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普”公报中的流动人口新态势

第七次人口普查（简称“七普”），可能是最近几十年以来最受公众关注的一次人口普查。

当前是中国人口规模即将达到顶点、生育政策处于调整的时期，七普数据牵动着各方的神经。5月11日，国家统计局陆续发布了8个公报，公布了七普初步结果。2019年末，中国人口规模超过14亿人，七普结果显示，人口规模未发生较大变化，但六普至七普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从五普到六普间下降了0.04%，2020全年出生人口约1200万人，这还是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后的结果，总和生育率低至1.3，国际比较中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这些焦点议题，流动人口数据大幅度增加，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发展呈现“新态势”，需认真对待。

人口流动依然活跃，增长变化过程有待厘清

七普数据显示，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11694万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人。

与历史数据对比，有三个值得分析的现象：

第一，流动人口依然活跃，乡城流动占比进一步上升，城城流动大规模增加。与2010年相比，2020年流动人口规模增长了1.548亿，比2000至2010年的增量多了0.55亿，当前我国总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流动人口，这表明在2010年到2020年，中国人口流动仍然活跃。由五普和六普查数据及七普主要数据结果新闻发布会的内容可知，2000、2010、2020年，乡城流动占流动人口的52.2%、63.2%、66.3%，这表明乡城流动人口依然是流动人口的主要驱动力。

尽管如此，由于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迅猛，城城流动人口规模水涨船高至8200万人，比2010年多出3500万人，由于城城流动的作用机制与乡城流动有非常大的差异，是何种原因驱动了这么高比例的城城流动，在乡村人口规模萎缩至无法再向城镇提供人口之时，人口迁移的动力机制可能将要发生深刻的变化。

数据来源：五普、六普、七普数据以及2005年、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下简称“小普查”）， 郭晓菁 制作。

第二，短距离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长最快。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规模约为2.51亿，与2010年的1.27亿相比增加了约1.24亿，增长近乎翻倍，远高于2000年至2010年增长的0.17亿。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规模约为2.51亿，与2010年的1.27亿相比增加了约1.24亿，增长近乎翻倍，远高于2000年至2010年增长的0.165亿。

2020年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规模约为1.17亿，与2010年的0.4亿相比增加了约0.77亿，增长192.66%，同样远高于2000年至2010年增长的0.170亿，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已占总人口的8.86%。这显示省内流动人口和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均呈现“爆炸式”增长，短距离人口流动性显著增强。

第三，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的增长变化过程有待厘清。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普查逢十普查，即所谓的“四普”、“五普”、“六普”等，在两次普查的10年会，还会逢五进行1%人口抽样调查。2015年进行了人口抽样调查，调查共抽取了1.55%的人口，包括2977个县（市、区），85365个村（居）委会，共调查登记常住人口2131万人。由于流动人口、人口稀少区域等容易导致数据失真，为了捕捉更丰富的数据信息，2015年的小普查采用了不等比例抽样，对流动人口集中等地区进行过度抽样。

2015年的数据显示，当时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为2.94亿，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0.47亿，流动人口为2.47亿，其中跨省流动为0.97亿，省内流动为1.5亿。与2010年相比，2015年的各项数据虽有增长，但增幅不大，这似乎暗示流动人口的增长已经到达拐点，有研究认为流动人口在东部的占比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后开始稳步下降的过程（段成荣等，2019），相当多的论文开始研究农民工返乡和就近、就地城镇化。

但七普数据中人户分离、流动人口和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均远远超过2010和2015年的数据，七普相比六普多出的2亿人户分离人口、1.55亿流动人口和0.77亿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在过去十年内的增长过程是什么样的，是前高后低，还是前低后高，目前尚不清楚。如果2015年的数据是准确的，这意味着新增的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规模都是在2015年之后发生的，但5年规模增长如此之大显然更难解释。

此外，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0年时，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42亿人，而外出农民工为1.23亿人；到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0亿，10年间，外出农民工仅增长不足0.5亿人，尤其是2015年以后，外出农民工规模几无增长。显然，《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进城农民工规模变动趋势与六普至七普间乡城人口流动规模变动趋势不尽一致。

因此，2010至2020年间的流动人口数据存在低估的可能，基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等统计数据已无法准确判断过去十年流动人口的增长变化过程，还需要后续的新数据予以分析。

公共服务布局与劳动力市场结构如何应对城城流动人口大规模增长

中央领导指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是新时代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人口是经济社会的基础变量，其准确性直接影响到义务教育、医疗、住房、土地等软硬件供给的规划。人口普查的目标是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统计信息支持。2015年的小普查显示，流动人口规模与201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势必影响了随后五年各地针对流动儿童、流动老人等提供公共服务的供给规划，对流动人口规模估计的不足，也意味着人口流出地的人口萎缩可能超过想象，按原有人口规模所做的规划，无疑会出现浪费。

七普是全面的人口摸底，其准确性要远高于逢五的小普查。未来各种经济社会工作安排就应该以此为前提，政策应当尽快调整。

针对人口迁移方面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第一，既然七普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5亿人户分离人口、1.17亿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和3.76亿流动人口，那意味着依据六普和2015年小普查所做的各项与流动人口相关的公共服务供给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例如，相比2019年度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七普数据中，广东多了1080万人，浙江和江苏两省合计多了1012万，这些人可能以流动人口为主，原有人口规模有较大幅度的低估，按原有的流动人口规模做的义务教育等供给规划，明显不符合现实需求，政策应该尽快调整。

第二，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结构高度不均。王桂新等（2012）基于2000年和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省际人口的迁移模式，人口的迁出和迁入都呈现了更强的集中化趋势，即“强者恒强，强者更强”。2015年的小普查数据表明人口迁移趋向可能正在发生转变，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落，而中西部会上升。目前七普公布的有限数据显示，人口向东部发达地区集聚的趋势未变，城市级别的人口变化还需要后续省市县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进行验证。人口继续向东部省区及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一方面要求这些人口流入地需要按照新的人口数据与变动趋势调整公共服务的规划安排，另一方面也要求人口流出地顺势调降相关规划。七普数据公布之前，住建部发布政策，要求县城新建住宅以6层为主，最高不超过18层，其动机可能是七普数据引发的。

第三，现有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配置机制主要通过户籍和居住证，前者强调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鼓励城市降低落户门槛，最终解决外来人口同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七普数据显示，中国有高达1.17亿的市区内人户分离人口，还有高达3.76亿的流动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意味着，即使人口在城镇落户，但其并不一定居住在户籍所在乡镇街道；较高的流动人口规模表明，仅通过落户恐怕很难解决流动人口的现实需求。这些都需要反思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以户籍和居住证为主的机制恐怕无法胜任这项颇为困难的任务。

第四，规模越来越大的城城流动人口，将增强城市人口集聚的马太效应。城城流动的驱动机制与乡城流动差异较大，乡城流动的劳动力，其原始劳动力的专业化水平较低，对劳动力匹配的要求不高，农民到城市，什么活都愿意干，只要保证收入即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也意味着农村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也低于城市，只要进城没有障碍，农民一般愿意进城。

但当劳动力在城市定居一定年限以后，他的专业化水平会逐步上升，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匹配难度提高。这时一个城市想要吸引城镇劳动力，就需要有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按杜兰顿等（2004）对城市经济集聚的理论框架，城市规模越大，劳动力与用人单位的匹配效率越高，个人专业化的收益也会越高，就越容易吸引成熟劳动力前来。

这些一方面预示着进入城城流动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人口集聚的马太效应会比乡城流动时代更强，“强者恒强、强者更强”的效应更加明显，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已然有所显现。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人口规模在腰部的城市的竞争压力，他们要么做大人口规模、提高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挤入到更大更强的城市行列，要么就会下滑到平庸的城市，坐看人口流失。

（作者聂日明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潘泽瀚为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