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和莫扎特也无法阻止人类陷入野蛮

        

[德]约阿希姆·费斯特著

[英]马丁·查默斯英译

Herbert A. Arnold编

Other Press

2014年出版

远离政治的文化市民

        德语词Bildungsbürger（文化市民）和Bildungsbürgertum（文化市民阶层）大概没法准确地翻译，译者马丁·查默斯（Martin Chalmers）明智地保留了原文，在脚注里解释了它们的含义。“文化市民”在战前曾短暂地跻身于德国资产阶级精英行列，使得踏实的经典教育而非家庭出身成为地位的标志。一些最辉煌的文化市民是犹太人。如果说英国绅士自矜的是爱运动、举止文雅和剪裁精致的服装，那么一个文化市民的最基本要求就是娴熟地掌握拉丁文和希腊文、欧洲经典文献，当然还有德国古典音乐。英国绅士在公学（public school，其实意思是私立名校）里修炼成型，德国布尔乔亚上的是文理高级中学（Gymnasium）。

        解释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写过希特勒和阿尔伯特·施佩尔传记的杰出作家约阿希姆·费斯特（Joachim Fest），正是文化市民阶层的典范人物。他曾于1973-1993年担任《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文化版主编，也是在战后痛斥德国左翼的保守派。他的政治立场不算极右，也看不到复仇主义的痕迹。费斯特是欧洲意义上说的古典自由派，相信自由市场经济（连带着修养良好的银行家），钟情于莫扎特歌剧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

        费斯特这本不同凡响的回忆录《“我不干！”——德国童年回忆录》(Not I: Memoirs of a German Childhood）里的一大主题是他孩提时期在第三帝国所受的教育。他的文风典雅，充满了反讽和智慧，这些并不都能在翻译中充分体现。他还有种开玩笑的自恋倾向，德文书名是Ich Nicht，比美国版的Not I要更清楚些。也许英文翻成Not Me更好些，英国版就这么翻的。书名的意思是说费斯特不属于为希特勒欢呼的那群乌合之众。费斯特的宿敌君特·格拉斯的回忆录《剥洋葱》于同年出版（2006年），格拉斯当年是自愿加入纳粹党卫军的——所以费斯特要说：“我可没有。”

        在回忆录开始处，费斯特就指出受过教育的德国布尔乔亚的价值观在战前已经过时，1945年以后被全面摈弃。左翼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逻辑顶点，所以他们认为希特勒的崛起部分要怪中上阶层。费斯特回应了这一观点，“这种指责就好像被宠坏的小孩的怨气，他们一心一意要比父辈占据更高的道德制高点。”他指的是1968年的学潮，以及那批学生的文学导师比如格拉斯。费斯特看不上他们，他们也看不上他。

        事实上，希特勒帝国的崛起也意味着文化市民阶层的末路。但左翼对那个阶层的批评要早得多。最佳例证是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电影版《蓝色天使》可能更有名，约瑟夫·冯·施特恩贝格（Josef von Sternberg）导演，让玛琳·黛德丽一举成名。拉特教授因和一个夜总会舞女有染而走向彻底堕落，这部讽刺小说像一把尖刀插进了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教育的心脏。此书写于1905年威廉二世治下，正值德国经典教育声誉的巅峰。接下来是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一个混乱衰弱的共和国，然后是纳粹灾难让拉特教授的世界灰飞烟灭。

        约阿希姆·费斯特的父亲约翰内斯是回忆录里的主人公，从许多方面看，他是文化市民的完美榜样。他在柏林一所名校教书。他非常自豪自己通读了歌德、莎士比亚、海涅和莱辛的全部作品。他的书房里有但丁的半身铜像。约翰内斯·费斯特出身普鲁士小吏家庭，笃信天主教，他认为正派得体的普鲁士价值观包括不感伤和反讽，后者也许不属于“普鲁士性”的主流定义，但对老费斯特来说，反讽是“人文主义的开门钥匙”。

        不过费斯特指出，他父亲身上的异质并不总能并行不悖。比如，约翰内斯永远无法原谅托马斯·曼，他承认写了《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1918）的曼的文学天分，但曼认为文化市民应该远离政治，因其肮脏卑鄙，不值得一个文明的人文主义者浪费时间。文化才是重要的，而非政治。费斯特那个阶级的大部分人都会同意这一说法。但约翰内斯不苟同。他认为曼的偏见使得资产阶级与魏玛共和国渐行渐远，危害甚至超过希特勒。

        他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德国受教育的精英远离政治，让煽动家轻易就能垄断政治，直到自取灭亡。典型的天主教保守普鲁士人往往是坚定的保皇派，本来就不会费心捍卫魏玛共和国。但约翰内斯·费斯特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他也非常关心政治，定期参加基督教民主派的中央党会议。他甚至加入了“帝国战旗”（Reichsbanner），一个支持共和国的基督教社会民主派的准军事组织。

        唉，费斯特的群体迅速缩减成了少数派，像魏玛共和国本身一样四面受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嫌恶腐朽的资产阶级，更别说纳粹了。费斯特一家住在柏林的中产聚居区Karlshorst，暴力冲突几乎一点就燃。一天晚上，约翰内斯头上顶着绷带跌跌撞撞回到家。他被共产党的“红色战线”成员殴打，那些人前来扰乱社会民主党的聚会。这是1932年，希特勒上台前一年，左翼当时真的应该团结才对。

        许多文化市民听从了托马斯·曼的非政治哲学，拒绝参与公共事务，希望所有的不愉快都会自行消散。但在儿子的笔下，约翰内斯·费斯特没有被任何幻象所蛊惑，而当时许多消息灵通的政治思想家都上了当：他们以为希特勒成功后会更讲理、更谦虚；要么以为他是个江湖骗子，不可能成功。

        希特勒掌权后，约翰内斯做了一件对他那个阶层来说更加不同寻常的事。他拒绝顺从新秩序，即便表达异见已经变得相当危险。他公开表达了对元首和手下那群“乌合之众”的鄙视后，在1933年4月丢掉了教职。而那个时候，正逢许多德国人争先恐后加入纳粹党的高潮。他首先注意到的，是自己收拾东西时，那些教师同事们都避免与他目光交流。费斯特不仅丢掉了生计和社会地位，他还是个被排挤的人，一个潜在的叛徒，一个应该躲开的人。之前友善的邻居和熟人现在远远看到他就会迅速绕路。

        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同样讨厌纳粹，但她希望他能更变通些。当她难以忍受举目无亲的生活时，会和丈夫吵架。他为什么要这么公开嚷嚷对纳粹的厌恶呢？家里人在遭罪呀。钱也慢慢用完了。是她和孩子在为他的不妥协付出代价。他就不能为家里人着想入个党吗？如果他肯的话，早就升职了。光入个党又不会改变什么。她乞求道：“这样我们就能继续过像样的日子了！”他回答：“就是这样不成！这会改变一切！”

即便所有人都退缩了……

        在希特勒统治的头几年，约阿希姆和兄弟姐妹们没注意到太多变化。他们没有像许多同龄人那样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但还能继续和邻居小伙伴一起踢足球。他们去普鲁士郊区看爷爷奶奶，在农场里帮忙，在湖里游泳。他们的朋友多半来自“靠谱”的家庭，和父亲观点一致。

        作家霍斯特·克吕格尔（Horst Krüger）生于1926年，比约阿希姆·费斯特大几岁。1930年代他也在柏林读书。他在一篇回忆校园生涯的文章里，写到犹太同学常常不见了踪影。但这些并不会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的后见之明告诉他，这是通向大屠杀的第一步。但他写道：

        我必须说实话，当时这些情况对我们这些没受到影响的人来说，并不显得很夸张。历史在真正发生时，往往看上去微不足道。生活很少英雄慷慨，它通常平淡无奇。

        费斯特同龄的其他作家，甚至挺享受希特勒治下的儿童时代。散文家迪特尔·韦勒斯霍夫（Dieter Wellershoff）回忆了自己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前的种种乐趣和游戏（Sportlich-Spielerisch）。战后成为著名记者的卡罗拉·斯特恩（Carola Stern）很喜欢在德国少女联盟（BDM）的日子，成天围着营火唱纳粹歌曲，公开向希特勒宣誓效忠。她回忆1936年的奥利匹克年，“差不多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支持元首”。

        费斯特家里的氛围很不同。约翰内斯坚持不让希特勒的谎言腐蚀家庭成员：“一个把任何事变成谎言的国度，不能跨进我们的家门。”在家里，他会公开表达意见，否则生活会变得无法忍受。晚上小小孩会先吃晚饭，然后成年人和两个大小孩约阿希姆和沃尔夫冈吃“第二顿晚饭”。约阿希姆回忆道：“在饭桌上，大人会提到那些突然消失的友人；还有一些人不再被提起，因为他们不再是朋友。”

        这种秘密的氛围，对成长中的男孩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快。哥哥沃尔夫冈告诉约阿希姆，这是“我们在对抗世界”。约阿希姆点点头，“虽然丝毫不明白对抗世界是什么意思。我就是觉得通过一种无法言明的方式得到了父亲的喜爱。”

        但他也不是完全木知木觉。穿军外套戴皮腰带的坏人往往会不请自来，伸直手臂叫“希特勒万岁！”有时远处会听到呼救声，但这只是费斯特的回忆，未必真实发生在他生活的社区，或者可能是恐惧的回音，“我们对外界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也让我们害怕，让空气变得格外沉重”。

        是什么让老费斯特，这个坚定的文化市民，有勇气成为一个异见分子？天主教信仰也许起了一定作用，元首崇拜在一些天主教徒看来是一种渎神行为；对希特勒的“罪犯团伙”的阶层鄙夷也许也有关系，对他而言，希特勒运动从“臭水沟”里发迹，他永远无法理解为何儿子在战后要去写这些草根鄙民的书，而不是写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但也许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格尊严。

        费斯特童年回忆中最关键的场景，是父亲对两个儿子的教诲。他叫他们从《马太福音》中抄写一句拉丁格言，铭记于心：“即便所有人都退缩了……我也绝不！”费斯特书里没提到，不过这句话的变体也刻在菲利普·冯·伯泽拉格尔（Philipp von Boeselager）的家里，他参与策划了1944年7月的刺杀希特勒行动。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

抵制激进倾向的“文明礼仪”

        于是不随大流成了约阿希姆·费斯特的人生态度。这预示了他的保守主义。他不时沾沾自喜于自己在联邦共和国里成了一个保守派，发出的是有勇气的异见声音，因为知识分子的主流是向左站。他提到了“更老的激进派”穿着牛仔裤留着长发，“我对他们无话可说，也不想说”。不过这与抵抗英雄还相距甚远。

        费斯特在德国文学和音乐上的经典教育要归功于迈尔医生。1938年“水晶之夜”后，约翰内斯曾恳求许多犹太朋友离开德国，但只有一个叫罗森塔尔的人听从了建议。迈尔医生和同事戈德施密特医生认为逃离自己的祖国有失尊严。用费斯特的话来说，迈尔医生“一直觉得自己是德国人。连文化上他都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他对那些东欧犹太人有种莫名的厌恶。迈尔医生是彻底的文化市民，他不相信拥有贝多芬和歌德的国度会伤害他。但很快形势急转直下。他丢掉了行医执照，暴力随处可见，他的妻子死于恐惧的折磨。只有一房子的经典名著和德国非主流诗歌与他为伴。“生活不再遵守规则，”他在绝望中喃喃自语，“但是为什么？”

        正是迈尔医生向小费斯特推荐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但约翰内斯坚决让约阿希姆立刻奉还。那是约阿希姆最后一次见到迈尔（他之后便永远地消失了），他手里拿着《布登勃洛克一家》告诉小约阿希姆，“你父亲把小说看得太重了，文学其实是一种游戏。”老费斯特不会让那些不同政治观点的作家作品出现在自己家里。这两个朋友之间的差异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费斯特坚定不挠的态度，不论何种情境。

        迈尔医生的最后命运我们可以猜到，但没有在费斯特的回忆录里点明。大部分德国人是否知晓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正在进行，这一点一直有无休止的争论。但约翰内斯·费斯特起先不相信大屠杀的谣言，后来则坚信不疑。约阿希姆写道：“流言积累到一定程度，让传闻变成了必然之事。”约翰内斯没有告诉儿子这些，但约阿希姆在1944年春天自己发现了，他听一位神父说起在东线传教时听教众说的种种细节。

        当时小费斯特只有十七岁，寄宿在弗莱堡的一间天主教学校。他在柏林工人阶级社区上过莱布尼茨文理中学，可惜因为在书桌上刻希特勒的漫画像被发现，很快被劝退了。费斯特对弗莱堡的学校同学的态度是相当高高在上的，那些同学大部分是黑森林的农民子弟，而他是精贵的柏林人。不过他发现新学校的大部分老师要比柏林人更敢于公开批评纳粹政权，他认为这是因为“该地区天主教有自信”。

        费斯特在战争最后几年中被迫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以及军队，他挚爱的哥哥死于战伤。他本人差点因散播叛国情绪被枪决，因为公开将哥哥的死归罪于上级军官的玩忽职守。他最亲密的朋友叫赖因霍尔德·布克，是个谦谦君子，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费斯特对诗歌和文艺复兴艺术的钟情。布克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死去。当时第三帝国日暮西山，连老费斯特也被充了军。

        战后父子二人重逢，他们都在战俘营里待过，约阿希姆在法国的美国战俘营，约翰内斯在条件更差的苏联战俘营。他们对过去的反应极为有趣。他们各自表达了对影响塑造他们的阶级和文化的看法。约翰内斯告诉儿子，像他本人这样的人对“理性、歌德、康德、莫扎特和整个文化传统”太过信任。他们从来不敢相信“一个希勒特那样的野蛮混混”居然能在如此有文化的国家掌权。

        不过像那一代的许多德国人一样，约翰内斯·费斯特选择对刚刚过去的一切保持沉默。倒不是因为他有负罪感，而是因为他对无力阻止希特勒的暴行而感到羞耻。儿子问他为何心知肚明，却从没有在家提过犹太大屠杀的事儿，他回答：“我当时不想说，现在也不想说！因为这提醒了我，我的那些知识根本没有用处。说了有何用！”文明价值的不堪一击让他幻灭，让他哑口无言。

        约阿希姆则用另一种方式努力克服德国高雅文化的崩溃。他一回到柏林，就去听了一场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的音乐会。观众席里有一个人评价说作曲家的悲情听上去很法国，费斯特说贝多芬的形而上学肯定是德国的。另一人回应说大家不应该再用如此“国族主义的”词语来交谈。这明显惹怒了费斯特。他在战后的保守主义必然有部分起因于此。他试图从废墟中挽救德国高雅文化，虽然这死灰复燃的“文化市民阶层”要通过民族主义的语汇来表达。

        不过约阿希姆不想像父亲那样对过去保持沉默。希特勒如何征服德国，成为他最有名作品的主题，他甚至写了一本希特勒传记。但他写作时带着相当的超脱。他的目的是不动感情地理解过去，而不是捶胸顿足的公开表演。这使得他与君特·格拉斯和其他左翼知识分子渐行渐远，那些人认为德国人集体有罪。费斯特写道：“他们恸哭嗟叹，不停捶打自己有罪的胸脯，并随时准备中伤任何没有这样做的人。”

        事实上，格拉斯和其他人努力找到了一种对羞耻感和负罪感的文学表达，这是其他人无法也不愿发出的声音。1960年代的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尽管时而尖锐刺耳，陷入极端主义和道德说教倾向，但他们迫使德国人面对了本国历史中最黑暗的年代。费斯特没有充分认可他们的贡献。在他奋力拯救德国文化绅士阶层时，也有自身的盲点。

        费斯特承认他曾被阿尔伯特·施佩尔迷惑，施佩尔在一群暴徒中鹤立鸡群，俨然一派教养良好的文化市民模样，但他是希特勒最亲近的友人，工业化的奴隶主。施佩尔的存在令费斯特如鲠在喉。这样一个文化人怎能堕落到如此之低？起先，费斯特被施佩尔的魅力所吸引，帮助他写回忆录，为他的同流合污寻找借口。他说施佩尔是一个技术统治论者，一个艺术家，不在意自己所服务的事业是否道德。然而最终费斯特得出的结论响应了他父亲对托马斯·曼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的批判。

        施佩尔来自“一个价值观严格的受人尊敬的家庭”，他是“文明进程长期熏化的结果”。他本应该有能力抵制可怕时代的种种诱惑。但非政治的自负直接把他带进了沟里：“施佩尔远比希特勒更让我们意识到，文明的预防措施是多么薄弱，我们站立的土地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

        这也是导致费斯特取径保守主义的原因之一。对他来说，“文明礼仪”应抵制各种激进倾向。古典自由主义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意识形态狂热的合适解药，尤其是对左倾狂热。高雅文化应该被保护起来，免受牛仔裤和长发怪胎的蓄意破坏。不过像他父亲一样，约阿希姆·费斯特也是个带着怀疑的文化市民。他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在人性的危机时刻，歌德和莫扎特也许能够提供一丝慰藉，但他们无法阻止人类陷入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