实现领导呢？毛泽东说了：“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这次带有实验性质的民主实践，为中共日后的协商建国理论乃至政治协商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也难怪，当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产生后，在讨论代行人大职能的人民政协是否有必要存在时，毛泽东给出了明确的意见：各党派、各民族、各团体的领导人物一起来协商新中国的大事非常重要。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

        显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在“下一盘很大的棋”，这棋便是寻找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构架。而协商精神，在其中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引用的那段经典论述：“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

        制度背后是文化，这朵民主之花，为何在中国大地上生发，也有其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包括我们看影视剧，常常会从肱股之臣的议政场所看到一副匾额，上书“一团和气”四字，可见这四字在当时并非贬义。和是追求的结果，求同存异应是题中之义。所谓“和合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密码之一。​

        那么，如何理解从十八大开始涌动的协商民主浪潮呢？窃以为，这与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三个自信”密切相关。当我们试图理解和解释中国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奇迹时，制度优势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作为一个经济体量已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如何在制度文明层面为人类作出贡献？蓦然回首处，协商民主呼之欲出。​

        且不说人民政协已经有了60多年的生动实践，正如习总书记在讲话中讲到的：“协商民主深深嵌入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单就基层自治来说，协商民主已经彰显出威力。比如被誉为“泥土里长出来的民主载体”的浙江温岭民主恳谈会，便是创设一个协商平台，让各方利益主体畅所欲言，表达诉求，寻求共识，解决问题。十几年发展下来，这个会的能量如今不得了，它不仅调动了老百姓的积极性，还将人大、政协等政治机构全都拉了进来，成为一个基层自治的有效模式。​

        推动协商民主，还与一个宏大的主题相关，那就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每年两会上，政协委员的仗义执言总令人印象深刻，也因此诞生了不少“大炮”委员。这背后即是协商民主的魅力：畅所欲言。利益多元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治理这样的社会形态，处理好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网络日昌，表达日盛，但吸纳利益诉求和表达的常规性渠道明显不足，表达的无序状态对社会理性不仅无助益，很多时候还会形成戕害。发展协商民主，就为日益多元的表达，提供一种制度性通道，来容纳广大群众参与与表达的热情，从而扩大有序政治参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管理思维已日渐式微，一项政策的落实单纯依靠强制推行，已非良策。如果协商民主发扬得好，局面就会改观：事前与老百姓充分沟通商量，吸纳民意，则出台的政策就是建立在“同意”基础上的，会获得更大的合理性，执行起来便更加顺利。​

        也正如习总书记用口语化的表达所阐释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涉及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人民内部商量好怎么办，不商量或者商量不够，要想把事情办成办好是很难的。”​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习总书记一句朴实的话，点出了民主的本质，其实是一种制度安排，这种安排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从制度设计上讲，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优势。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了权力来自哪里的问题，还解决了权力如何运行的问题。​

        当然，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制度，真正焕发它的制度效能，仍需要不断探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化。只有增强其制度刚性，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商。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中央有关协商民主的指导文件，正在制定过程中，将会对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阐述和规范，形成一整套完整的、规范有序的、合理的、可操作的制度体系。​

        我们当然要期待这样的生动场景：协商民主广泛实践，使社会活力充分释放，民意与民智通过各种协商平台汇聚而来，与决策层实现便捷通畅的对接。每个人都有参与热情，都能对政策产生影响。这种好的民主制度，当年延安“窑洞对”，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已经有了展望：“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