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汤一介：是不是大师无所谓，但他研究的是纯正的国学

汤一介先生在北大未名湖前。

        9月9日晚8时55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汤一介在北京北医三院逝世，享年87岁。汤一介去世，学界一片震悼。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第一时间说，“失去汤先生，我必须放下手上事情，哀悼一下，回顾一下……，汤先生坦荡一生，最有分量的那句话是‘我只能听我自己的’。”

        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李中华与汤一介先生共事已逾三十余年，他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回忆，上周六，汤先生从北大校医院转到了北医三院。从9月8日汤先生已经开始昏迷，9月9日一早，李中华就守在医院，医生告诉他，汤先生的肝和肾已趋近衰竭。

        此前的8月25日，从法国回来的李中华去探望汤一介。约的是上午9点，当他赶去北大朗润园13号汤先生的住处时，汤先生和夫人乐黛云先生一边在楼下晒太阳，一边等着李中华。

        李中华回忆，他与汤先生谈了二十分钟后，提议请汤老歇歇，”汤先生说没事，又谈了十分钟。主要是《儒藏》的事情，《儒藏》是汤老未了的心愿。”李中华介绍，《儒藏》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儒家典籍整理，将超过《四库全书》部分是精华本共339册，经出版了100本。另一部分是大全本，约有2000余册。

        “您最快乐的事是什么呀？“李中华问汤老，汤老回答：“没有压力。”

        李中华介绍，《儒藏》的编辑让汤一介压力很大。他一边担心质量，一边担心进度太慢。

        8月25日的谈话已经隐隐有些托付后事的味道。李中华说，汤先生一直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那次他们格外多谈了十分钟，除了交代《儒藏》编辑的事，还提出了让他主持儒学与马克思中国化的课题。

        李中华概括汤一介的一生：他有强烈的学术承担和学术关怀念，一辈子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是读书。由于家学渊源，他读了很多书，对儒道释等传统文化有很深的感受。他自己给年轻人推荐的三本书是《绞刑下的报告》、《论语》《哀江南赋》。

        第二件是教书。他1950到1956年在干部学院（现在的市委党校），在那段时间重读了马恩列斯全集。 粉碎四人帮后他到北大教中国哲学，研究魏晋玄学和早期道教史。 一共带出来40多个博士，今年他还招了一个博士，12号来报道，还有6位没有毕业的博士。

        第三件是写书。他把备课的材料整理之后都写成书出版了，前后写了《中国儒学史》《中国经学史》《中国解释学史》《中国三教关系史》。

        第四件是编书，编了《儒藏》，“在8月25日的谈话中，还问我要不要为大全本《儒藏》再写一个报告。”李中华说。        

书成就的姻缘

        汤一介1927年2月生于天津。祖籍湖北省黄梅县，地属中国近现代文化大家辈出的鄂东，如徐复观、黄侃、熊十力、胡风等均出自此。汤家是地道的以教书办学为业的书香世家，汤一介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1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融汇中西的学术大家。汤霖为学为人为官俱佳，汤用彤得到他的教诲，成为一代名家，汤霖教给儿子的家训是：“事不避难，义不逃责”。这种“担当”精神、君子家风由汤用彤传给了汤一介。而取自“一介书生”的名字，无疑传达了汤用彤对儿子的期待：读书治学，传承家风。

        1946年，报考北京大学落榜，汤一介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在此期间，他阅读了西方哲学和美学方面的作品，写了《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几篇文章，表达了自己对人生的思考。第二年，汤一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51年自北大哲学系毕业后，汤一介便留校任教。夫人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奠基人。

        汤一介爱书，有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时代的他找到了理想以及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在我读了《绞刑下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了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1956年，汤用彤(右一)给汤一介(右二)讲授国学。

始终直面“梁效”岁月

        1957年开始，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学术批判风起云涌，汤一介也被卷入其中。1957年初，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他写了一篇文章《谈谈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这是汤一介在解放后发表的第一篇论文。1958年后，汤一介受到‘反右倾运动’的冲击和打压。“文革”开始之初，汤一介被终止讲课资格，下放到干校。“梁效”（“两校”的谐音，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的成立改变了汤一介在“文革”中的命运，也对他之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73年，清华大学做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了之后说不好，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不懂这一块，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理“批林批孔”的材料。“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冯友兰啊，周一良啊，我啊。”汤一介在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这就是当时“批林批孔”和“梁效”，即“两校”的由来。

        当时的这些北大老师被找去的时候，心里都挺高兴。周一良曾回忆，自己当时“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汤一介后来说，“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不管是“四人帮”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被审查时，还是现在，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教授李天纲也对澎湃记者表示，“必须说明的一点，进入‘梁效’，汤先生当时是满腔热情的，并不是简单的上当受骗。”

        汤一介身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中学时期起便接受了共产主义，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大学毕业之初，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1958年，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写“乐黛云同志收”。即便“文革”开始时，汤一介被打为“黑帮分子”，他也还“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

        在“梁效”，汤一介主要任务是“做材料的工作”，也写了一些文章。所谓“做材料的工作”，按汤一介解释，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江青就把材料拿来，他们帮着做注解，标上音。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他想想又算了，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在当时，他真心实意地信仰着共产主义，也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既不是投机，也不是虚与委蛇。

        因为这段经历，“四人帮”垮台后，汤一介陷入了隔离审查，到1978年才被解放平反。在之后的很长岁月里，汤一介都在反思和回顾。不同于很多学人的辩解，汤一介始终直面那段岁月，也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我错了，我要深刻反省”。尽管在很多人看来，卷入历史漩涡中的个人往往是无力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清方向。李天纲认为，汤一介能够“勇敢地剪掉心中的辫子，坦荡面对前三十年”，是可贵的。

文革后的学术生涯

        汤一介对于“前三十年”的反思和悔恨，很大一部分是对学术研究上的抱愧。他认为自己在19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从一个怀抱“哲学家”梦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哲学工作者”：“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把最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

        1980年，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在北大教授“魏晋玄学与佛教、道教”，此时他已经53岁了。此后，他学术生涯重新走上了正轨，进入到一个井喷期，论著不断出版，思考的问题也更为深邃和宏大。1980年代以来，他大概写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七本书，其中有三本是论文集，一本英文论文集。1981年，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诸问题》，率先打破“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互相对峙的陈旧思想，提出认识发展史来看待哲学问题。他提出了“和而不同”、“普遍和谐”、“内在超越”、“中国解释学”、“新轴心时代”等诸多前瞻性的理念和新问题，推动了学术界对传统哲学的讨论。其中，他提出的传统哲学应“走出中西古今之争”，在平等交流中求同存异，在理解对话中追求创新，更是极大促进了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相结合。而他对中国哲学基本特征的阐述尤为精到，他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三大基本命题，是中国传统哲学对“真”、“善”、“美”的表述和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和佛教、道教的关键命题。汤一介为新时期中国哲学的走出困境、开拓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成为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界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

        除了自身学术研究上的突破，汤一介还积极推动学科建设和文化推广，再次印证了“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家训。1984年，在他的积极奔走下，“中国文化书院”成立，这是国内第一家民间学术团体。李天纲说，“不像今天学院、书院遍地，当时中国文化书院是第一家，是完全民间的，里面的机构都是由学者主持的。汤先生为它的成立，做了很多工作。”

        至于今天受到万众瞩目的《儒藏》工程，最初也是由汤一介提出的构想，并为之殚精竭虑主持编纂的。2002年10月，汤一介向北京大学校领导提出编纂《儒藏》的构想，得到了了张岱年、季羡林的鼓励和支持， 2003年国家教育部批准立项，北京大学整合文科院系的力量并联合有关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正式启动了《儒藏》工程，这也是教育部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攻关项目。汤一介任《儒藏》首席专家、总编纂，另外有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国家的学者一共400多人。

        2014年6月27日，《儒藏》“精华编”百册出版，并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当时汤一介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好了，但仍然出席做了致辞。虽然现在看来《儒藏》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在工程启动之初，经费相当捉襟见肘，即便在2012年，仍需汤先生跟中国文化书院的学员“化缘”。“2012年，在北京某个会后的宴会上，汤先生对学员们开了口，当场就为《儒藏》募捐到200万元款项。这是汤先生的人格魅力，因为他的学品人品都是有目共睹的，他开了口，那就是真的有困难。”

学人追忆

        在众多学者眼中，汤先生儒雅内敛，对后辈也很提携，“但很有原则，对于年轻后辈做的事不都是附和的。”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对澎湃新闻记者说，“2006年，我们提出要以孔子诞日作为教师节，我给汤老发邮件，他说齐勇，这个事很好，要做。所以说，汤先生对后辈做事，只要他觉得有意义，就会支持、提携。”

        1998年，李天纲完成博士论文的外审专家就是汤一介。在评阅书上，汤一介密密麻麻地手写了将近两页纸的评语，开始就坦言“由于论文太长，未及阅读全文，只是比较仔细地读了‘论文提要’。”其认真和坦诚，从中可窥一二。

        1985年底，汤一介来复旦大学参加复旦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当时周谷城、朱维铮、李泽厚、杜维明都在。李天纲说，“汤先生给我的感觉就是循循儒者，很温和，很持重。”至于在学术方面，虽然感觉到汤一介的理论仍然带有明显的唯物史观特征，“但不是教条主义”。

        汤一介从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他说现在没有大师，是因为还没一个思想体系被普遍接受，还没出过一本影响世界的划时代著作。李天纲认为，很多被冠以“国学大师”之名者多不符实，对于汤一介是否是大师，“留待后人评说，也要看汤先生自己的说法，但汤先生研究的是纯正的国学，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大师与否，在李天纲看来，汤一介都是他们那一辈学人的精神领袖之一，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编审刘明清回忆说，2013年，在汤先生晚年著作《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的发布会上，汤先生说，自己不是哲学大师，只是一个哲学工作者。他深知并承认自己这一代学者身上的局限性。刘明清认为，汤先生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既是重建儒学研究的旗手，又关注中国人的信仰，收拾中国人的人心。

        汤一介弟子，北大哲学系、宗教学系主任王博对澎湃新闻记者说，“汤老师80多岁还在不断吸取新的信息，不断思考。他关心这个时代，关心家国天下，1986年他就开设了中西哲学比较班，昌明国学融汇新知。汤先生不在乎类似国学泰斗的大词，他更在意老师、先生这样的称呼。汤先生有开放的面向世界的视野，从不僵化。他很早就开始厘清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用真善美来概括中国哲学。真是指天人合一，善是指知行合一，美是指情景合一。早期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之后研究经学的问题，主编《中国经学史》《儒释道三教关系史》，此后又主编《儒藏》。

        2012年3月，当时罹患肺癌的复旦大学经学史家朱维铮前往北京去见汤一介，虽然没有明讲，但所有人，包括朱维铮自己也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面，“朱先生的意思是，见见老兄弟。但是朱先生遇到车祸，没能见上。这是历史的遗憾。”如今二人或能终于“天上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