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41、42集:靠法制避免犯“文革”错误

       【编者按】

        从8月8日晚起，48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央视一套晚8点黄金时段播出。

        另外，东方卫视也从9月3日起每晚19点30分播出该剧。

        澎湃新闻记者整理了其中的部分剧情，共同缅怀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历史转折时刻的决断与智慧。

        以下为9月11日晚第41、42集剧情精要。

        

面对法拉奇涉及毛泽东的提问，邓小平回答：“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要有个客观的评价。”

        北戴河海滨浴场。

        邓小平的儿孙辈都在浅海的海水中玩耍，妻子卓琳希望邓小平也能难得地下海放松放松。小平在家人的鼓动下，放下正读着的文件，下水了。

        邓小平和4名年轻的陪同人员一起在海中游泳，显得很兴奋，他游泳的技艺娴熟，显然这并不是年轻时在没有海的四川老家能练就的。

        游得远了，秘书王瑞林便着急了，赶紧招呼邓小平别再向前。邓小平推开想要过来扶他的年轻人，说：过瘾的很！       

        游完泳的邓小平兴致很高，远远地喊了句：秀才，今天天气很好，海水的温度也合适，这样，你下海。

        被邓小平叫做“秀才”的，正是胡乔木。一身正装的胡乔木谦辞：小平同志，这历史决议搞不出来，我寝食难安呐！

        邓小平坐下了，告诉胡乔木：压力肯定是有，但是办法总会找得到的。

        说着他把白色短袖衬衣的扣子扣上了。

        对游泳意犹未尽的邓小平对胡乔木说：这样，我放你一个小时的假，下海，我们边游泳边谈，怎么样？

        胡乔木也开起了玩笑：想拉我下水啊？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嘛！

        邓小平笑笑，只得作罢。

        胡乔木从文件袋里抽出几张纸，说：李维汉同志转来几张八七会议纪念馆的照片，你看看，这个会场，是根据部分历史资料布置的，纪念馆的同志拿不准，不知道是不是符合当时的历史原貌，请您看一下提提意见。

        邓小平翻看着照片，陷入了对往昔岁月的回忆，口中喃喃说道：差不多，就是没这么整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当时我是政治秘书，负责会议的记录工作，1927年底，我才成为中央秘书长。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年轻人，绝大部分年轻人，后来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毛泽东同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使我们党，从此拿起了枪杆子，走上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

        1927年8月7日，汉口俄租界，雨夜。

        鄱阳街139号门前，有个小个子的年轻人身着西服，打着一把大伞匆匆走过街头，伞把他的脸完全遮住。

        突然，在拐角处闪出一个人来，告诉他：中央紧急会议的秘密会场，就在前方，为了安全和保密，参会的二十多个同志，都会先后到来。

        年轻人从伞底露出脸来，他长得很清秀，但表情严肃，点了点头，便继续往前走。

        会场内，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正在发言：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和纠正中央职能机关的严重错误，并制定新的政策和路线。

        瞿秋白作为翻译，年轻的邓小平则负责记录。比邓小平大十岁的毛泽东皱着眉头，与其他窃窃私语的人不同，他像是一直在思考什么。

        这时，突然有人敲门，屋内的十余个人都紧张起来，此时的国民党右派与共产党已经分裂，白色恐怖笼罩着这座城市，陌生的敲门声意味着很多。

        年轻的邓小平放下手中的笔和记录本，站起身来，向大家示意安静，轻轻走过去开门。

        幸好，只是送外卖的送来了一大包面包，邓小平接过面包，分发给与会者。毛泽东好奇地问：你就是邓小平吧？我经常听恩来同志提起你啊。

        邓小平答道：我和恩来兄是旅法的战友。

        ……

        散会了，雨停了，共产党员各自离开。

        邓小平追上毛泽东：润之先生，让我来送送你。

        毛泽东：没关系。

        邓小平：我以前读过润之先生主办的湘江评论，你写的创刊语，正是振聋发聩啊！

        毛泽东笑了。

        邓小平却很认真地说：我尤其记得这一段话——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

        见邓小平能够背诵自己写的文章，毛泽东有些好奇地看着这个小个子年轻人，便和邓小平一起背诵起来：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军阀不要怕！官僚不要怕！

        “资本家不要怕！”

        说着，两人用力地握了握手。

        毛泽东继续说：但是现在还要加两点：困难不要怕，杀脑壳不要怕！越是白色恐怖，接近工农的党就越要革命。我已经向中央表明，我不去上海搞情报工作，不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跟绿林交朋友，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须知，枪杆子里面才能出政权。

        回到现实，胡乔木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感情都很深。

        邓小平摇摇头，说：这不只是个感情问题，对毛主席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没有什么夸张。

        胡乔木：李维汉同志想请您为八七会议纪念馆题字。

        邓小平：这个字，我题，就现在吧！准备纸和笔。

        虽然不下水游泳，但胡乔木还是陪着邓小平在海边散步。

        邓小平对胡乔木说：前段时间有不少同志来看我，提到现在有一股风，叫一切向“钱”看，我看呐，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胡乔木：是啊，思想战线，有精神污染的问题，有软弱涣散的问题。

        邓小平站在海边，对胡乔木说：我看要加强我们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问题，这要成为我们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我们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出来应战。要明确一个纪律，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决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自认为可以自行其是，这个问题我要专门谈一谈。

        胡乔木：思想战线问题，很敏感，很重要，怎么搞，国内外都很关注。

        邓小平：是啊，问题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决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二是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要有计划，要有步骤地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很迫切，我准备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胡乔木：这个想法太重要了，这对我们起草历史决议，也是一个重要纲领。

        邓小平：实际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自觉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我说过，我们的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要使我们的制度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这就是政治改革。当然了，政治体制改革，是个系统化工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的目标是，从我开始，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胡乔木：这件事要做好，功德无量。

        邓小平：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是需要时间的。恐怕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个就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完成的了。要从制度上去避免我们党重犯“文革”的错误，最根本是要建立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保障公民的权利，实现民主集中制制度化和法律化，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个非常重要。

        胡乔木：我认为，可以把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想法作为新宪法的指导精神。

        邓小平接过一份关于新宪法讨论意见的国务院文件，问：有什么分歧吗？

        胡乔木：有人提出，这次宪法修改，应该在1978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也有人提出要参照1975年的宪法。争论很大。

        邓小平把文件用力一丢，举手说：我反对。

        过了几日，胡乔木和彭真来看望邓小平。

        邓小平对两人说：你们那个宪法提案，我看了，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修改意见，我完全赞同，为什么？因为七五年和七八年宪法，取消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而恰恰这一条是宪法的精神所在，所以这次修改宪法一定要补上去。还有，我要特别强调四点，一是要理直气壮地写四个坚持。二是写以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三是写民主集中制。四是民族区域自治。

        彭真：这四点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特别是四项基本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坚持。

        邓小平：这是我们革命斗争中长期做出的历史选择，是我们国家发展和安定的基础。当然，修改宪法也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的宪法，包括西方议会的产生和议院的形成、提案制度。

        彭真：这方面，我们已经加强了交流。

        邓小平：现在西方各国，都在关注我们这次宪法的修改。从不同渠道了解，我们到底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打什么样的旗帜，到底还要不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些政治家开始大做文章。 

        在一些西方人看来，邓小平为毛泽东“最大的反对派”刘少奇平反，是在搞“非毛化”，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希望采访正带领中国经历一场变革的邓小平。

        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很快就要访华了，法拉奇对邓小平的采访，正是意大利人对这个神秘的东方红色国度的试探，甚至法拉奇的采访就是佩尔蒂尼总统亲自过问安排的。

        在英国《镜报》集团总部大楼。

        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总裁、《镜报》集团董事长罗伯特•玛克斯韦尔先生正在安排采访邓小平以及翻译出版《邓小平文集》的事宜，他在电话中对记者法拉奇说：“太好了！如果你的采访成功，我们将和中国国家出版部门联系，翻译出版《邓小平文集》。”

        法拉奇连声：“Wonderful！”一周之内她就会启程前往中国，她将是第一个有幸单独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法拉奇此行获得了在北京任何地方采访的权利，不受监督。她首先前往天安门广场采访、拍摄，随后她便在人民大会堂，开始对邓小平的专访。

        首先她提前一天祝邓小平生日快乐，邓小平表示感谢，然后笑道：“我这个生日啊我自己都不一定记得很清楚，看来法拉奇女士为今天的采访是做了很好的准备了。”

        法拉奇说：“我知道您今年七十六岁了，是中国的传奇人物。”

        邓小平回答：“我七十六岁了，七十六岁也没有什么好祝贺的，它是个衰退的年龄，也可以说是江河日下了。”

        几句寒暄之后，采访真正开始。

        “您说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标语消失了，毛主席的像少了——我们从饭店到这里来，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入口处。请告诉我，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挂在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吗？”法拉奇的问题不像寒暄一样轻松。

        但邓小平依旧轻松：“要长久地保留下去。”他的回答简洁明了，他进一步解释，“过去把毛主席的像挂得太多了，到处挂，这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在晚年也犯了一些错误吗，但是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我们中国人是讲感情的，我们将永远把他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继续提问：“今天，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法拉奇话里有话，但邓小平直截了当地点破：“这个毛主席啊，是我们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大部分的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许你知道，我们在延安时期，就把毛泽东主席的思想概括起来称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正是因为遵循了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法拉奇不依不饶：“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喝了一口茶：“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但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当时头脑都发热了，违背了客观规律，想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个更加尖锐的问题，邓小平依然轻松应对：“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那是啊由于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把革命的对象应该说搞错了。但关键这个错误被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了。”

        “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的时候，会在何种程度上牵涉毛主席？”法拉奇问道。

        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功过是非，要有个客观的评价。首先要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但是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我告诉你，我们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说到这里，邓小平起身指着法拉奇正在速记的笔，请她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看了看邓小平，写完之后，继续提问，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组织的？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并不回避：“这个是集体的力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呢要干这件事情，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汪东兴同志、李先念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那事办不到的。”

        这时预定的时间已经到了，邓小平主动提议再聊一次。

        米粮库胡同5号院。

        结束采访，邓小平回到住所，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厂的工人师傅们正在等候邓小平的到来。

        一进办公室，邓小平就和他们亲切地握手寒暄，并一个一个叫出了这些老工人的名字，他们是受全厂同志的委托来看望邓小平的。

        邓小平让他们还是称呼“老邓”，不要叫邓副主席了。

        都落座之后，卓琳让各位吃花生，不要客气，一个工人给邓小平一包江西烟，这是邓小平在江西时最喜欢抽的烟。

        回忆起当时的事情，邓小平说：“当时我是被打倒了，很多人都是避之唯恐不及，在那么一个严酷的形势下，你们对我和我的家人呢都给予了照顾，你们已经做了很多了。”

        卓琳也说道：“就是到现在，一有江西的新闻，小平同志就跟我念叨你们。说当时你们照顾我们照顾得太周到了，为了不让造反派来骚扰我们，还从家修了一条路到工厂，我们这心里都记得清清楚楚。”

        得知那条路现在被称作“邓小平小道”，邓小平笑道：“那条道路还是不走的好。”

        邓小平问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们现在想一想埋不埋怨毛主席？”

        一位老工人都紧张了，赶紧起身：“不埋怨，不埋怨。”

        邓小平让他们坐下来，讲实话。得知还是有点埋怨，但又反对彻底否定毛主席。

        邓小平非常赞同：“你说得很好，我都记下了。”

        午饭时间到了，邓小平又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法拉奇记者第二次谈话。

        在第二次采访一开始，法拉奇的问题就已经很尖锐：“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你怎么认为？”

        邓小平应了一声，略作思考：“这个要从制度上去解决了，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是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和家长作风，也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还有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坚决抵制这两种思想带来的消极影响，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法拉奇继续问：“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都是坏的呢？”

        “要弄清楚什么是资本主义，”邓小平很快回答，“这个资本主义啊还是要比封建主义优越一些，有些东西也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比如技术问题是科学、管理问题是科学。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我们社会主义服务，但是不能搬用资本主义的制度。”

        法拉奇换了一个话题：“您提到还有别的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来贡献，他们是谁？”

        “比如周总理、我们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啊等等，我们很多同志都做出了贡献。”邓小平的回答很干脆。

        法拉奇提醒：“您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反问道：“哦，我自己算不了什么，当然了我也是做了那么一点事情，革命者哪有不做事情的？”

        接下来的话题更加尖锐：“您对江青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小平的脸有点变化，他抬头：“零分以下。”

        “那你如何评价自己？”法拉奇问道。

        邓小平非常谦虚：“我自己对半开就不错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就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举起手来，指指法拉奇，“我请你记下我要说的话：我这个人啊也犯了很多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错误我也有份，这个世界上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但是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在毛泽东一个人身上，那是不正确的，不应该的。”

        结束采访，邓小平为法拉奇送行时说道：“我真诚地希望世界多了解一下我们中国。”

        “您是我遇到的最亲切、最公平、最睿智的一位领导人。”法拉奇握着邓小平的手说道。

        回到意大利罗马，法拉奇在接受采访时认为，邓小平是一位伟人，“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先生那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论历史问题，谈得很深。”她把这次采访称为事业上最成功的一次。

        英国伦敦培格曼出版公司总部。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参赞拜会了罗伯特•玛克斯韦尔总裁，他带来了邓小平亲自写的《邓小平文集》序言。

        序言中这样写道：“我荣幸地以中华民族一员的资格，而成为世界的公民。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我们的民族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也经历过各种深重的苦难和进行过付出巨大代价的、坚忍不拔的斗争。

        “现在，我们正在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建设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中国人民将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根本改变自己国家的落后面貌，以崭新的面貌，自立于世界的先进行列，并且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人类进步的正义事业。如果这些讲话失去了重新阅读的价值，那就证明社会已经飞快地前进了，那又有什么不好？”

        米粮库胡同5号院。

        邓小平接见第一位与内地企业合资的港商罗启民，尝着罗启民的厂生产的面包，邓小平说：“我看这个面包很好吃了，你看关键是不掉渣了。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航班越来越多了，有了这样的航空食品，这个旅客肯定就欢迎了。”

        喝了口茶，他继续说：“过去我总是听说我们土得掉渣，是不是就是指的是面包掉渣这个事？不管怎么说，反正呢，这个掉渣的问题解决了，这个食品做得好，罗先生是有功之臣。”

        接着他请罗启民谈谈香港问题：“这个香港问题啊，你们香港人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

        “我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曾表示，解决台湾问题，要尊重现实，它那里的政治制度也好，生活方式也好，都可以不变，所以说那对于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应该如此。”邓小平提到。

        得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性格强硬，号称铁娘子，邓小平笑道：“毛主席给了我一个封号，叫‘钢铁公司’，不怕。罗先生你不要害怕，我跟麦理浩先生谈话时所做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你们才是香港的主人，我相信香港人能管理好香港，我们再也不能让那些外国人来管理我们香港。”

        罗启民表态：“如果这样那最好，香港一百多年来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香港老百姓一直没有机会参政呢。”

        邓小平提到：“香港回归之后，香港人自己来管理，它那个社会制度、经济制度、那个生活方式都可以不变，这是我们的承诺。并非是权宜之计。我们不要求香港的同胞都赞成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要求我们的香港同胞要爱祖国，爱香港。”

        接着他指示港澳办密切注视香港的动向，制定香港问题的政策，“但有一条，一定要保证香港投资者的利益。”

        北京市委市政府。

        此时，香港船王包玉刚偕父亲包兆龙在大陆参观，他们打算以包兆龙个人的名义捐资一千万美元，用于修建一家现代化旅游酒店，来支持北京的旅游事业。国家旅游总局卢绪章局长听了有些惊讶，这个数字太大了。

        包兆龙提到他很久以来都一个心愿：“为祖国的建设略尽我的绵薄之力。”

        卢绪章听后，帮忙联系北京市委市政府。王副市长得知此事后，有些为难：“问题是我们的政策一直以来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谢绝一切外援，没有先例。”

        市委市政府立即开始研究此事，但一直久拖不决，市领导班子的意见不统一，有分歧。而国家计委的同志认为以捐资人的名义命名饭店是给资本家树碑立传，这个钱不能要。

        玉泉山，历史决议起草工作会议。

        会上指出：“历史决议起草的方向，归结起来一句话：旗帜鲜明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旗帜鲜明地维护毛主席的历史地位，实事求是地评价毛主席的错误。”

        陈云在会后对邓小平说：“你和法拉奇的谈话很好，为历史决议的起草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说：“现在这个历史决议啊，我就是想来征求你的意见。”

        “这一段时间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和胡乔木几个也交换过意见。我完全支持你提出的几项原则，一定要在我们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给敲定，”陈云强调，“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地讲清楚，党的思想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才能统一。”

        邓小平赞同：“如果这个事情做不好的话，那整个决议就不如不做，但是现在这个东西，一直很难达到要求。”

        陈云觉得：“之所以这个东西不好解决，我考虑呢，主要是多数同志，还囿于建国以来这个定词的限制，在思维和定式上还难以突破。”

        “确实如此。所以要用科学的态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但是这并不回避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才行。”邓小平确定了基本态度。

        陈云提了几点意见：“在历史决议前面增加一段建国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有一段完整的党史，建国前、建国后，是一段完整的历史，要把毛主席在六十年里边，每一个重要关头做的贡献都写清楚，这样毛主席的历史功绩就说的很全面了。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更全面的依据了。”邓小平非常赞同，他认为这样就更有说服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