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陆续公布100位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首位为夏淑琴

9月17日，国家公祭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了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口述证言。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9月17日，国家公祭网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布了第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口述证言，该馆将持续至12月20日，先后将公布100位幸存者的证言。

        据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此次公布的幸存者证言是从该馆整理的4176份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者和受害者证言档案中遴选出来的。

        这批档案主要来自三个阶段的收集。首先是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动下，首次由组织大规模地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人进行普查。在短短数月内，共调查走访幸存者、目击者、受害者1756人。1991年夏天，该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合作，组织数千名高中学生和部门教师，对1984年普查首批被访者进行复查，发现已经去世300多人，仍幸存1400余人。

        第二阶段是1997年7月—9月，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日本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60周年全国联络会，以及日本旅日华侨日中交流促进会，共同举办了“留下历史的见证”夏令营，共发动全市555所中学的14700多名师生，以及来自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广岛等地的26位师生，再次对南京市15个区县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调查，发现1213名仍健在的幸存者；此外，还有一部分是自纪念馆建馆后，在日常工作中陆续对新发现的幸存者进行调查采访后形成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分别来自美国、西班牙、新西兰，以及国内的新疆、山东、广东、安徽、河南、北京、上海、台湾等多个省、市、自治区。

        “现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真正可以采访的很少，可以说少得可怕，必须抢救他们的证言，未来这样生动的讲诉越来越少。”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幸存者)口述史分会副会长、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李继峰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夏淑琴是目前幸存者中口述证言做得最好的，来自志愿者、专家、学者对她的采访最多，而且有视频资料，在加上她曾状告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对其损害名誉的案件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夏淑琴的口述证言中，不仅公布了夏本人一张单人照片，还有18张自1994年至2012年夏淑琴参加不同活动时拍摄的照片及1937年当时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夏淑琴家受害后的现场照片。据了解，南京大屠杀期间，夏淑琴家9口人中有7人被侵华日军杀害，其母亲与两个姐姐被日军轮奸后杀害，她本人也被日军刺了3刀。

        夏淑琴在发布会上说：“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了70多年，但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在我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今天纪念馆公布我的证言，我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南京大屠杀是真实存在的，任何人都抹杀不了。希望现在的人们牢记历史，不要忘记日本侵略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我们要反对战争，珍爱和平！”

        第一位幸存者夏淑琴证言：

        我叫夏淑琴，1929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家里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8岁的我，一家人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哈姓（伊斯兰教徒）的房屋里，在新路口5号，除了我和妹妹夏淑芸，全家7口被日军杀害，我和妹妹是被人从死人窝里拣出来的两个孩子。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我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我父亲看到这个情况，就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不要杀害其他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几个日本兵对母亲进行了轮奸，然后用刺刀把她杀死，并在她下身里塞进一只瓶子。

        后来，几个日本兵闯进隔壁房间，那里还有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日本兵要强奸两个姐姐，外祖父和外祖母拼命护着我们，均惨遭枪杀。日本兵撕下两个姐姐身上的衣服，她们分别遭到几个日本兵的轮奸。大姐、二姐被轮奸后又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日本兵还将我外婆的竹手杖插进了大姐的下身里。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我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4岁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

        我们到处找吃的东西，幸好家里有些炒米、锅巴，渴了就在水缸里舀冷水喝。就这样，我们与亲人的尸体一同生活了14天。后来，我俩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舅舅一家生活也很贫穷，从12岁开始，我不得不自谋生计，卖过菜，做过佣人。

        就这样，我家9口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兵杀死了7口人，我一想起，就忍不住流泪，眼睛都哭坏了。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的生活才开始改善。1954年，我与张鸿章结婚，我们有3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