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出身不好导致李白一生自卑？

顾炳鑫72岁所绘李白图

期盼同情者为自己流泪

        公元762年，衰疾苍老的大唐天才诗人李白在长江边的病榻上，借着月光，就着涛声，给自己写下一生诔词《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这词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是“谁为出涕”四字。很难解释，我们豪放飘逸的大诗人的绝命词，竟是期盼一个为他流泪的同情者。

        大鹏是鸟中王者，当它起飞时，水柱三千里，云层九万余，于是天地太小，不够它飞，但它的使命既是逍遥，更是飞腾。它向着天际飞，要飞到天外去，它以为自己注定不是凡鸟。然而，什么鸟能够飞到天外去？什么鸟不是尘世之鸟？大鹏也好，麻雀也罢，终究飞不出大气层。李白，似乎一辈子没有想通这道理。就像他不知道九万里的高度并无云层，地球生物无由进入这里。但他的头顶上似乎与生俱来便铭刻着三个字：我不信。他要飞跃天，飞跃不可能，飞跃所有生物的限制。似乎这种飞是生命不可缺的仪式、表演和宿命。生命就要结束，也并不觉悟。他像极唐·吉诃德，但更彻底，更顽固。可是，使命，终究完不成。不仅使命完不成，且处处遇到险阻，进与退不自主，因此，自认是一个来到错误时代的人。他希望后来人能够理解他的事业，他的奋斗，能够流下同情的热泪。而这似乎不可能。于是，死亡就要来临，愁闷盈天塞地。

        紧接李白身影的宋代人，比如王安石等，开始故意嘲笑他，摆脱他，忽略他，拒绝同情他。他们收拾起李白散落于地的羽毛，开始向着另一个方向探索。向外追逐转为向内寻求，开始热爱参禅，引佛入儒，保养心性，懂得变通，唐宋思想文化精神气质就此分野。

        李白一生的猖狂举动和诗中的疯狂探索是整个唐代文化气质结出的瑰丽琥珀。人们大多为他诗中的豪情胜概奇情异彩所折服，跟着他一同醉梦逍遥；人们沉浸于纵横挥洒酣畅自如的宣泄，却至今很少为他“出涕”。这或许是不应该的。

因出身无法参加科举考试

        上世纪40年代，李长之曾经探究过李白的精神构成，相当精彩地讨论过李白的痛苦。“李白的痛苦是一种超人的痛苦，因为要特别，要优待，结果便没有群，没有人，只有寂寞的哀感而已了；李的痛苦也是一种永久的痛苦，因为他要求的是现世，而现世绝不会让人牢牢的把握，这种痛苦是任何时代所不能脱却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

        可以说，李白的豪放飘逸不是纯粹的，不是单质的，甚至不妨说是第二位的东西。难和愁，才是李白一生的第一主题，是他诗歌的底色，是他豪放飘逸诗风的逻辑起点和支撑基石。离开了现实非现实的种种巨大困难束缚，忧愁烦闷无聊孤独，李白的豪放飘逸将无由生长，无由理解。说起来，豪放飘逸只是李白用来对付现实之难与愁和虚拟之难与愁的手段。

        现实之难，首要的是家世出身之难。先从唐代的考试说起。唐代的科举，重要的是进士、明经两科，进士科尤其尊贵，每次登第人数不超过100人，与盛唐有科举资格的人口5000万（《通典》卷七《食货》）比起来，其稀缺困难可知。而一旦进士及第，立刻释褐，即不再穿一般百姓穿的粗布衣服，跻身上流阶层，从此服色饮食出行老病辞世，都享有特殊待遇，荣耀华贵无比。也可想见，前来攀亲嫁女求助巴结逢迎献纳的各色人等将盈塞门庭。“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猖狂得意之态于此诗中淋漓尽致地溢出来。而与此同时，长安城中的妓女正盛妆沐浴切盼接待新进士。名妓女们的接待标准从来就代表着民间社会的最高赞誉，很少例外。当然，与此相反，那些落第者如何伤心绝望、怨愤惭愧亦不难由《儒林外史》推知。

        然而，在这热烈兴奋趣味无穷的耀眼群体中，却不见李白的身影——我们最富于盛名的，以追逐热烈兴奋有趣耀眼为天职的快乐诗人，何独不参与？与李白同时活跃的12位诗人，都有科举及任正式官职的经历，而李白何独例外（Arthur Waley, 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0）？

        李白的家世出身，据现有资料，颇含混模糊，引起后人许多推测争论。李白自述身世“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与韩荆州书》），又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少长江汉……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述身世并不一致，像是因事设辞。李的友人兼追随者魏颢所作《李翰林集序》说他是陇西人，其他不详。友人李阳冰《草堂集序》明确说李白是陇西成纪人，凉武昭王九世孙，与李唐皇室同族。稍后，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说他是四川广汉人。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可能根据于李阳冰，记述李白先世遭逢乱世，迁居中亚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阿克别希姆遗址，《中国文化报》，1999），隐姓埋名，没有户口，没有家谱，705年迁至四川，恢复李姓，李白这年约5岁（李长之，1940）。然而，《旧唐书》又说他是山东人。现代的研究者中，陈寅恪干脆不同意以上诸说，认为李白是胡人后裔，不是汉人（《李太白氏族之疑问》，1935）。此后，詹锳、松浦友久、周勋初、胡怀琛大致赞同陈的论断。

        这种种含混表明李白的出身必甚尴尬，至于情况究竟如何反倒其次。其根源可能在于重视门第家族背景的时代氛围，及在此基础上，李白自己的有意讳莫如深。但大致上，李白父亲是商人，先世是罪人，父亲开始移居于剑南道绵州昌隆乡（现四川省绵阳与江油之间的青莲镇）。按唐代规定，李的这一出身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新唐书·选举志下》）。所以，李白在科举巨大吸引力面前，转身走开了。

        李长之探讨李白身世时，曾判断：“有一种隐痛，使他很深地怀着一种寂寞的哀感，支配他全生。”（《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这隐痛应该便是李的尴尬身世。由这出身，李白的压力屈抑自卑可想而知。他耻言科举，这与两次落第的杜甫相同；但杜甫自豪自己的家世，“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李白则含糊其词，甚至是否为皇室同姓，也颇堪怀疑（陈寅恪，1935）。加之，少年时代与道士元丹丘，隐士赵蕤交往频繁。所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于是，杰出才能、少年影响与社会压抑的落差所造成的心理势能，使他倾向极度自大狂妄（小川环树《唐代の诗人: その传记》，1975）。杜甫在这点上略似于他。皆因受压反而对自己的才能高度自信，不惜自夸。作为对比，21岁便高中进士的同时代大诗人王维反而无此心态与言辞。考试制度给读书人造成的心理负担精神畸变，在伟大文学家身上也不难察见。

豪放飘逸是为消除自卑

        关于李白的这一身世隐痛，绝非臆测，这里，我们介绍一个心理学论述，若以此来观照大诗人李白，将可以得到一种非常真切的理解。20世纪著名的心理学家A.阿德勒(Alfred Adler)曾经深入探讨过人类的“自卑情结”——即，当一个人面对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举止夸张，处处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时，常常在其背后有需要做出特别努力才能抵消的自卑感存在。如果脚踏实地的努力不能改变自身的情境，不能消除自卑感，他的目标便是超越困难，用优越感来陶醉或麻木自己。他不能够改变环境，不能够变得强大，便训练自己，使自己在自己眼里显得很强大。但这只是麻醉，真正的自卑感仍在那里，原封未动。这是自卑者自欺的一面。自卑者的另一面，是超越一切、好高骛远，不惜一切代价凌驾他人之上的决心。这时，自卑是增进力量，开创新境界的动力。阿德勒甚至断言，人类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What Life Should Mean to You，1932，汉译《自卑与超越》）

        由此，在这种心理基础上，李白要向世界宣称，那实际上不能够得到的，不过是自己厌恶获取罢了。由此，与政治同谋，李白把自己逼上了不归路。他干脆舍小逐大，舍现实逐虚幻，去追逐常人不敢不能不想的顶峰境界，如自比孔子：“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自道志向：“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自言才干：“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大胆奚落儒生“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嘲鲁儒》）、“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宗成》）。

由“难”转“愁”

        再有一难，便是众所周知的世道出路之难。李白一生都在干谒权门，四方奔走，但处处碰壁，鲜有成效。他入赘宰相府以求机会，他求见皇室女道士碰运气，他斗鸡以广门路，又想加入羽林军以谋发展，他欢迎安史之乱（755年）带来的机遇，西入长安献计，他谋划策动皇室徐王李延年勤王（卢燕平《李白诗路管窥》，2012）。

        而他56岁时，最终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南方大军，但此军很快被打成叛军，李白被罚流放夜郎，出狱后不久，61岁时又向宰相兼名将李光弼请缨从戎，因身体有疾，未果。此时，我们爱热烈爱拼搏爱折腾的诗人的生命已近终点。

        李白62年的生命里，重要的机会出现在742年，这时他已经42岁了，经越地道士吴筠介绍，他进入长安，蒙贺知章夸赞推荐，成为翰林待诏，一个陪皇帝闲来无事，谈诗论文的无编制闲散人员（宋程大昌《雍录》）。但因能够接触皇帝，也颇受关注。

        开始时，唐玄宗颇尊重亲密，但很快便因政坛势力排挤，又得罪权势显赫的大太监高力士（这可见李政治上的正直和幼稚，或许与他的表演性格有关），且性格方面不能遵守保密制度，而被疏远。不到二年，便被遣返。丧失这宝贵的机会，李白自己是要承担责任的，他的表演性格，在其他时代、社会恐怕也难免悲剧。

        身世、世道二“难”共同作用，造成了李白时时破解但又不可破解的“愁”。这一“愁”，又因李白不愿深层次地亲近佛道，不愿自省己身而加深，就此酿成李白内心深处深重孤独感。这一孤独感不难在名篇《月下独酌》及《独坐敬亭山》中探知。朗照的月，甘甜的酒，美好的季节，但却无人陪伴，百无聊赖，独自饮酒:“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其实亦非独自饮酒，月与影暗指朋友。与我一道喝酒的人呀，没有人真的理解我，一个都没有。可人生在世，只能如此。不妨把常人情感放到一旁，即“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独坐敬亭山》更简短：“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有陪伴不远离已应感恩，怎可奢望交流沟通？这就是李白，孤独着，渴望人群陪伴;有人群陪伴，但依旧孤独着。他的心事无处吐露。

        “难”形成不可破的“愁”，二者成为李白诗歌的核心词汇。就“难”而言，《蜀道难》、《行路难三首》格外惊心动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面对这“难”，李白心情复杂，“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似劝自己知难而退，但又似在问，你为何要来攀登这如同上青天般困难的道路！路难困难艰难，千难万难，无可奈何无路可走的难：“将登太行雪满山，欲度黄河冰塞川”。然而，不反躬自问，不躲避退让，不承认挫折，不言说自身的脆弱，这才是李白。所以结语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自励，也是自欺。这就是李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