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天纲：“以港兴市”的上海，城市更新应延续公共性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

亚里士多德说，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站在人类智慧的顶端，哲学家们从未停止对城市的思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李天纲曾参与上海外滩源、徐家汇源、武康路、北外滩等城市更新项目的前期研讨。他认为，上海的城市更新应延续“公共性”。

作为“以港兴市”的城市，公共性是上海与生俱来的特征。2008年，改造完成的外滩被学者、作家们称为“会客厅”、“公共空间”，他非常赞同这一说法，并认为公共空间应成为许多区域更新的定位。

李天纲表示，理想的城市更新应从人的角度出发，“可阅读，可漫步，可参与，可互动。”

公共性是上海与生俱来的特征

李天纲在《文化上海》一书收入的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上海“以港兴市”这一观点。

“雅典、罗马，源起商业、贸易、航海。中国大部分的城市起源于都、府、州、县、卫，宫殿、衙门和营房建筑是封闭机构，缺乏公共性。”李天纲表示，“以港兴市”的上海公共性一直比较强，因为航运、贸易、商业、手工业、金融业、娱乐业，都是开放产业，天然地具有“公共性”。

市陈珠玑、十里廛肆，远在开埠之前，各种行会遍布城市肌理，相当于乾隆年间金融俱乐部的钱业会馆，相当于300年前航运交易所的商船会馆，作为早期的公共空间，奠定了城市的“公共性”基因。

“北京在元代之前是一个军事要地，都城、要塞的公共性是很差的。直到清朝的北京胡同，都城生活都关在四合院、王府里，社区本身是封闭的。”李天纲认为，对比按照军事要塞和行政中心的职能建立的六大古都，上海有民间性、商业性、交往性，这些特性加起来，就是“公共性”，“以港兴市引来了五方杂处，各地商人聚居在上海十六铺，自发组织，由此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公共性’，即同乡、同业会馆。生意人聚在一起谈论问题，讨论规矩，判谁对谁错，该奖该罚。这些职能在西方是法院，在中国很多就在会馆。上海保留下来的好几个大院子，福建人的三山会馆，山东人的商船会馆，苏州人的钱业会馆，这几个都在最近十几年里作为文物保留和修复了。钱业会馆移建到豫园的东北角，但拆掉的很多，如广肇公所、四明公所，非常可惜。”

2017年，上海市政府发布《关于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化城市有机更新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的若干意见》，意味着从“拆改留”到“留改拆”的理念转变。城市更新的延续性成为共识，在李天纲看来，公共性正是城市应守住并延续的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是一座城市的软实力，因为文化品位、消费习惯、社会风俗等等，这些东西都附着在城市建筑、传统街区和制度习俗，即所谓城市文化遗产上，旅游、演艺、消费、房产、创意文化产业都要靠它们了。”

因为对延续性的忽视，老城区状况下降的问题一度是全球城市面对的共同难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家对美国新英格兰、中西部大城市市区的衰退现象注意研究，但市政当局的“城市更新”却束手无策，只能任由郊区化。今天美国的“锈带”如底特律、密尔沃基、哥伦布等城市的很多社区都是鬼城，“郊区化”不能解决城市病，更不能消除大城市内部的社会矛盾，它造成的最大问题就是市中心生活失去“公共性”的同时，郊区生活陷入了封闭性。

美国哈佛大学帕特南教授有一篇论文《孤独的保龄球》（Bowling Alone），讲的就是郊区化以后，社区崩溃，公共交往减少后，市民社会质量下降。

“上海郊区也有一些楼盘，很大，封闭式的，公共设施缺乏，有也是集中在Mall里面，小区社会生活的公共性比市区生活差很多。小区大就不容易交流，设施少更没有公共性。”李天纲遗憾地说。

一江一河公共空间的贯通与开放，是上海公共性的延续与发扬。曾经遍布工厂、码头、货栈的黄浦江完成了从生产之江到生活之江的演进，还江于民；苏州河由于历史原因住宅沿河贴线开发，尽管经过各方协调开放小区、辟通断点，但在李天纲看来，开放性和公共性不及黄浦江。

市中心的更新应延续公共性

上海老城区，即传统的市中心承载着公共性，因此，李天纲认为市中心的城市更新应延续这一特性。

“围绕大型公共建筑更新、改造和扩大城市公共空间，总是能够取得很好效果。”李天纲举了正反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如今的‘徐家汇源’，以徐家汇大教堂为中心，气象局谦让地拆除次要建筑，腾出空间，世纪集团在那边做一个‘徐家汇书院’，边上有主教府、藏书楼、徐汇中学、气象博物馆、徐光启墓，一个完整的文化型公共空间，非常优美地呈现出来，将来会成为上海最好的社区之一。相反，董家渡堂虽然保留了，但周围老的附属建筑都拆除了，陆家、朱家、马家、艾家等大家族的遗迹都不见了，原来的公共空间反而逆转为封闭式社区了。”

从外滩源到徐家汇源，上海东西这两源，都是李天纲等学者争取后定名的，被视作上海文化起源时期两块重要的公共空间。“徐家汇源和外滩源都是上海文化的发源地，其实，北外滩的虹口地区是更早的海派文化发源地。人们肯定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精华，就是它的市民性、公共性。”

基于公共性对于城市的意义，李天纲不赞成在传统市中心即老城区建设大型综合体。

在2009年撰写的《南京路：东方全球主义的诞生》一书中，他把南京路定义为早期全球化的成功案例，“南京路有四大百货，先施、永安、新兴、大兴，都是广东人做的。大家很少提起，前面还有英国人的老四大百货，即福利、惠罗、泰兴、连卡佛，既有全球化，又有地方化，是上海人自己的全球化。”

历经百年时光冲洗，如今老四大百货保留了两座，1920-1930年代崛起的新四大百货全部保留。在李天纲看来，这些见证并代表上海世界主义历程的老建筑、老百货是南京路乃至上海的魅力名片，“上海1920年代的南京路建造规模，是超过世界大部分城市的，南京路上新、旧四大公司，这个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全国人民一到上海，就有一种解放感，一种在‘大世界’才有的释放，这就有公共性在起作用。”

相比高度适当、各具特色的老建筑，李天纲将2000年前后出现在南京东路一些高层建筑视作败笔，他认为这些三四线城市比比皆是的玻璃幕墙建筑毫无个性，而最重要的是，一个个巨型盒子结构的密闭空间破坏了原有的公共性。而在再次改造前，“中华第一街”确实一度“沦为”中老年游客打卡的景点，人流减少，影响力衰退。

2018年，新四大百货之一、叱咤上海滩的“远东最大百货商店”——上海第一百货商场升级之后重新亮相，以飞梯、连廊、透明顶棚与东方商厦隔街连缀，二者之间的六合路则被赋予绿化休闲步行街的“新身份”；2020年，南京路步行街东拓路段正式开放，从人民广场到外滩，全部打通为适合漫步的步行道，被李天纲称作“再城市化、再工业化、再全球化”。

“通过南京路东拓，惠罗等老公司大楼又呈现出来，我们能更好地找到这座城市的灵魂。”李天纲认为，好的城市不是造出来的，而是修出来的，“建造的时候，设计师的设计总是有缺陷，慢慢地改，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好的建筑、好的社区。”

城市的生命延续，市民不断与城市对话，慢慢改造，相互适应，这样人性的一面就会在都市里面凸显出来。

快与慢、中与西，海派文化的要义是会通

李天纲曾在讲座中表示，海派文化不仅“洋派”，而且“会通”。

从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上海置县算起，700年建城历史相当于美国建国历史的三倍，这座城市不仅仅是西方文化输入的桥头堡，仅就儒、道、佛学的影响来看，宋元时代已跻身“南方之强”。分别领导了明末清初、清末民初西学运动的徐光启、马相伯，本身是精通旧学的传统士大夫，学术上的海纳百川，让上海成为一座中西文化融合的城市，体现在城市界面，就是会通、融合、中西合璧。

“‘江南文化’时期留下了豫园、文庙、书隐楼、九间楼；‘海派文化’时期的魔都建筑，外滩一线至河南路以东的‘万国建筑博览’，以及西区徐汇的衡复风貌区也大致保存下来了。”

城市勃勃生长，频频刷新的天际线、四通八达的快速路，不断拓展着“会通”的维度——从一百多年前的中与西，演进为高与低、宽与窄、快与慢。

“窄”与“慢”，都是上海在城市更新方面的特有经验，李天纲表示，“‘保持城市发展的文脉’，‘永不拓宽的马路’，‘可供行走的城市’都是上海学者提出来的。”

上海有64条一类风貌保护道路，因其道路宽度、尺度，以及沿线建筑高度、体量、风格、间距等都严格受控，因此被称为“永不拓宽的街道”，全国历史文化名街、网红打卡地武康路就是其中之一。

在李天纲看来，武康路的风靡一是缘于徐汇区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发掘，二是因为她体现了上海在历史沉香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融合会通。

“徐汇区文化局在开发武康路历史文化名街的时候，不改变功能，一报上去就批准了。因为武康路的文化遗产实在太丰富了，每一幢房子都是名人故居，楼房和环境又很好，房子的状态很好，现在变成了风貌区一部分。”

李天纲表示，欧洲一直是热门旅游地，很大原因就是欧洲的老市区更新较好。在罗马，可以看得到二千年前的遗址，且这些建筑内部拥有空调、抽水马桶等现代设施。米兰的DOMO大教堂是中世纪的，大商场Galleria是19世纪的，城市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功能基本上还是保存在市中心原来的大楼、街区中运转。

武康路于1907年由上海法租界公董局修筑，1850年代巴黎城市改造“奥斯曼计划”对这一区域乃至整个上海的规划建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中世纪蜘蛛网一般的街道里开出了几条大马路和广场，如圣日耳曼大街，圣米歇尔广场等，增加了公共空间。”李天纲介绍，民国政府《大上海计划》中对五角场的设计——以点状广场为中心的放射形街道，就是受到“奥斯曼计划”的影响，同时，徐家汇包括武康路的路口，同样采取了放射形设计。

“巴黎当时也想大拆大建，但很快发现这样的剖膛开肚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很大，就适可而止了。停下来慢慢规划，想明白了再改造、更新，于是，我们看到的巴黎城市的尺度适宜，新旧互补，既有活力，又有品味。今天的巴黎基本上是十八、十九世纪的，有些十六、十七世纪的老社区也存了下来，特别有味道，如东北角的玛黑社区，原来是一个沼泽地，破破烂烂的，改造好了是巴黎最有魅力的时尚地带。”

李天纲曾经写过文章，把巴黎称作“现代高速节奏和传统休闲生活结合得最好的城市”，塞纳河边上可以飙车，也有古老的旧书摊；目之所及的建筑既有中世纪，也有十九世纪，还有二十世纪的蓬皮杜中心……快与慢、古与今，在这座城市如盛宴般流动。

被称作东方巴黎的上海，同样拥有这种“会通”的底蕴，黄浦江边万国建筑与陆家嘴高楼巨阵的对话、“永不拓宽的街道”、“可漫步的街区”，在节奏与尺度的延续中，城市文化得以保留——不论是精神层面的“海派文化”，还是物质层面的社区文化、建筑文化。

理想的城市更新，人是目的

“永不拓宽的马路”、“可供行走的城市”，延续着公共性，而公共性的核心，是宜人。

“上海市区的马路还可以行走、交流，人们在这里创造新的生活，有生机。”李天纲认为，保留“永不拓宽的马路”，首先要避免在市中心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街道建造大体量建筑，因为建筑过大过高就会导致内部人多，人多带来车多，街道被迫拓宽，最终行走的人变少了，“封闭”起来，失去活力。

被问及城市更新中人扮演什么角色，李天纲引用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在他看来，亲近市民，才是城市的要义。

北宋画家郭煕认为，好的山水画应满足“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上海南京东路改造中遵循着郭煕的“四可”，李天纲认为，理想的城市更新也应满足“四可”：“可阅读，可漫步，可参与，可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