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追忆杨伟光：他是有担当、有大智慧的中国媒体先锋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因病于9月20日晚去世，享年79岁。

        杨伟光，广东梅县人，1935年11月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曾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著有《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等书。

        作为中国电视产业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杨伟光在中央电视台就任期间曾提出“把央视做大做强，做成世界一流强台”，并鼓励央视主持人自由发挥，从被动转化为主动。他曾说过“新媒体的影响力将在2015至2020年期间超过电视”，也要求“电视新闻稿不要太长，领导讲话可以删”。在任职期间，杨伟光积极推动央视新闻改革，才有了当年《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王牌经典电视新闻栏目的横空出世，为中国电视新闻塑造了无可替代的节目摹本。他在央视的日子，被诸多央视人公认为央视最好的时光，是中国电视黄金时代的缔造者。

        在微博公布了CCTV前掌门杨伟光逝世以后，中国传媒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并高度赞扬杨伟光过人的眼光、胆识、胸怀。崔永元、李咏、哈文、罗振宇等人纷纷发布微博追忆老台长，著名媒体人刘春还回忆道，“是他特批我从十二演播室调到了《新闻调查》”。媒体人对杨伟光先生的去世表示悲伤，并且对他的智慧、开明、包容、进取以及魄力表示高度赞扬，同时纷纷追忆一个电视黄金时代的逝去。杨伟光带领下的央视走过的1991年到1999年是央视最辉煌的9年，《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杨台看上去有点像隔壁老杨头儿的那种感觉，很亲和，却非常有担当，有智慧有责任感。”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杨伟光先生前同事、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的尹鸿教授，他追忆了一些与老台长之间的往事。“他是一个看上去并不锐利，却具有大智慧的中国媒体界领袖”，他用“至今后无来者”来形容杨伟光，“杨台长在1980年代电视开始兴盛的时候，每一次转折转型期都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尹鸿曾任职于《东方时空》，也是在那个时候两人开始相识相知，“当时我们要主持写一本《中国电视论纲》”，杨伟光给尹鸿的要求只有一个：写成中国最好的电视理论书籍。“不在乎钱多钱少，但是一定要做到不可替代”，这是由杨伟光传递并且塑造起来中国电视人的先锋精神。

        杨伟光从CCTV退休以后，成立公司并出任中国视协主席，《雍正王朝》、《太平天国》都是他的作品。尹鸿道：“经常需要评奖，所以也经常来我家跟我聊事”。大家所熟知的《家有儿女》是杨伟光一个个电话打出来的，尹鸿教授回忆说，已经在电视媒体行业拥有一定地位身份的杨伟光先生为了可以推崇一个新的艺术样式，一家家电话去跟别人叙述作品的价值和社会意义，“开始大家不接受，后来《家有儿女》的大红大紫，情景喜剧走过20年，全都仰仗杨伟光先生”。除了在央视期间创办的诸多电视新闻节目，培养优秀新人，杨伟光后期着手策划投拍了诸多电视剧、专题片和大型情景系列连续剧等等。

【电视人回忆】

时间（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中央新影电视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他注重对晚辈的培养

        我记得和杨台的交往有4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会经常想起的往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代末。当时中国电视是有一大伙人在探索的。从1985年算起，胶片摄影机过渡到电子线路一体电子设备，技术革命导致了电视语言的变革，进入1980年代末，我们才有了对纪实语言的探索，因为以前胶片摄影机的时候录音不方便。1988年，全国只有4台便携一体机，我用了这台机器做了一部纪录片。我用了现在通行的一种纪实语言，但当时人们接受不了，觉得“调子灰”，给我全台通报、警告处分，开批判会，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领导们坐在一起开会，让我承认错误。当时我们台监察室主任对我说，“你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尤其是你的片子得到了香港电影节的邀请，你怎么能把没有通过审查的片子拿到国外去呢？”我解释说，很多作者做完片子，都希望能获得朋友和同行的认可，我自然也会转些带子给朋友，仅供内部交流，我还给了台领导看呢，我完全是业务交流的心态，没有故意拿到香港这一说，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要处分你，但也不能太影响你，给你一个警告处分。”

        那时候电视台对人政治上的管理还是很和善的，最后给了一个最轻的处分，但是要调离原部门专题部，当时说要把我调到新闻部，我一听我就反应很大：“我不会拍新闻，你们要想毁了我，就把我调去！”

        于是监察主任先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去，他说：“不去也得去，这是台党组的决定”。我说：“那你还问我的意见？”他说再反映一下，让我做好准备吧！

        没过几天，他和我说，“台党组尊重你的选择，把你调到对外部负责专题片。”可是那时候我又听了朋友的劝，心里又想去新闻部了。

        我当时住单身宿舍，杨台住我们台后边，下午上班正好撞在一块，我和他说还是想去新闻部，他知道我父亲是新华社的，我父亲也想让我接受一下新闻的锻炼，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现在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领导说这样的话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有很多事情不懂，很多中国社会的情况你要多了解，叫你去新闻部就是想让你去接受锻炼，想让你多熟悉中国的社会。”他是那种为了你的成长考虑，而不是从领导的角度来提处理决定。我对他说了我的担忧，开始死都不去，现在又想去了，人家会觉得我不靠谱！他说，那没事儿，“我和他们说一下就行了！”

        之后那个监察室主任很生气，来找我，问怎么又变了，我说，“杨台找你啦？”他说“是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儿？！”“我说想好了，去新闻部。”（笑）

        杨台觉得年轻人犯点儿错误没什么，这个岗位就是让你了解中国的社会，当然他还知道新闻岗位纪律性更强，像我们这种搞艺术创作的、有性格的、以“艺术家”心态自居的这些人，不到30岁，特别顺，有些知名度，应该到新闻部去锻炼一下。他这种长辈对晚辈的培养，也是当时新闻媒体界的一种传统。

        第二件事，1993年，《东方时空》出现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东方之子”要做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这是他定的一个标准。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杨台给我们《东方时空》六七个制片人颁奖，他上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的一个师兄、现在是央视副台长袁正明下了台就对我说，我看杨台握你得手时间最长，我说，“是啊，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后进变先进的典型。”杨台在全台大会上至少讲了我两次，原来怎么样违反纪律，现在时间怎么做的，就是树典型（笑）。那个时候电视台第一次评十佳青年我没评上，第二次评的时候，青年团委把我报上去后说有这个历史问题，问能不能评？杨台二话没说，“当然要给时间评！”

        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计前嫌的人，不管你历史上如何、他看你今天的表现。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别说重用，我都不可能被任用。后来我当了评论部主任，也是杨台提拔的我。说起来那些年我的那些付出，其实是有一种报答感在里面，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贱命，包括对孙玉胜这些人知遇之恩的一种报恩。

        第三件事是1995年开始做《实话实说》，请他看样片时，他也同意了。后来我们停播了一个多月，他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其实这个节目的导向不明确，你们最后让观众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当时有一集叫《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我们讲了两种观点。杨台就说，作为一个媒体，让老百姓莫衷一是，无从选择，这个导向不就乱了吗？本来这个事情就有争论，还越抹越乱，他觉得这样不行，我和他说，《实话实说》就想调动一种讨论，让大家争论激烈一点儿，我们就不想得出结论。谈话节目的美就是不给出一个结论，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他对我说，那不是媒体的责任，他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自己搞出来的，我是不忍心打击你的积极性。”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按照杨台的部署，第一年“焦点时刻”、第二年“焦点访谈”、第三年就是“新闻调查”，结果我们弄了《实话实说》，这个《实话实说》其实不在他的部署范围内，因为《实话实说》是我非要干的，也是我一手操办的，这也是那个创作环境让我们有了“创新”。但这个事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即便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认同了，后来我们还是把《实话实说》做出来了。

        对像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其实很不好管理，尺度拿捏很重要，我们都很敏感，你说我兴冲冲地跑去和你说、说完了你灰头土脸的说一句“不行”！我们会有两种表现，要么就是不与你为伍了——因为你不懂，要么自己受了打击，泄了气，没了自信，容易情绪化。杨台却总是很尊重你，他知道“不好打击你的积极性”。

        第四件事是他退休了以后。好像是在2000年春节前，我拎了盆牡丹花去他家，他不在家，我就把花放在他家门口，写了个字条“春节快乐”之类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值得尊敬的人，他在任时，你去做这样的事是拍马屁，就算你心里感激也不好意思这么干，但是他退休了，就心存感激就这么做了，他后来也和别人提起过。        

陈宏（中国教育电视台三频道总监）：他曾首倡高价购买电视剧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概是在2006年，当时他已经退下来有一段时间了，自己弄了一个文化公司，我去他位于五棵松的办公室，当时他们公司是《家有儿女》的主要出品方，他找我去聊聊《家有儿女》第二部播出的事情。结果我们坐在那儿根本没谈片子的事情，聊了一个多小时，都是他对电视的宏伟构想，谈当时电视界的生态。我确实挺震撼的！因为退下来的人要么就是休闲旅游，要么搞点其他的事情，但是他还是那么关心电视前沿的发展，对当时电视媒体表现出来的风气还提了很多意见，针砭时弊，当时他谈的壮怀激烈，站起来边走边说，我坐在那儿只是偶尔插上几句话，杨伟光虽然操着浓重的口音，他深深的电视情怀，哪怕听的人听不太懂，语音语调都会让你激情澎湃，都会感染你，也许聊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还没发觉，但过后体会他说的那些话，你一定会被燃烧。本来当时是冬天，去他办公室的时候还是冷飕飕的，出来我就感觉风吹在身上也是热乎乎的，全都因为他说的那些话。

        我们聊了很多，电视剧、综艺节目都聊了，当时他大体就是表达了电视应该还是要传递正能量（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儿），他对我说，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都告诉我们文以载道，道有小道、中道和大道，但我们应该传递的是大道，民族文化应该生生不息，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流淌到每个国人的血液当中去，他认为，电视应该追求好看、多元的样态，但是根本不能忘记，还是要把民族文化的灵魂，就是所谓的大道传承下去。他觉得综艺节目应该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光有意思没有意义，还是没有意思。

        后来做晚会总导演时，杨台的某些话被运用到实践中去，以前不是不知道，但他说的话会警醒你，“我们在追求收视率的同时，绝对不能放弃电视节目的责任、使命和基本的功能。”

        我经常在纪录片论坛呼吁，我们有能力的大台应该高价收买纪录片，因为现在纪录片就是白菜萝卜的价钱，然后纪录片导演都活得不好，但是纪录片是传承文化走向世界最主要的，也是最容易的沟通桥梁。我们应该竭尽全力让纪录片人活得有尊严，让纪录片有可持续性，形成良性的发展，其实我这样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呢？也是杨台告诉我的。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一部电视剧要花很大的人力物力，还要找关系播出，播完了再给钱，那个钱很少，一部剧才几千块几万块而已。当时冯小刚做《北京人在纽约》就是贷款做的片子，杨伟光当时很支持，也说愿意为他做担保人。

        在山东莱芜的一次电视论坛上，杨台倡议大家能够高价购买电视剧，让电视剧能够良性循环起来，他说“我们带头”，当时他买电视剧开了先河，6万一集，我忘了是《渴望》还是《编辑部的故事》，但那时候6万一集已经很高了，他那一部片子就花了400来万，从那开始，电视界就沸腾了，各个台纷纷效仿。到现在我们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剧制作国，每年两万部集，而且电视剧占各个台总收入的80%，杨台当时的这个倡议成就了今天电视剧繁荣的根本和动力，这就是传媒领导的良知、远见和魄力，在他身上得到了最突出的体现。

        他是“改革者”，他领导的央视的那个时代真的是蓬勃发展的时代，而且是最充满活力、改革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影响最深远的时代，中国电视发展史绝对也可以有“杨伟光时代”。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他有开放态度和本土意识

        他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忠诚的实践者，也是一个思维开放锐意创意的探索者，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拥有大智慧的人。“有所不为（第二声），有所不为（第四声）”的人，这是我对他90年代对于央视改革的认识和看法。

        《家有儿女》等系列家庭情景喜剧是模仿了当时的美剧《成长的烦恼》，对于当时来说，投资和引进都是相当超前的理念。《成长的烦恼》叙述的是美国社会里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但是在引进过程中，杨伟光考虑到的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现实状况。

        在晚年的日子里，我们还经常一起参与论坛交流或者学术活动，每一次他发表的演讲和看法，都让人耳目一新眼前一亮，十分具有开放态度和本土意识，是一个有眼光的人，这种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的媒介眼光令人佩服尊重，也为中国当下和未来的电视剧电影引进以及投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