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岛谈选编《给孩子的诗》：诗歌靠的是悟性

        

        现在的中小学生需要什么样的诗歌教育？他们在课本和课本之外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诗歌？除了中国古典诗词，他们能否需要现代诗，能否读懂现代诗？诗人北岛选编《给孩子的诗》最初是为了给儿子选编“适合孩子的现代诗读本”，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北岛谈的虽然是《给孩子的诗》的选编过程，其实谈的也是他的诗歌教育理念。北岛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我曾开玩笑说，诗歌教育到博士阶段已经晚了，本科也晚了，应该从中学开始，‘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阅读的源头获得启迪，可谓正本清源。”

        澎湃新闻：诗歌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

        北岛：简单而言，诗歌需要断行，通过跳跃寻找动力，获得想象空间。比如，我的儿子会突然引用芒克的诗句：“生活多美好/睡觉！”这就是诗。

        澎湃新闻：孩子真的能读现代诗吗？

        北岛：应该颠覆对孩子的成见。孩子的感受力和想象力，远比成人以为的丰富得多。保守、僵硬、分类化和模式化的所谓“儿童文学”概念，也需要被颠覆。

        有人建议我做诗歌点评（指《给孩子的诗》中的诗），我认为点评更多会成为一种限制，不如把阐释的空间留给孩子们。小时候背唐诗宋词，只要背下来就好，不一定理解字面的意思。诗歌会渗透到血液中，成长过程中会不断有所领悟。

        澎湃新闻：编选《给孩子的诗》，最初的契机是什么？

        北岛：契机是我儿子从学校带回的一首诗《假如我是粉笔》，我当时看了很震惊，后来发现书店里也找不到适合孩子的现代诗读本，于是决定自己选。这件事我在书的代序《给年轻朋友的信》中讲了。

        现在回头想，看似偶然的机缘，引领的是必然之路。我到香港后，发起了两个国际诗歌项目——“香港国际诗歌之夜”和“国际诗人在香港”，花费了五六年来的大量精力和时间。工具理性对人的影响无所不在，诗歌属于“心灵的知识”，需要从内部打开空间。我曾开玩笑说，诗歌教育到博士阶段已经晚了，本科也晚了，应该从中学开始，最好“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们从阅读的源头获得启迪，可谓正本清源。

        澎湃新闻：《给孩子的诗》的诗歌大都不是特意给孩子写的，孩子能看懂吗？

        北岛：懂不懂的概念，是理性范畴的概念，跟诗歌没关系。诗歌是感性的东西，靠的是悟性。这个意义上，诗歌并没有成人与儿童的严格界限。有些成年读者，自己读两遍不懂，就想孩子是不是也读不懂，这是低估孩子的悟性。悟性除了天赋，与阅读经验有关系。我在大学教书，无论翻译课，还是创作课，无一例外要带学生读诗。一首首诗读下来，你能感觉到他们内部的窗户在一扇扇打开，天生的直觉和悟性被照亮。

        澎湃新闻：你在编选的时候，有具体的标准吗？

        北岛：标准一边编一边摸索：我个人对现代诗的感受，加上经验与理性的成分。但一直有个念头在，就是我希望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读哪些诗。

        比如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我曾犹豫过要不要收入。可是，如果能唤回自己的童年青少年记忆，我们会发现，关于生命、死亡、时间，都是做孩子时曾经问的问题。其实每个孩子都有形而上思考，反而是随着社会化进程，越到成人，越形而下了。关于爱情的诗，我也犹豫过，但十二三岁的年纪青春萌动，很正常，很自然。生老病死、爱情、孤独，是孩子真实的人生体验，不应该被屏蔽掉。一些历史背景相对复杂的诗歌，我则较少选入，因为对孩子来说不够直接。

        此外，还要考虑不同的文化、语言、地域和种族的平衡。欧美之外，要考虑亚洲、拉丁美洲、非洲，中英文之外，要考虑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希望呈现诗歌本身的丰富性和广阔的文化视野。

        我原来想象的读者，主要是青少年和小学生，今年春天，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诗歌创作课，采用初稿做试用读本，效果很好，感到大学生也适合。有读者说，也适合有童心和诗心的成年人。

        澎湃新闻：在选择中国新诗的时候，你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北岛：诗歌的衡量尺子是完全不同的，不会按十年或一百年跨度计。现代英语是相对年轻的语言，也有四百年历史，而现代汉语只有一百年，这么算，中国新诗的成就很不错了。新诗在早期的时候，非常不成熟。我选入的废名《十二月十九夜》一诗，与胡适、刘半农、郭沫若、徐志摩等相比，是中国新诗开幕中的幸运。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了那么多翻译诗歌？

        北岛：整本《给孩子的诗》, 译诗占70首,中文原创诗31首，涉及20多个语种。顺便说，译诗部分除一首外，编辑全部查到了各个语种的原诗，保证了来源可靠性，这是件了不起的工作。形成目前的结构，一方面是由于世界之大，可资选择的非中文经典作品的基数大，把世界多元文化的精神财富呈现给中文世界的孩子们，也是我的初衷，这关系到中国孩子的世界想像。另一方面，中国新诗历史短暂，成熟作品还在积淀中。

        此外，我的确特别重视与我们母语平行的一种独特文体——“翻译文体”。它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为地下文学提供了文体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文体”的诞生与发展，中国文学不可能走到今天。

        关于诗歌的可译性问题，我们发现，一个译者并不是什么诗都能翻译好。这有两层涵义，一是诗歌自身生命力，好的诗就是经得起不断翻译，好像转世投胎一样，那是生命另一种形态的延长。二是译者与诗作的缘分，比如洛尔迦与戴望舒就有一种特殊的缘分，可以说, 洛尔迦通过戴望舒在中文世界中复活了。

        我以前说过，文学翻译处在母语与外语的边界上。如今我重新调整了“定位系统”——在我看来，文学翻译处在母语的边界之内，文学翻译就是母语的一部分。

        澎湃新闻：在《给孩子的诗》里，你选了自己的《一束》这首诗，而不是《回答》，为什么？

        北岛：《回答》对孩子来讲不合适，因为这首诗的背景是中国特殊的历史转折点，孩子们不了解这个背景，会感到费解。而《一束》讲的是爱情，含蓄，没有一个爱字，转折也有意思，转折里讲了深渊，是微妙复杂的爱情。

        澎湃新闻：为什么选食指，为什么选《在你出发的时候》？

        北岛： 从革命诗歌到新诗潮运动，食指的诗构成重要的推动力。我在《七十年代》中，讲到1970年早春，我和另外两个同班同学，在颐和园昆明湖的船上，有一个叫史康成，他在朗诵一首诗，就是《在你出发的时候》。那个瞬间，我受到极大刺激。当时我正在写旧体诗词，是那个时代“知识青年”的时髦，受毛泽东诗词影响，加之上山下乡的处境，思乡怀旧，书信唱和。但我发现那些诗大多没什么意思，表达的往往不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受到严格的格律限制，不可能走得太远。那是一个重要的改变，我发现新诗更忠厚、自由。一首诗真的可以改变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