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兄弟反目成“异端”，中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

         1054年，罗马教宗利奥九世派遣教廷重臣亨伯特枢机主教风尘仆仆地赶往君士坦丁堡拜见牧首米哈伊尔一世。一年前，君士坦丁堡牧首不满罗马教会在弥撒圣祭中使用无酵面饼，认为这是犹太教的“遗毒”。此后，东方教会进一步谴责西方教会四旬期期间不唱“哈利路亚”、禁止神职人员结婚等事，使得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南部仍有部分领地，帝国境内也一直存在着拉丁礼仪和希腊礼仪两种形式并存的现象。

        

        牧首米哈伊尔一世突然下令，禁止境内举行拉丁礼仪圣祭并关闭了部分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使罗马教会大为不满。他们希望拜占庭方面认可他们在礼仪上的实践，并保证天主教徒在帝国境内的信仰自由。亨伯特此行前来的目的，就是缓和与东方教会的关系。

        然而，作为教宗特使的亨伯特心中所想的却远远不仅是礼仪上的这些问题。他希望通过这次远行彻底解决东西教会之间的分歧，也就是希望希腊教会服从罗马教会，尤其是承认罗马教宗在教会事务上的至高权威。他想象中的罗马教会权威尘封在罗马帝国还没有覆灭的时代里；只是，他的想象赋予了罗马教会在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

        对于11世纪的人们来说，遥远的历史经过时代的渲染已经改变了颜色，而东西方之间的长期相对隔绝与文化差异也使得双方渐行渐远。那么，曾经同根而生的拉丁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又如何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呢？这个故事，还得从一千年前说起。   

帝都东迁打破权力平衡，基督教会千年旧制酝酿分裂

        形成于罗马帝国肇建时期的基督教会，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相对分散的局面。各地的传教团体受当地文化影响很深，基督徒往往以很小的秘密团体形式存在着。1世纪时期的罗马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盛行各种多神教崇拜，而经过3世纪危机之后，罗马的基督教势力大大增强。罗马人从这种东方的一神宗教中找寻到了前所未有的慰藉。

        到提奥多西大帝时期，曾经被视为社会毒瘤的基督教转而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而一个建制化教会的形成，必然要求一个核心的首领来统辖这一切。因此，早期基督教会就有帝国首府为原则开始建立主教区和总主教区。可以说当时的基督教会就是依照罗马的行政区所建立起来的。作为帝都的主教，罗马教宗被公认为整个基督教会的首席主教。

        然而，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将帝都城东迁，打破了原先的相对平衡。这座命名为“新罗马”（Nova Roma）的帝国新都城就是后人所称的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即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随着帝都的迁移，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地位陡然上升。公元381年，作为新罗马的牧首，尼克塔里乌斯认为“君士坦丁堡主教应在罗马主教之后，享有首席的尊荣”，并将之写入了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宪章。

        

        罗马帝国时代共有五个享有尊威的宗主教教区（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在其他几位宗主教看来，罗马教会的首席权只是一种历史性的礼节。他们所理解的首席权和亨伯特所理解的完全不一样。对于各大古老教区的主教们来说，罗马主教只是他们当中的“第一位”（primus inter pares，英文可译为“the first among the equals”）。即使西罗马帝国于426年覆灭之后，东方各教会在举行圣祭时仍然会为当时的罗马教宗特别祈祷，而在反对异端等活动中罗马教宗也时常作为仲裁者决断教义、调停教区之间的矛盾。

        可是，这些观念在11世纪却变得非常不同。当时除了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外，其他三个宗主教区都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语言上的隔膜（拉丁文和希腊文）、风俗习惯的迥异以及不同的历史传承，使东西方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从9世纪开始，罗马教宗的选任不再向拜占庭皇帝报备，公元800年利奥三世将查理曼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后，为教宗祈祷的经文也渐渐在东方教会的礼仪中消失了。西方关于圣神发出论的“和子”句也形成了双方争议的重大神学议题。

        就1054年的局势而言，利奥九世当选教宗后所发动的教会改革方兴未艾，一方面整肃教士内部的纪律（尤其是禁止姘居和买卖圣职），另一方面向世俗王权提出挑战，禁止王侯干涉教会主教和大修道院长的任命。在这场运动中，亨伯特本人作为利奥九世的近臣是激进改革派的核心人物。他们要求肃清教会内部的“邪恶行为”，并极力宣扬罗马教宗在教会事务上至高无上的权力。而对于亨伯特来说，罗马教宗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代表，享有崇高的尊威。

        

        罗马主教的职位常常被称为“伯多禄宗座”，也就是由耶稣的大徒弟伯多禄所建立的。根据新约福音书中的记载，耶稣曾经对伯多禄说：“你是伯多禄 （这个名字在当地方言中意为‘磐石’），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阴间的门，决不能战胜她。我要将天国的钥匙交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束缚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缚；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释放。”因此，罗马教宗作为伯多禄宝座的继承人，享有同样的尊威和权力。直到今天，梵蒂冈国旗上的钥匙，就表明了伯多禄看守着天堂的大门。

        

1054年的君士坦丁堡：教宗特使无功而返，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

        亨伯特进入君士坦丁堡的时候，被这座古老的圣城震撼了。这座城市已经屹立700年，繁盛的贸易和各种异域情调的建筑都使他深受触动。当时的西欧正在经历一场重生，城市、商贸都有所发展，无法与延续数百年辉煌的东方相比。

        然而，亨伯特却对这里的一切充满敌意。为了表示对他的欢迎，希腊教会特别拨出一座庞大的宫殿供他及随行人员居住。但是，偌大的宫殿让亨伯特非常不适，并不断向对方抱怨大房子晚上漏风，使他无法安心睡眠。希腊人用特质东方香料所调制的饮品，而亨伯特却觉得这种稀奇古怪的饮料难以下咽。

        在君士坦丁堡经历的种种也使亨伯特意识到，东西方之间数百年的隔阂也许很难一劳永逸的解决。在宗教事务之外，亨伯特还负担着一项政治军事任务：希望拜占庭出兵与西方共同抵御诺曼人对南意大利的侵略。不幸的是，他强硬的性格似乎注定了一场悲剧终将发生。就像他这些年在拉丁世界所推行的教会改革一样，这位堪称“豪横”的枢机主教希望以无坚不摧的勇气和激昂奋进的斗志征服分庭抗礼的拜占庭人，重新实现基督王国在罗马教会领导下的统一。

        

        正式的谈判在亨伯特抵达君士坦丁堡数日之后就开始了。来访的罗马教会一方提出了若干条件：取消君士坦丁堡主教“普世牧首”的称号；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米哈伊尔一世和其他高级教士也坚持东方教会的立场，指责西方篡改教义、破坏教会礼仪。

        双方都知道，西方正处在改革之中，亨伯特对东方的要求不仅是按照传统对罗马给予礼仪性的尊重，实质上涉及到任命主教、决断教会礼仪等实际控制权。作为拉丁教会的激进改革派领袖，亨伯特在谈判中充分体现了他的雄辩和傲慢。这种态度让东方教会非常难以忍受，而亨伯特本人对于东方教会的“无休止的反抗和无理取闹”也“已经感到极度厌烦”。正在此时，从罗马传来了利奥九世去世的消息，亨伯特的特使地位随即遭到东方教会的质疑。希腊人对亨伯特的态度迅即怠慢下来，并期待罗马再派一个更为谦和、有教养的人。愤怒的亨伯特决定要以极端的形式进行反击。

        1054年（宋仁宗皇佑六年）7月14日，正当君士坦丁堡牧首米哈伊尔一世和其他牧者准备举行圣祭之时，亨伯特一行人径直进入索菲亚大教堂，将对牧首的绝罚令掷在了祭台上，随后扬长而去。在出门的时候，亨伯特手指天空，喊道：“让上主来察鉴吧！”按照《圣经》中的传统，亨伯特还特意弯腰扫去了脚下的尘土，以示彻底决裂之意。作为回应，东方教会也宣布对亨伯特及其随行者施以绝罚，并正式宣布将罗马教宗的名号摒除在祈祷之中。

        这次相互绝罚事件，标志着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事实上，这次分裂并没有完全隔绝东西方教会和国家的往来。为了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双方仍旧维持着相对密切的联系，而历代罗马教宗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也一直在寻求和解。而在大部分民众眼中，对方已经不再是基督徒兄弟，而是分裂了上主圣殿的“异端”。这种不断滋长的敌视情绪，最终造成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悲剧。

        

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成绝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南宋宁宗嘉泰二年到四年）本来要攻打穆斯林统治下的埃及，以作为解放耶路撒冷的基地。然而，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却改变了十字军的进攻矛头。当时一位叫小阿列克修斯的人自称东罗马帝国的王子，由于宫廷斗争被迫流亡。他许诺，如果丹多洛能帮助他夺得王位就给威尼斯提供大量钱粮，并使其享有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特权。年近八旬的丹多洛据说早年在君士坦丁堡经商时曾被投入狱中，因此而双目失明，便趁机用威尼斯商船将十字军运往君士坦丁堡，并添油加醋地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坏话。

        1204年，十字军攻破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族、大臣逃亡到小亚和巴尔干地区。此后，十字军在希腊地区建立了拉丁帝国和几个附属国。拉丁帝国的十字军利用武力强迫拜占庭人服从罗马教会的权威，却遭到了当地教士、民众的一直反抗。

        罗马教宗英诺森三世得知这一消息震惊异常，但是事已如此也只得无可奈何。拉丁帝国统治下的东正教领袖们联名给英诺森三世致信，坚决拒绝罗马所提出的任何宗教上的要求，而英诺森三世也对之尽力安抚。直到1261年（南宋理宗景定二年），米哈伊尔八世复国时整个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区域仅限王城附近。这次侵略占领大大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裂痕，使得教会合一更加遥遥无期。

        进入13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对于拜占庭的觊觎越发加强，土耳其人磨刀霍霍准备攻下帝国的首都。拜占庭人一直寄望西方的基督徒能够帮助他们对抗穆斯林异教徒，不断地派遣使臣到西方求助。1274年的里昂会议上，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八世的特使经皇帝授权签署了《联合宣言》，接受了罗马教会的所有要求，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然而，当消息传回君士坦丁堡时遭到了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纵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也不能失掉信仰。

        1438年的费拉拉会议时，在君士坦丁堡已经能看到土耳其的兵营和战舰了。拜占庭皇帝约翰八世和君士坦丁堡牧首约瑟夫二世亲自出席，并最终承认了教宗在基督教世界的首席权和罗马其他神学上的主张。然而，15世纪的罗马教宗和三百年前相比已经雄风不再，无法号召世俗王权帮助东方，而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也正在进行之中。皇帝和牧首的妥协既没有换得期待中的军事援助，也没有得到东方民众的认可。曾经的伤痕无法借着一纸协议抚平。当时的许多东正教高级教牧甚至认为宁可被土耳其蛮族人统治，也好过屈服于“罗马的三重冠”（教宗的皇冠）。

        1453年（明代宗景泰四年）5月29日，千年帝都君士坦丁堡最终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庭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和牧首以及数千东正教徒、天主教徒聚集在索菲亚圣殿中祈祷。祈祷完毕后，皇帝身先士卒冲入战场，最终死不见尸，拜占庭帝国灭亡。西方世界大受震动，但是已经无力驰援。此后，东正教的中心逐渐东迁到了巴尔干、斯拉夫地区，莫斯科则开始了夺取“第三罗马”荣耀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