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在外，皇帝如何监督军队？

倒霉的首位“监军”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提到历史上第一位“监军”。春秋晚期，齐国遭到晋国和燕国的进攻。齐国执政大夫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以兵学出名的穰苴。齐景公亲自召见穰苴，请穰苴为将军，领军反击晋、燕联军。穰苴说自己出身卑贱，一下子位居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他请求齐景公派一个得到国君宠幸、有声望的大夫为“监军”。齐景公就派了自己宠幸的大夫庄贾为监军。

        到了约定的那一天，穰苴先到军营门口，立起测量日影的“表”，摆好计时的滴漏，等待庄贾。不料庄贾不慌不忙地接受亲友的送别，到了约定的正午时分仍然没有赶到军营。穰苴就撤去了表、放掉了滴漏的水，进入军营，接管指挥权，发布命令。

        傍晚时庄贾才赶到，穰苴说：“作为将领接受命令之日就要忘了家庭，在军队接受军纪约束就应忘记双亲，听到战鼓隆隆就应该忘记自己。现在敌军入侵，国内骚动，怎么还在乎送别！”下令将庄贾按军法处置判处死刑。庄贾的仆从吓得屁滚尿流，逃出军营，赶紧向齐景公报告。      

        这边穰苴早已下令将庄贾当众处死。齐景公得报，立即派了使者，手持代表国君的“节”来赦免庄贾。使者马车一路奔驰直冲军营。穰苴说：“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又按照军法判决：军营中不可驾车奔驰，违者斩。只是国君使者不可杀，就杀了马车夫和两匹马来示众。 

        第二天出发，穰苴与士兵吃同样的伙食，问寒问暖，士兵都争着参战。晋、燕军队听说了不敢与齐军会战，主动撤退。齐军收复失地，胜利凯旋。齐景公拜穰苴为统领全军的大司马。

监察与统帅权的矛盾

        春秋初期，诸侯之间发生战争，一般都是国君亲自领军出战。到春秋晚期，国君亲自出征的事例逐渐减少，都由将军领兵出战，委派亲信监视将军的制度也就开始形成。穰苴要求齐景公派“监军”，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为了战争的胜利，又有所谓“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的原则，就是监军不得干预、干扰将军指挥。

        汉武帝时，京城长安的卫戍部队“北军”设有“监御史”。有一年，派来的监御史倒是个贪官，将北军的军营营墙开了门洞作市场，从军营外运了日用百货进来高价卖给士兵。北军的“军正丞”（负责军法的军官）胡建，对此深恶痛绝。但他并没有权力去审判监御史，他就和亲近的士兵约好，在某天校阅军队时，招集这些士兵登上指挥台，将监御史当场抓起来砍头。

        北军的各位尉官都不知所措，胡建却不慌不忙取出早准备好给皇帝的上书，其中说：“臣闻军法：立武以威众，诛恶以禁邪。而监御史公然打破军营做买卖，败坏军营勇猛气氛，尤其失理不公。如果按照普通法律来审判，御史是没有死罪。但是按照军法：‘壁垒已定，穿窬不由路，是谓奸人，奸人者杀。’因此我自己做主，将御史处斩，冒死报告。”汉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反而觉得胡建敢做敢为，下命令说胡建按军法从事做得对。

        监军不得干预统帅权的原则后世一直延续。监军一般由文臣来担任，与武将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便于朝廷掌控。统帅权的集中可以应付战场紧急情况，而监军的存在可以防止军队自立门户，威胁到朝廷的统治。

越权矫诏的监军

        公元48年，湖南一带的少数民族起兵反抗汉朝统治，汉将刘尚兵败战死，当时伏波将军马援已经62岁了，仍然向东汉光武帝请战，说自己还能披甲上马。光武帝亲自看他上马后，才同意他带4万多援军出征。并委派已在前线的朝廷官员“谒者”（官称）宋均为监军。

        第二年这支大军到达前线，在初战获胜后就陷入游击战的泥潭，不断遭遇袭击，但却找不到敌军主力。暑热季节来临后，传染病在军营中爆发。光武帝很着急，又派了虎贲中郎将梁松赶到前线接管指挥权。梁松和马援关系一直不好，到了前线就诬告马援，光武帝一怒之下，剥夺马援的“新息侯”爵位。可是梁松自己也没有打赢这一仗的能力，士兵已病死了一多半，被罢免的统帅马援也病死在军营中。

        宋均见可能要全军覆没，就和诸将商议是不是和对方停战和谈？将军们都不敢发表意见。宋均说：“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国家，专之可也。”于是毅然伪造诏书，派人去和对方谈判，保证不再追究造反罪责。当地少数民族除去了几个好战分子后，纷纷解甲归田。

        宋均率领军队回朝，还没进洛阳就先自劾“矫制”罪。光武帝却下令嘉奖，派人迎接。以后光武帝视宋均为心腹之臣，有疑难问题经常请宋均出主意。

        从宋均这个故事来看，东汉监军的职权已有所扩大，派出的监军的官衔级别也比较高，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代理总指挥，从而开创了后世文臣领军、以文驭武的先例。所以后世不少历史时期“监军”就是最高统帅。   

        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惯例是：如果朝廷官员是以“持节”或“假节”为监军的，就是战区的最高统帅，具有实际指挥权。如255年司马师控制下的魏国朝廷派兵镇压文钦、毋丘俭叛乱，以王基为“行监军，假节，统许昌军”，实际就是统帅。又如582年隋文帝派出大军进攻南陈，以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一直打到长江边上。正好这时陈宣帝死了，长孙览打算乘机过江灭陈，但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为理由加以阻止，仍然维持原来只示威、不作战的战略计划，退兵而还。 

        后周和后来的北宋，包括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皇朝，都采用了以监军和领兵将领共同负责的“双首长”制，无论兵员多少，只要是一支独立作战部队，往往都会同时任命指挥官和监军，文武官员都可以任监军。因此监军逐渐成为统帅的一种称号，失去了原来的监察意义。

太监也能当监军

        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现象严重。公元162年“武陵夷”起兵反抗汉朝，打到江陵一带，东汉地方长官纷纷逃跑。东汉桓帝拜“少学《春秋》、《司马兵法》”的冯绲为车骑将军，领兵10万进行讨伐。并授予冯绲全权：“进赴之宜，权时之策，将军一之。”可是冯绲知道自己和太监关系不好，惟恐被太监陷害，就请求桓帝派中常侍（太监头目）为监军。当时还没有太监监军的先例，因此有大臣为此弹劾冯绲“失大臣之节”。桓帝也没有同意冯绲的请求。但这毕竟是一个不好的开头。      

        太监监军成为常态是在唐朝。唐玄宗依靠宦官帮助发动政变才得以为皇帝，上台后提高宦官地位。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派遣宦官边令诚为监军，监督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平叛军队。当这支军队打了败仗后，边令诚报告说两个将军无故弃守，唐玄宗立即派人将他们处死。并且向各支部队派出太监。     

        太监既无军事常识，又因为身处深宫，对于社会缺乏正常的判断能力。更有很多太监腐败弄权，搅乱军政。如高适就上书揭发说，在哥舒翰军队为监军的太监李大宜，“与将士约为香火，使倡妇弹箜篌、琵琶以相娱乐，樗蒱（xu pu，赌博）饮酒，不恤军务”；而南阳军队有3个持节都督，好几个监军“更相用事”，这样下去，“战而能必胜哉？”不过对于唐朝皇帝来说，却只有太监才值得信任。758年由9个节度使率领的唐朝官军集结于邺城，围攻安庆绪叛军，唐肃宗居然不任命总指挥，却是派了亲信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使”，作为总监军。结果60万大军被6万多叛军击溃。

        明朝建立后提高了武将级别，同时恢复文臣监军的传统。每支军队调动出战，都由朝廷都察院之类的监察机构来派出监军。视军队规模，有的是以监察御史监军，也有的是以按察使（省级监察长官）、副使、佥事官职出任监军。这种监军只有监察权，可以随时向朝廷报告军情，也可以弹劾将领，但不得直接干涉作战指挥，也不会像前朝那样转化为战地指挥官。不过在明末有个极其特殊的事例。

        1635年，农民起义军进入河南，河南驻军将领畏缩不敢出击，监军御史张任学激励将领出战。并上疏弹劾诸将，请求皇帝批准自己担任武官官职，“亲执干戈，为国平贼”。崇祯帝很高兴，要吏部会同兵部及都察院讨论。这些机构汇报说此事无先例，拟仍“以监军御史兼总兵事”。崇祯帝不同意，下令张任学“署”（代理）都督佥事（武官官阶），为河南总兵官。不过他只是个光杆司令，手下无将无兵，号为河南总兵官，却没有指挥河南战局的全权，最后还是兵败被贬职。 

        明朝监军制度的另一个特点是太监监军又一次盛行。永乐帝开始同时在军队里设置文臣监军和太监监军，直到末代皇帝崇祯，仍然重用太监，各支军队都派太监监军，在边镇的称为“监视”。由于军事形势危急，朝臣上书太监监军“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35年崇祯帝一度下令裁撤各部太监监军，仅留他最相信的太监、号为“知兵”的高起潜监辽东各军。可第二年就恢复太监监军，还特命高起潜为“总监”。

        清朝入关，吸取明朝教训，不再有太监监军，也不再有文臣监军。在大规模战争停止后，采取文臣为战区、军区总指挥的制度。明确总督挂都察院右都御史（从一品）的官衔，算是中央特派员，实际担任跨两三省的大军区总指挥。各省巡抚为各省的绿营兵总指挥，也挂朝廷兵部右侍郎（正二品）的官衔，也是中央特派员性质。

        总督和巡抚各自都有直接指挥的绿营兵部队（称为“督标”与“抚标”），和武将提督、总兵、副将所属的各镇、各协绿营兵部队互为牵制。另外各要害地点又有驻防八旗军队，不受总督、巡抚节制，直属中央。这种盘根错节的军事体制，比之前代更有效地防止了武将割据局面，监军制度也就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