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为什么频频攻打对自己没有实质危害的高句丽？

        公元581年，北周外戚杨坚篡夺北周帝位，建立了隋朝；589年，隋朝出兵平陈，统一了中国；617年，隋朝被李渊建立的唐朝取代。前后三十七年；如果从统一全国算起，则不过二十九年。

        中国历史上，由分治而被一统的王朝，有秦的结束战国诸雄、西晋的结束三国、隋的结束南北朝、宋的结束五代十国。这当中，秦、西晋和宋，都经历了“统一-分裂-统一”的循环。“五胡乱华”以后，晋室南迁，相继为宋齐梁陈；北方则是五胡十六国、北魏以及东魏-北齐、西魏-北周，虽南北分治，但并非由“统一到分裂”。这有些像宋以后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族的对抗（只是这时所谓“中原王朝”的版图已退至江淮以南，而北方的游牧部族所控制的区域南下到了黄河流域），但又不同于蒙元、满清那样以“异民族”的姿态、摧枯拉朽般整合东亚大陆的“统一”方式。五胡十六国，特别是此后的北魏，因长期占据黄河流域这一“中原”的核心地带，及其深入的汉化，自认为具备了与江淮以南政权争正统、争正朔的政治、文化资本，从而又具有了传统的“从分裂到统一”的政治色彩。

        隋帝国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那么快就被推翻了呢？

        535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部分；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北方；589年，隋朝征服了陈朝，统一了中国。

        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本属“同根”，但长期的征伐，使双方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敌意，并没有随着北周吞并北齐而减弱，相反，北周以征服者的姿态，歧视原北齐控制的所谓山东之人，称其为“机巧奸伪，避役游惰”之民。这就是《隋书·食货志》所称的：“是时山东尚承齐弊，机巧奸伪，避役游惰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对北齐社会的高层，也采高压态势，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2003年第一期）已多所论述。灭陈后，隋对南方也采取高压政策。时苏威受命巡抚江南，《北史·苏威传》称：“江表自晋已来，刑法疏缓，代族贵贱，不相陵越。平陈之后，牧人者尽改变之，无长幼悉使诵五教。（苏）威加以烦鄙之辞，百姓嗟怨。使还，奏言江表依内州责户籍。上以江表初平，召户部尚书张婴，责以政急。时江南州县又讹言欲徙之入关，远近惊骇。饶州吴世华起兵为乱，生脔县令，啗其肉。于是旧陈率土皆反，执长吏，抽其肠而杀之，曰更使侬诵五教耶。”当地民众这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反抗，终被镇压。

        周隋攻灭了北齐、陈朝，建立了统一的帝国，由地方政权变成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但是，在政治理念上，却没有随着版图的扩大而扩大，没有同时完成“地方政权中央化”的历程。强迫原北齐、陈朝的上层人物入关，并不是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而是旨在控制；中下层人士想入仕，却遭到排挤。仍旧以一个地方人物为中心、以一个地方政权的心态，来控制一个全国性的政权，这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统一全国十五年之后的604年，隋文帝死，其子杨广即位，是为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隋炀帝在位不足十五年，以618年他在江都遇害为标志，隋帝国实质上已结束了。隋文帝统一全国后执政的十五年，没有能完成关中地方政权的中央化，那么在隋炀帝执政的十五年，是否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付诸解决呢？

        604年七月，隋炀帝即位于仁寿宫。十一月到洛阳，“发丁男数十万掘堑，自龙门（今山西临汾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县），抵临清关（今河南延津），度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以置关防”（《隋书·炀帝纪上》）。这是围东都洛阳一圈，掘堑、设置关防。营建东都，政治中心东移，说明隋炀帝有“关中政权中央化”的意识，但仍然是自设关防、设关自固的思维。这实际是将关中的“关”向东扩大而已。与此相关的，就是疏通运河，以东都为中心，西北抵涿郡（今北京），东南到江都（今扬州），加强了关中与山东、江淮的沟通和联系，以促进在政治地理意义上的联为一体。当然，他的几次巡行和耀兵，都是通过威慑而旨在加强对久与关中为敌的山东、江淮，特别是对山东的控制。

        我们再通过《隋书·炀帝纪》来看一下他在位十五年的行程。

        605年八月，幸江都，606年四月返东都。

        607年四月至八月，沿黄河西岸，北上至榆林，入楼烦关，至太原，返东都。

        608年三月至八月，至五原，祠恒岳，返东都。

        609年二月，自东都返京师。三月，巡行陇右，沿洮河西上，在今刘家峡附近渡黄河，至今青海乐都；经祁连，至张掖，九月入长安。十一月幸东都。

        610年三月，到江都。

        611年二月，自江都乘船，经通济渠，北上涿郡，准备攻打辽东。612年正月，大军集涿郡，七月失利班师，九月至东都。

        613年二月征兵讨高丽，四月至辽东，六月发生杨玄感之变，班师。

        614年二月，议伐高丽，三月至涿郡，八月班师。十月至东都，还京师，十二月又至东都。

        615年五月，至太原，避暑汾阳宫，八月至雁门，被突厥围，九月围解，十月返至东都。

        616年七月，到江都。618年三月，被宇文化及等杀。

        他即位后，在长安呆的时间极少。除巡行外，他主要是在江都和东都。进攻高丽，是他执政期间的一个转折点；自此，山东民众，即所谓“山东豪杰”开始暴动。613年，伴随着民众暴动的扩大，作为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杨玄感起兵反叛。这一年，隋朝政治急转直下，以615年隋炀帝被围雁门为标志，隋帝国的控制力大为减弱；次年隋炀帝到江都。最后的两年多时间，他一直呆在江都。       

        隋炀帝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攻打高丽，一直是学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按理说，高丽并没有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的危害；对隋帝国构成实质性威胁的突厥，隋炀帝倒很理性，采取的是守势。我们认为，结好突厥，是为了震慑高丽；而攻打高丽，是为了威慑河北和河东。607年、608年他两次巡行河套地区，612年、613年、614年三次攻打高丽，其真实的政治目的，始终是针对河北和河东。河北、山东一直是成为中央政权却仍固守“关陇”地域性的隋王朝的假想敌。这既与关中的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长期征战有关，也与隋文帝杨坚控制北周政治、尉迟迥起兵于邺（今河南安阳北），炀帝即位、其弟汉王杨谅起兵于并州（今山西太原）有关。

        尉迟迥起兵，“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南连陈人，许割江淮之地”（《北史·尉迟迥传》）。尉迟迥起兵是在河北，但隋文帝颇以绛、汾为忧，“尉迥之作乱也，高祖忧之，谓（韦）世康曰：‘汾、绛旧是周、齐分界，因此乱阶，恐生摇动。今以委公，善为吾守。’”（《隋书·韦世康传》）汉王谅起兵时，他的两位重要谋士是南朝梁的大将王僧辩之子和陈将萧摩诃；王氏劝汉王说：“王所部将吏家属，尽在关西，若用此等，即宜长驱深入，直据京都，所谓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害据旧齐之地，宜任东人。”（《隋书·文四子杨谅传》）无论正方、反方，都是从区域政治的对抗着眼来思考问题，利用或防范的，都是关东和江淮，尽管也许这种区域对抗在当时的实际政治生活中，并没有当事人想象得那么严重、那么大。

        突厥是当时活动在东亚舞台上，至少可以与隋帝国抗衡的势力。隋王朝很担心河东、河北的异己力量，与突厥联合，挟突厥以自重。尉迟迥起兵，也有“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的举动，而炀帝末年活动于河东、河北的暴动者，也确实不乏与突厥联合者，如刘武周等。李渊太原起兵，也至少是得到了突厥的支持。所以，隋炀帝在无力与突厥直接对抗的前提下，就要努力切断被隋王朝视作潜在敌对势力的河北、河东与突厥联系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极力笼络江淮地区。他几次到江都，都大肆赦免，并优免该地区民众的赋税等。这与他个人对江淮的感情不无关系，但他也并没有对江淮人士开放政权。

        他在雁门被突厥围困，是他结好、安抚突厥，以充分威慑、控制河东、河北国策的大失败。所以他在突围后的次年，即南下江都，实质上是逃避这一变局带来的挑战。

        总之，隋炀帝一方面没能解决隋王朝据有天下而仍是关中“地区政权”的性质，另一方面，他又长期不在长安，除出外巡行，即长期停留在东都和江都，这又引起了实际控制政权的关陇人士的不满。他在雁门被围后，决定南下江都，而不是驻守关中或东都，这更引起了关陇人士的惊恐。所以，616年七月他离开长安时，他杀掉了一位劝谏者；到氾水，又杀掉了另一位劝他返回长安的进谏者。他“执意”要离开关中。终于，两年后，他被随他南下的关中武将宇文化及等杀死。宇文化及带领人马北返。

        民众的暴动，确实有赋役太重，如疏通运河、筑长城、修宫殿等，特别是为征辽东而兵役甚重的问题（当时就有《无向辽东浪死歌》以作“反战”的号召），但对杨隋王朝更致命的打击，是关陇人士对隋炀帝的“背叛”。事实上，取代杨隋的，是本属关陇集团的李渊，而在李氏父子进入关中，削平群雄的征战中，宇文化及率领的杨隋北归军队是其最为强劲的对手。对所谓农民起义的暴动民众的攻伐，倒显得并没有太费气力。       

        在统一之后，既不能与民休息，又不能开放政权、使之随着疆域的扩大而逐步实现中央化或全国化，最终导致了杨隋王朝二世而亡。

        唐贞观年间，对隋朝忽亡的反省成为君臣论治的重要内容。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也成为政治格言。唐太宗势力的坐大，虽然得到了所谓山东豪杰的支持，但他执政后，并没有向山东人士开放政权，同时还着力打击、压制山东旧族在社会上的影响。大家熟知的一段史料正可说明这一点：

        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异同，（张）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隘陋。”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旧唐书·张行成传》）

        对关中、关东仍存戒心，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到了其子唐高宗即位之后。高宗为了挣脱以关中人士为主的顾命大臣的羁绊，才大力任用关东人士。在我们今天看来，唐太宗君臣对隋亡的教训总结得并不到位。但重视历史的教训，毕竟是可贵的。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离我们越近的历史，越值得反省，也越有借鉴的意义。比如，我们今天就更应该认真、深刻地反省国民党对大陆近三十年的威权统治以及它被摧枯拉朽般打垮的历史。

        我们研究的历史，是已经知道了结果；反观历史，“发生的都是必然的”。即使强调偶然，对这个结果而言，也常常是必然导致这一已知结果的偶然。我们无法将偶然的变量加入或抽出，再推演其结果。对隋朝短命的认识与理解，亦复如此。这也多少印证了那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