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母院 | 拿破仑加冕为何选在这里？

        “命运啊，你主宰了我们的前途！命运啊，你编织了我们的道路！命运啊，你玩弄我们于鼓掌之上！”沿着狭窄的阶梯攀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雨果在昏暗的角落隐约看到了刻在墙上的几个希腊字母——“命运之神”。他抚摸斑驳的墙壁，询问命运的真谛，用《巴黎圣母院》向命运之神呐喊。走过了中世纪，巴黎圣母院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

从拉丁区远眺巴黎圣母院

暗藏斗争的婚礼：新教的王子和天主教的公主

        巴黎虽贵为法国首都，但是弗朗索瓦一世之前的大多数国王喜欢长住在卢瓦尔河谷的城堡或者巴黎郊区的行宫，巴黎的卢浮宫反而变成了临时下榻之所。这个时期的巴黎更多是中央行政机构的驻地。直到1546年，弗朗索瓦一世重新入住卢浮宫，巴黎圣母院作为首都最宏伟的大教堂在沉寂一个世纪后，才被卷入法国国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潮中，逐渐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

        16世纪中叶，由于国王从此开始常住卢浮宫，因此，除了传统上由兰斯大教堂举办的国王加冕礼和圣德尼大教堂举办的国王葬礼外，许多与王室有关的大型庆典活动会选择在巴黎圣母院举行。这些庆典蕴含了很强的政治意义，往往鲜明地反映了王权的意志和政局的走势。最能体现巴黎圣母院历史新地位的是一场备受瞩目的王家婚礼。

        1572年的法国处于天主教和新教尖锐对立的宗教战争中，王太后卡特琳娜•美第奇为了结束国内动荡纷争，决定将信仰天主教的爱女玛格丽特嫁给新教徒领袖纳瓦尔的亨利，并为他们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了一场奇异的婚礼。作为新教徒的新郎拒绝参加圣母院举行的任何天主教仪式，只在婚礼的开始和结束露面。这样，巴黎圣母院成为执行王室意愿的工具和展现宗教妥协的舞台。

        

新婚的亨利·波旁和玛格丽特·瓦卢瓦

        然而，特殊的政治联姻和奇特的婚礼过程都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就在婚礼后的第六天晚上，巴黎天主教徒发动了针对新教徒的大屠杀，数千人被杀害，史称“圣巴托洛缪大屠杀”。贵为驸马的亨利不得不在宗教暴力面前屈服，当场许诺改宗天主教。但是，这场婚礼却让巴黎圣母院走向了法国政治生活的中心。

        在宗教战争因两个教派的妥协得以结束之际，瓦卢瓦王朝不幸绝嗣。为了减少天主教徒的反对顺利继位，新教领袖纳瓦尔的亨利决定再次皈依天主教，史称亨利四世。天主教的优势地位因此得以维持，而巴黎圣母院不但保持了对宗教和政治的影响力，甚至凭借着17世纪的一次历史契机，一跃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大教堂之一。

圣母送子：赐予法国一个“太阳王”

        1638年2月，法国国王路易十三以诏书的形式将整个法国奉献给圣母玛利亚，史称“路易十三的誓愿”。路易十三规定，圣母玛利亚是法国特别的保护人，每年圣母升天节（8月15日），巴黎大主教必须在圣母院举行盛大的弥撒 。晚祷仪式后，首都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和巴黎市政厅主要官员都应参加在圣母院内外举办的游行仪式。同一天，法国所有教堂应当效仿巴黎圣母院，举办类似的仪式以表达对圣母的崇敬。

        

安格尔作品《路易十三的誓愿》

        “路易十三的誓愿”源于一个神秘的奇迹。路易十三和妻子奥地利的安妮婚后22年没有子嗣，法国王位继承即将出现危机，这不仅关乎波旁王朝的传承，更关乎法兰西的长治久安。

        就在国王夫妇一筹莫展之际，1637年11月，一位名叫菲亚克雷的修道士声称，在他祈祷的过程中，圣母曾多次向他启示将赐子于国王夫妇，条件是王后必须向巴黎圣母院等三座教堂敬献祈祷诗。

        虔诚的王后对菲亚克雷所言深信不疑，并命令由他负责准备祈祷诗的工作。次年2月，王后即被检查出怀有身孕，国王夫妇大喜过望，他们想起菲亚克雷描述的奇迹，认为这个孩子一定是得自圣母的恩典。于是，路易十三发布了《誓愿诏书》，决定将法兰西奉献给圣母。9月，一名男婴如期降生，国王给他起名为路易•迪欧东内，即神赐之路易，他就是日后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圣母送子不但解除了王位继承的危机，而且为路易十四的国王之路蒙上了神秘的色彩。然而，法国历史学家勒内•劳伦丹教授在仔细考证了相关史料后指出，路易十三的誓愿更有可能是个人虔诚信仰长期发展的结果，“圣母送子”奇迹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因为，早在1622年，路易十三就将巴黎圣母院从主教座堂升级为大主教座堂，并且每逢法军出征或凯旋，国王都会亲临圣母院祈祷感恩。

        然而，无论圣母送子真相如何，国王对圣母的长期信仰和1638年的《誓愿诏书》在法国掀起了圣母崇拜的热潮，《誓愿诏书》更以法律的形式将巴黎圣母院树立为法国教堂的标杆。巴黎圣母院在官方不遗余力的支持和民间不断高涨的热情的共同推动下，从此跻身法国最重要教堂之列。

路易十四推波助澜，圣母院更上层楼

        路易十四即位后，对巴黎圣母院的尊崇有增无减。

        路易十三的誓愿曾经许诺为圣母院修建一座新的主祭坛，并赠送一组雕塑，这个愿望最终由路易十四于1699年完成。此外，路易十四不但延续了战争前后要前往巴黎圣母院祈祷感恩的传统，还于1688年规定法军缴获的军旗都要集中安放在巴黎圣母院的穹顶，以此向法兰西的特别保护人——圣母玛利亚致敬。

        据统计，巴黎圣母院于法国大革命前保存了大约三千面军旗，教堂的穹顶完全被挂满，以至于较早缴获的军旗只能安放在圣母院的廊台上展示。如果说路易十三将巴黎圣母院树立为法国教堂的标杆，那么路易十四则将圣母院提升为国家荣誉的殿堂，巴黎圣母院从此直接与国家政治产生了联系。

        因此，尽管1682年后，法国宫廷从巴黎市中心迁往西郊的凡尔赛，圣母院与宫廷的关系日益松散，却没有因此沉寂，反而一次次迎接军旗带来的荣耀，成为彰显国威和君威的舞台。多亏王室影响的日渐淡化，巴黎圣母院才能在大革命的风暴后，重新从废墟中崛起，再一次成为民族的象征。

凤凰涅槃：拿破仑的加冕礼

        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圣母院和法国其他教堂一样，难免被革命的洪流所波及。巴黎是革命的中心，圣母院遭到的破坏特别严重。教堂正面的古代犹太国王雕像因被视为王权的象征而被群情激愤的革命群众削去头颅 ；正门上几乎所有宗教人物的雕像都被破坏；珍宝库被抢劫一空；昔日神圣的祭台被夷为平地。而教堂内保存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文物财产，无论是珍贵的绘画雕刻，还是精美的挂毯吊灯，都在大革命期间完全丢失。

        教堂先被革命政府改建为“理性神庙”，后被改建为仓库，直至拿破仑掌权后的1802年，巴黎圣母院才重新恢复天主教堂的职能。正是在拿破仑的推动下，巴黎圣母院在不久后重返法国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中心，实现了凤凰涅槃。

        

1804年皇帝加冕纪念币（正面为巴黎圣母院，反面为教宗庇护七世）

        1804年12月2日，巴黎圣母院举行了法兰西共和国督政府第一执政拿破仑·波拿巴的登基加冕典礼，这是巴黎圣母院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合法的君主加冕礼。

        法国拥有众多大教堂，拿破仑为何青睐巴黎圣母院呢？要知道巴黎圣母院不但没有国王加冕的辉煌传统，还曾因百年战争期间举办敌国国王加冕礼而蒙受耻辱。

        首先，拿破仑的帝国更多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遗产，拿破仑不希望帝国的建立被视为旧王朝的复辟，所以历史上曾为27位法国国王举行加冕礼的兰斯大教堂被首先排除。[关于兰斯大教堂的国王加冕礼，参见笔者在“私家历史”发表的《兰斯大教堂(上)：法国国王缘何对她情有独钟？》。]

        其次，从拿破仑头衔“法国人的皇帝”可以看到，拿破仑所构想的法兰西帝国不同于欧洲历史上任何企图效仿罗马帝国的帝国，如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及自命“第三罗马”的俄罗斯帝国。它的使命不是恢复罗马帝国，而是以法兰西民族为中心建立起全新的国家。因此拿破仑不可能仿效查理曼，远赴罗马加冕称帝。

        最后，巴黎圣母院是法国首都最宏伟的大教堂，从17世纪开始就是法兰西民族荣誉的殿堂，还是巴黎市民最常光顾的大教堂。因此，圣母院同时寄托了法国人的民族自豪和宗教情感，是“法国人的皇帝”拿破仑加冕登基的最佳选择。

        

雅克·大卫的《拿破仑一世加冕礼》

        关于此次加冕礼的具体情形，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雅克·大卫的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礼》生动地再现了拿破仑皇帝为约瑟芬皇后戴上后冠的历史性一刻。大卫本意是要再现加冕礼上更具戏剧性的一刻——拿破仑抢在教宗庇护七世之前夺走主祭坛上的王冠，亲手给自己加冕，然而因为担心引起政治风波而作罢。

        拿破仑夺冠自冕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其政治构想的展现。一方面，拿破仑认识到宗教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他曾说过：“没有宗教，就没有政府。”所以，拿破仑掌权后恢复了法国境内的天主教信仰自由，并敦促庇护七世出席他的加冕礼。而一方面，他警惕罗马教廷权力的扩张，一直通过各种手段限制甚至控制教廷，下令逮捕和软禁与法国为敌的教宗。拿破仑在加冕礼上的表现正是为了表明法兰西皇帝的权力并非来自罗马教宗，法兰西皇权从来就不低于罗马教权。

延续辉煌：世俗国家的“民族建筑”

        从1304年腓力四世召开的第一次三级会议，到1572年新教徒王子和天主教徒公主的婚礼，再到1804年拿破仑一世的加冕称帝，在巴黎圣母院这座天主教大教堂一再上演君权和教权对峙冲突的悲喜剧。因此，圣母院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地位非同一般。

雨果亲笔手书的《巴黎圣母院》手稿

        1832年，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再版附记里呼吁：“在我们期待着新的纪念性建筑的时候，还是把古老的纪念性建筑保护下来吧。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唤起法国人对这座民族建筑的热爱吧。”在他眼里，巴黎圣母院作为“民族建筑”，不仅值得保护，还应当受到所有法国人的热爱。雨果的小说唤起了法国人埋藏心底的对巴黎圣母院的感情。终于，在古建筑修复专家维奥莱•勒•杜克的主持下，大革命时期遭受重创的巴黎圣母院在19世纪得到了全面修复。

巴黎圣母院与塞纳河

        法国政治和社会日益世俗化，宗教热情逐渐褪去，然而巴黎圣母院并没有陷入沉寂。从19世纪到20世纪，巴黎圣母院以官方的名义举行国家大典。从第三共和国为一战英雄霞飞元帅、福煦元帅举办的国家葬礼，到第四共和国于1944年8月举办的巴黎解放庆祝大典，再到今天第五共和国为戴高乐和密特朗两位总统举办的追思弥撒，这些盛典恰好说明圣母院在法国拥有超然于其他宗教殿堂的独特地位。

        巴黎圣母院屹立塞纳河畔850年，笑看朝代更替，历史浮沉。她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石头交响乐”，是天主教徒的一座精神圣殿，但更是法兰西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守护者——这就是巴黎圣母院的命运。     

        （作者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史专业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