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日︱日本女生为什么喜欢历史？

        日本史学曾长期受到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明治维新后它成为亚洲国家中最早建立起近代历史学学术教育与研究体系的国家，并对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史学转型发生了深刻影响。直到今天，日本的史学研究仍以其高超的水平得到包括我国在内全球学界的高度评价。大树发育自幼苗，伟大的学者从懵懂少年而来，史学界的辉煌成就建立在大学历史系的本科教育基础上，甚至还需要溯及中学历史课这个一般不被归入学术领域的基础教育阶段。

        笔者拟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经历见闻为基础，介绍在日本一个人如何从历史系学生成长为学者，希望能对大家更好地理解日本史学提供一点帮助，也给我国的历史学教育培养制度改革提供一点借鉴。

混搭的基础教育：世界史必修，日本史选修，

教材自选

        日本中小学学制与我国一样，也是小学（日语称“小学校”）六年，初中（日语称“中学校”）三年，高中（日语称“高等学校”）三年。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日本实行政府颁布《学习指导要领》、出版社编辑出版教科书与政府进行教科书检定相结合的制度。

        历史内容第一次比较集中的出现，是在小学六年级的社会科中，主要内容是日本史，围绕人物活动和文化遗产展开叙述。到了初中，社会科细分为三个“分野”：地理的分野、历史的分野、公民的分野。与我国初中历史教材分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其实仅限于外国史）两部分不同的是，日本初中历史教材是将本国史与外国史混合编排，而以日本史为主体架构。这是因为课程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在世界历史背景下理解日本的历史脉络及各个时代的特点，所以采取了与世界史关联的形式进行日本史的教学。

        高中设有地理历史这个科目，具体包括三项内容：地理、日本史、世界史。这三项中世界史是必修课，地理和日本史则学生可以二选一。这是因为初中的历史课是以日本史为主体内容的，所以高中阶段就将世界史定为必修。近年来日本教育界、政界陆续有人向文部科学省（相当于我国教育部、科技部的机构）提出高中日本史应该定为必修课，不过目前还在讨论中。其中日本史、世界史又都分为A、B两种，A与B的区别主要在于A的学分只有两个，只学习近现代史（即明治以降的日本史和文艺复兴以降的世界史）；而B的学分则是四个，全面学习通史。

        至于具体的教学形式和效果，则就因学校、因教师而异了。有的老师会选定一本教材，然后以有趣而便于记忆的形式帮助学生去应对考试，也有老师上课会基本抛开指定教科书，而在日本史课堂上指导学生阅读史料，引导讨论。不过就总体而言，高中的世界史必修课情况并不乐观，以至于2011年，所谓“世界史未履修问题”成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调查指出7.2%的高中存在不修读某些课程的现象，不修读的课程中42%为地理历史类，其中76.1%为世界史。（参见油井大三郎《高校地理・歴史科教育の現状と改革案の全体像》，《学術の動向》16卷9号，2011年9月）即使学校开设且学生修读世界史，实际效果也不乐观。大学新生的历史知识基础不足，这已经影响到大学本科教学，迫使大学教师不得不降低课程起点和难度。

古代汉语教学：外语+古文的难题

        众所周知，要在我国大学里学习历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那么初中、高中语文课中文言文基础打得如何很重要。在日本也是同样。日本初中和高中国语课（相当于我国语文课）中也设有古典这一教学内容。具体而言，古典包括两类内容，一类是“古文”，即以日语的文语语法为基础，用日语写的作品，可以理解为我国的文言文；另一类是“汉文”，即我国传到日本的古汉语作品，《论语》、《孟子》、《史记》的篇章都是经常出现在各版本高中《国语》教材中的内容。高中国语课中的古典阅读训练为大学历史系的史料讲读课程做了一个语文能力的铺垫。

        由于汉文的教学方式对我们理解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传统很重要，下面稍微多介绍些。汉文的教学方法叫做“训读”，也就是通过给古汉语句子增加训读符号、送假名的办法，将其按照日语语序重新改写，改写后的句子叫做汉文训读文，一般教学中称之为训下文（訓み下し文）或书下文（書き下し文）。这个办法起源很早，大概从汉文传入日本的时候就有了。十世纪以后还因训读方法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有人或许奇怪，为什么很多年长的日本中国史学者不能讲汉语，阅读现代汉语的文章也有困难，却可以很准确地理解古汉语文章？为什么清末梁启超去了日本后，和日本人言语不通却可以自由笔谈？这个奥秘就在于日本的汉文训读。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中汉文试题比例的降低，高中师生对汉文教学也越来越不重视。所以，大学新生的汉文水平在近三十年间变差了好多，这严重影响了大学里日本古代史、中国史的史料讲读教学。

本科先通识再专攻，兰克学派影响学科设置

        日本的大学普遍采取按照学部招生入学的形式。按学部入学，可以理解为我国目前大学“按大类招生”的深化版，这是因为日本大学的一个学部覆盖的领域差不多相当于我国的一个大学科门类。日本多数大学设置有文学部、法学部、经济学部、商学部、理学部、工学部、医学部、农学部、教育学部等学部。在教育方式上，大一为通识教育。在某些大学如东京大学，大一、大二的学生全部属于教养学部，分为文理科共六类接受为通识教育。这个做法和复旦大学目前的复旦学院制度有些类似。

        而在更多的大学，学生自一入学就分属不同学部，但在大一、大二必须要选修分属不同学科领域的若干门全校性共同课程，习称“一般教养科目”作为通识基础。除了作为全校共同课程的“一般教养科目”外，还有本学部开设的“学部共通科目”。学部共通科目很重要，因为学生基本都是通过这些课程来了解本学部不同学科，决定自己二年级的专业方向的。比如历史学科可能会开设“我的家庭史”、“战国的社会”、“三国的世界”等既可以体现史学思维又生动有趣可以吸引学生的课程。

        在大多数大学，学生在大二的时候要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也就是选定自己的“专攻”。以文学部而言，一般包括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等“专攻”，习称“教室”。历史学“专攻”内一般包括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个“专修”，有的学校还有考古学的专修。这种层级关系大约可以类比为我国学院——系——专业的结构来理解。日本史、西洋史、东洋史三分法是日本史学界的一个特色，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日本史学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时代印记。其中的复杂曲折容后再详谈，这里仅简单提一下。

        1887年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前身）设立史学科，聘请兰克的学生利斯来主持教学，实际教学内容只限于欧洲史，这就是西洋史在日本作为现代学科的起源。1889年帝国大学史学科开始讲授“国史”即日本史课程。而东洋史作为一个学科门类的设置则要迟至1904年东京帝国大学的支那史学讲座和1907年京都帝国大学的东洋史讲座。这三个学科背后承载着明治时代日本人对世界的一种认识：即西洋是先进文明，日本是正在崛起的祖国，而东洋则一方面是日本的文化背景所在，另一方面又是落后和有待日本拯救的地区。二战后，亚洲停滞论受到批判、超越，但是三分法的学科体制被继承了下来。

日本史学科最受年轻女性欢迎，影视、游戏功不可没

        学生们选择“专攻”时，以及进一步选择“专修”时有很多影响因素。个人兴趣和就业情况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担任前面提到的学部共通科目的老师能否吸引学生兴趣就变得很重要了。此外大河剧等影视作品或游戏对学生的影响也很大，以至于2009年开始流行一个新词叫“历女”，特指那些喜爱日本历史的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她们特别喜欢志向远大而怀才不遇的悲剧英雄。一般而言，在历史学内部而言，日本史因为是国史，学生日常了解较多，比较容易产生兴趣，教授也比较多，而且就业面较广，所以无疑是最受欢迎的方向。而日本战国时代和幕末维新时期的课程在本科生中似乎最具人气，这又与上文说的影视、游戏的影响有关。

        在大二或者大三决定进入历史学专攻的学生，可以说正式进入了历史学训练的轨道。课程主要有几种授课形式：讲义、讲读、演习。讲义类课程很少，一般为刚进入本专业的学生开设。此类课程主要由教师讲授，学生于期末提交报告。其目的在于较快地给学生这个领域的一些基本知识，比如史学概论课，一般就采取讲义的形式。讲读和演习是最重要的教学形式，历史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课程都是讲读或演习。讲读有两类内容，一类是史料讲读，学生分头阅读教师指定的史料，进行注释、翻译；另一类是论著讲读，学生分头阅读教师指定的论文或者论著中的章节，对其进行总结评述。如果是外文论著的话，在低年级可能采取全文翻译的方式进行。

        在多数老师那里，演习与讲读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非要区别的话，只能说演习更强调研究的性质，要求学生多讲些自己的想法，但也是因人而异。日本大学里面教师人数较少，所以到了三、四年级，课程基本是以教师为中心设置的。这种以讲读、演习为主要形式进行的教学常被冠以老师的姓，而被叫做某某讲座（ゼミ）。这种教学形式从本科高年级一直延续到硕士、博士阶段，是日本史学训练最重要的一种办法。在四年级选择某位老师的讲座（ゼミ），也就意味着跟随着这位老师做毕业论文（日文称作卒业论文），围绕毕业论文所进行的演习课程叫做“卒业论文演习”，实际上一般采取个别指导的形式。以历史学而言，最终成果是一篇大概日文2万字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