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观《邓小平》|习仲勋成功治理1979年“大逃港”的启示

        随着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热播，尘封多年的历史记忆“大逃港”再回人们的视野。

        剧中，习仲勋复出主政广东、治理“逃港潮”的果敢与坚持令人动容。

        知名报告文学《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长期以来，史界对这段历史不予置否，现在历史正剧能展现‘大逃港’，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情有了新的认识。”

        陈秉安表示，1979年，群众长期受压抑，误解了政策，以为改革开放等同于去香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目前，陈秉安正在筹备第二本《大逃港》，该书将主要介绍上个世纪70年代的知青“大逃港”和1979年的群众“大逃港”。

        事实上，2013年8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仲勋传》（下册）一书，详细介绍了习仲勋治理历史特殊问题——偷渡外逃的全过程。

        从用军队堵截到建立经济特区、改善生活条件，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本为主”的方针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是完全正确的。

        新中国建立之前，边防管理松懈，实际上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自由出入。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于1951年3月15日设立边防线，加强管理。建国初的7年间，香港居民经常到广东寻找工作。后来，由于内地实行一系列“左”的政策，加上3年困难和10年“文化大革命”，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广东连续发生偷渡外逃到香港和澳门的事件。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是一个历史上长期没有解决的特殊问题。习仲勋到广东履职后，就遇到了这个棘手的老大难问题。

        其中严重的有两次，一次是1962年，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7900多人次，逃出39700多人；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出现了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1977年11月，韦国清、王首道等在向到广州视察工作的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说，当前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靠近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邓小平当即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

        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他指示要认真清理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又严重起来。对这次新的偷渡外逃风，广东省委十分重视。

        7月初，习仲勋到地市县考察，就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他指出，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

        为了尽快遏制偷渡外逃风潮，根据习仲勋指示，广东省委于9月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10月14日至18日，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在汕头市召开，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对反偷渡外逃斗争的领导，积极搞好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要求严格边防管理，加强堵截工作。

        由于人心浮动，有人闻风铤而走险，偷渡外逃反而愈演愈烈。

        为此，当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再次召开有关地、县委负责人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到12月偷渡外逃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

        1979年春节前后，粤港澳人员交流频繁，边防地区流传着“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的顺口溜。

        事实也是如此。1978年，深圳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人均年收入高达13000港币。再加上受海内外“边境开放”、“广东要放一百万人去港”等谣言的影响，偷渡外逃在1979年春节之后又一次出现高潮。

习仲勋提出“偷渡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

        当时对抓住的外逃人员采取收容的办法。

        1979年1月至6月初，深圳收容站收容的人已超过10万人，其中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

        各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卫生条件极差，又值夏天，使人难以忍受，有的收容站存在没饭吃、饮水难、伤病者得不到及时医治的现象。

        这时，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见此情况，当即给宝安县提出意见，回到广州后又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存在的问题。

        对此，习仲勋很重视，立即与有关人员研究偷渡外逃和收容站的问题。

        他愧疚地说：“我们自己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对于他的意见，当时很多人不接受。

        习仲勋反复说明和引导，使大家在思想上取得一致，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广东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习仲勋按照这样的原则和思路来处理偷渡外逃问题，也经过了一些曲折。

        按照他的指示，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经过黄静波反复做工作，深圳市才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

        可是就在第二天，来自惠阳、东莞、宝安八十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言，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做了准备，动员大批人员和边防部队一起全力劝阻、教育，事态才得以平息。

        这次偷渡外逃风潮，在香港引起强烈反响，港英当局动用军警堵截偷渡外逃者，并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

        1979年6月10日，在省委召开的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习仲勋明确提出：“要进一步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整顿社会治安，制止偷渡外逃，创造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这股风一定要刹住。”

习仲勋走访惠州、深圳，了解外逃原因

        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也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

        同年6月10日至13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东省军区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紧急研究制止偷渡外逃的措施。

        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和王震等国家领导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的汇报。

        李先念强调，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广东要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6月14日，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习仲勋对中央的这一指示极为重视，同时也感到压力很大。6月17日、18日，他连续两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指示，部署反外逃工作，决心当做一场大的战役来打，6月底刹住偷渡风。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反偷渡外逃十人领导小组，习仲勋任组长。会后，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吴南生到汕头，坐镇指挥反偷渡外逃工作。

        习仲勋和寇庆延赶到惠州，出席惠阳地委召开的反偷渡外逃工作会议。在会议上，他表示，大量外逃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失去信心。

        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又赶到深圳检查工作。接着又到珠海市参加珠江三角洲反偷渡工作会议。

        在会议讨论中，习仲勋强调，反偷渡工作要依靠群众，这是根本的。因为多数人民群众是不赞成铤而走险去闯边境、搞外逃的，偷渡的是少数，反偷渡的是多数。

        习仲勋最担心深圳一带的偷渡外逃。

        习仲勋和二十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习仲勋问他们，我给你们粮食，能不能把人留住？答案是，不行，留不住。这对习仲勋的震动很大，使他再次深刻体会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和提高生活水平的渴望。

        7月7日晚，习仲勋就关于制止广东群众偷渡外逃问题，用电报向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陈慕华并中央做了简要报告。报告中说：这次反偷渡外逃，省委确定采取治标治本并举的方针，从总的趋势来看，去年底以来发生的这股偷渡外逃风，已经得到遏制，港英当局对此也表示满意。但是，要根本制止住偷渡外逃，任务仍很艰巨。他还提出要改进收容工作，不能把外逃人员当做犯人对待。

        12月7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访香港，同港英署理总督姬达就内地居民非法来港等问题进行会谈。

        习仲勋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因此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

经济特区诞生，逃港现象消失

        1980年1月8日，广东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反偷渡外逃斗争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偷渡外逃的势头得到遏制。

        在反偷渡外逃的斗争中，习仲勋和广东省委深切地感到，要最终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根本是要靠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随之，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措施，推动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特区建设。

        是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并有了法律保障。

        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使广东人民看到了希望。

        当年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到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这里“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