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睿评｜“春风”方起又遇“寒潮”，巴以冲突打破和平期待

中东形势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预期，人们对中东和平的期待也往往被残酷的暴力击碎。

近日，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爆发的新一轮冲突愈演愈烈，当地时间5月14日，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的安全总部和网络部，以国防部甚至一度表示地面部队已开始进攻加沙地带，但随后又称“我们不证实也不否认地面行动开始的信息”。

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东形势本来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积极变化。除了被持续关注的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艰难推进外，自“阿拉伯之春”以来不断强化的地区大国对抗出现了可喜的松动。据报道，沙特与伊朗已经为缓和关系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行多轮会谈，近年来龃龉不断的沙特与土耳其也多次释放改善关系的信号，甚至沙特与叙利亚的复交对话也在悄然进行。这种变化尽管还十分微弱，但在对抗和冲突主导的中东地区，无疑堪称“缓和的春风”。

但是，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东西两大传统热点问题，即阿富汗问题和巴以问题却打破近年来不温不火的僵持，迅速以血腥的暴力和冲突吸引着国际舆论的眼球。阿富汗在美国宣布于今年9月11日完成撤军后接二连三发生爆炸事件，其中5月8日的一起恐怖袭击就造成68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和女性占多数。巴以冲突也几乎同时发生，并不断升级。

当前，中东地区出现地区大国关系缓和与热点问题冲突再起并存的情况，可谓既有令人略感乐观的变化，更有无奈的重复上演的暴力冲突。如果把二者联系起来看，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势头尚十分微弱，中东地区形势仍难言乐观。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2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以色列的空袭。本文图片 人民视觉

巴以冲突已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

当前巴以冲突再起和阿富汗暴力事件频仍，在不同程度上都与美国有一定关系，尤其是阿富汗问题与美总统拜登的撤军政策密切相关。巴以冲突再起尽管有其内部原因，尤其是以色列方面对巴勒斯坦的刺激密切相关，也与巴勒斯坦向美国新政府施压，促使美国政府尽早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诉求有关。限于篇幅，本文不详细讨论阿富汗问题，主要讨论巴以冲突问题。

巴以问题之所以已经成为难分难解的“三国演义”，其重要根源不仅在于影响双方矛盾的民族、宗教和领土等痼疾依然存在，而且在于巴以冲突越来越内嵌到巴以双方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之中。它们突出表现为巴勒斯坦方面世俗民族主义力量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它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和伊斯兰主义力量哈马斯之间的对抗；以色列内部右翼和左翼甚至更加复杂的政治阵营之间围绕巴以问题的分裂，甚至由此衍生出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如犹太定居点问题引发的复杂的法律和民事冲突。也就是说，巴以问题的基本冲突方是以色列、巴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之间的“三国演义”。

巴以冲突的悲剧与双方受宗教史观影响而形成的不善于妥协的民族性密切相关。

从以色列方面说，犹太民族虔信迦南地带（巴勒斯坦）是亚伯拉罕与上帝签约赐予的“上帝特选子民”以色列人的土地；相信上帝必将派弥塞亚拯救犹太人出于水火之中，使其复归故土，在迦南地带重建犹太民族的“千年王国”。正是由于固守上述理念，以色列才把不断侵吞阿拉伯人土地、不断建设犹太人定居点视为理所当然的正义事业。

从阿拉伯方面看，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留下的“瓦克夫”（宗教财产），具有不可转让的神圣性质，这也正是巴勒斯坦哈马斯拒不承认以色列，执着于消灭以色列，并在整个巴勒斯坦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根源所在。

具体到巴勒斯坦内部，最为复杂难解甚至其解决困难不亚于巴以冲突本身的是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

首先，在建国问题上，巴解组织的指导思想是民族主义，其目标是建立世俗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而哈马斯意识形态的基础是伊斯兰主义，其目标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哈马斯虽然承认它与巴解组织有共同的目标，但它反对巴解的世俗化建国方案，从本质上说，双方围绕巴勒斯坦建国方案的矛盾分歧，是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矛盾的反映。

其次，在对待以色列态度的问题上，巴解组织已经承认以色列，但哈马斯仍然拒不承认以色列。巴解组织对以色列态度已经逐步从有条件地承认发展到完全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哈马斯等伊斯兰主义组织迄今为止仍拒不承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哈马斯坚持认为，巴勒斯坦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他们拒绝接受以色列作为国家在本地区的存在。

最后，在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方面，巴解组织接受了和平解决方式，而哈马斯不接受任何方式的和平方案。巴解组织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并选择和平谈判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主要方式，哈马斯主张通过“圣战”方式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参加解放巴勒斯坦的“圣战”；哈马斯反对任何一项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提议、方案和国际会议。

当然，以色列国内政治的分化同样异常复杂，在前总理拉宾于1995年遇刺身亡后，以色列主张推进中东和平进程的左翼力量不断衰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强硬政策的右翼力量长期把持政坛，并在犹太定居点建设、耶路撒冷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措施。

在此次冲突中，在庆祝以色列国庆的过程中，以色列内部极端右翼组织气焰嚣张，不断在耶路撒冷市中心寻衅滋事并殴打阿拉伯人，本身就构成了此次事件的诱因。更重要的是，以色列两年内进行了四次大选后，各党派至今未能成功组建政府，在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失败后，以色列总统将组阁权交给了议会第二大党党魁拉皮德（Yair Lapid）。拉皮德的未来党（Yesh Atid）属于中左派阵营，此次冲突正好给了右派政党攻击拉皮德联合阿拉伯政党组阁的借口。因此此次冲突背后也是以色列内部右翼和左翼力量政治角逐的反映。

当前的巴以关系似乎要再度重演已经重复无数次的血腥冲突悲剧。事实上，曾推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和平协议的美国总统卡特，早在多年前就在《牢墙内的巴勒斯坦》一书中明确表达了对巴以冲突悲剧的无奈：“中东地区的仇恨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各方自尊心非常强烈，谁也不会贸然提出申请或者做出让步，原因是主动一方最终会被拒绝……今天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基督徒内流动着的仍是上帝选民之父亚伯拉罕的血液，为了争夺这位中东尊崇的族长的嫡系地位，各方不惜血溅圣地。迄今牺牲生命不计其数。地上的血仍向耶和华哀告苦苦渴求着和平。”

当地时间2021年5月13日，加沙地带加沙市，巴勒斯坦人参加冲突遇难者葬礼。

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前景难言乐观

最近一段时间，沙特与伊朗、土耳其、叙利亚的关系，以及土耳其与埃及关系同时出现缓和迹象，其中的主线应该是沙特与伊朗关系的缓和，背后是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尤其是美国重启伊核协议谈判，这是沙特与伊朗针对美国中东政策变化做出的适应性调整，但其前景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一）地区大国关系缓和的迹象

沙特与伊朗在巴格达进行对话的消息得到了双方官方的确认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公开表达了对伊朗的善意，表示愿意与伊朗克服导致地区分裂的分歧，共同促进地区和平。他指出：“我们真的希望克服这些问题，与伊朗建立一种有益于所有人的良好、积极的关系。”

伊朗外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可以掀开互动合作的新篇章，克服分歧，实现和平、稳定和地区发展。”在沙特王储发出和解信息不到24小时后，伊朗外长扎里夫在阿曼会见也门胡塞发言人时强调，伊朗支持也门停火和恢复谈判。据路透社迪拜5月10日报道，伊朗5月10日首次公开证实，该国正在与其地区劲敌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并称将竭尽所能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赛义德·哈提卜扎德在电视转播的每周新闻发布会上说：“波斯湾地区两个穆斯林国家缓和紧张关系符合两国和本地区的利益。”

据英国《卫报》报道，沙特代表团在最近前往大马士革与叙利亚外长进行会面，这是自叙利亚战事爆发十年以来，沙特与叙利亚之间公开报道的首次官方会晤，这也被外界普遍视为沙特与叙利亚关系即将出现转圜的前兆。甚至有消息称，利雅得方面或在开斋节后公开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

沙特和土耳其之间的友好互动也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最近一个月，沙特国王萨勒曼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两次通电话，土耳其驻沙特大使还在利雅得拜会了沙特外交副大臣；土耳其外长则在5月11日访问利雅得，这是2018年10月卡舒吉事件后土耳其外长对沙特的首访。

埃及与土耳其的关系也出现所谓为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探索性会谈”。埃及与土耳其5月6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两国就双边关系正常化在开罗举行了为期两天的“探索性会谈”。声明称，此轮会谈是在两国副外长主持下举行的。双方将评估这轮磋商的结果并就下一步行动进行商议。双方在会谈中的讨论“坦率而深入”，就双边关系和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局势等地区问题进行了讨论，以期实现东地中海区域的和平与安全。

（二）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前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在分析地区国家关系缓和的动力和前景之前，首先需要简单认识一下这些国家之间过去存在的主要矛盾。

众所周知，沙特与伊朗存在集民族、教派和争夺地区领导权矛盾为一体的复杂矛盾，双方围绕海湾领导权和伊核问题矛盾颇深。自“阿拉伯之春”以来双方在巴林、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代理人战争或竞争，尤其自2016年双方断交以来，双方对抗进一步加剧。

沙特与叙利亚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既有意识形态，也有现实利益的矛盾，并深受叙利亚与伊朗关系的影响。沙特推行的泛伊斯兰主义与叙利亚秉持的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支持伊朗对抗沙特支持的伊拉克，叙利亚与伊朗结为盟友关系，这些都是沙特在叙利亚危机中支持反对派颠覆巴沙尔政府的原因。但是，可以发现，沙特与叙利亚的矛盾在当前具有从属于沙特与伊朗矛盾的特点，一旦沙特与伊朗实现缓和，必将带动沙特与叙利亚关系的改善。

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主要是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主导权、转型阿拉伯国家发展方向、地区热点问题的竞争，是当前中东地区矛盾的另一主线。双方的具体问题主要围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卡塔尔断交危机、利比亚政治安排的矛盾，以及在红海非洲之角的地缘政治竞争。在埃及，土耳其和沙特各自扮演支持和反对穆兄会的角色；在卡塔尔断交危机问题上，沙特以断交的方式惩戒“小弟”卡塔尔，但卡塔尔却得到土耳其的支持和袒护；在利比亚，土耳其支持西部的伊斯兰主义力量，沙特和埃及等国家支持东部哈夫塔尔领导的“国民军”；在红海和东非之角，沙特和土耳其纷纷建设军事基地展开竞争。

土耳其与埃及的矛盾主要源于埃及塞西政府废黜穆兄会的穆尔西政权，使土耳其通过穆兄会推广正义发展党“新版土耳其模式”的构想化为泡影。从某种程度上说，土耳其与埃及的矛盾并不是地区大国的主导性矛盾，甚至是沙特与土耳其矛盾的延展。

综上所述，在沙特与伊朗、沙特与叙利亚、沙特与土耳其、土耳其与埃及数对矛盾中，沙特与伊朗、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是主导矛盾，而沙特与伊朗矛盾是核心矛盾，因此沙特与伊朗、沙特与土耳其关系的缓和更为重要。但由于这些矛盾涉及现实利益、意识形态和地区领导权等深层矛盾，其关系缓和也更加困难。

拜登政府上台后中东政策的调整是沙特和伊朗进行政策调整的最大外部背景，因此拜登政府的政策调整能否取得成功，将直接会影响到地区国家尤其是沙特与伊朗关系改善的程度。把战略重点转向印太应对中国，减少对中东的投入依然是拜登政府的中东政策基调，推动伊核协议重启、整合盟友关系，成为拜登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对伊朗软硬兼施，对沙特和土耳其以不同方式施加压力，都是其具体表现。

但是美伊、沙伊之间的信任缺失是三方关系实现根本改善的核心障碍，因此，即使伊核协议重启成功、沙伊展开接触，也很难使双方建立充分互信，因此认为沙伊关系在短期内会全面改善是不切实际的期待。沙特与土耳其的矛盾稍逊于沙伊矛盾，但沙特与土耳其围绕伊斯兰世界领导权、地缘政治主导权同样具有长期性和战略性的特点。

沙特、伊朗、土耳其、埃及等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改善，有一定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各大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面临一系列困难，进而通过缓和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减轻压力，但这种动力的作用很难突破对抗性的地区格局的制约。基于历史和现实形成的中东地区矛盾和外部干预盘根错节，当前地区大国缓和关系虽有内生动力，但更多是针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适应性调整。一旦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失败以及关涉到自身利益的地区热点问题突变，就会重新激活地区大国的矛盾对抗乃至冲突。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