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杨荫榆：为鲁迅笔下“可恶的人”申辩

       今年是杨荫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杨绛先生的姑母，鲁迅笔下“可恶的人”，并非不值得纪念。以她为敌的人，判她为军阀的帮凶、封建奴化教育的宣扬者。可惜杨荫榆没有留下完整的申诉，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之类的谬见，以沉默回应荒唐。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

 

        1923年12月26日，鲁迅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演讲，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讲演稿后来收入《坟》。当时该校一位女教员就有类似娜拉的经历，她不顾社会压力，走出夫家，读书求学，争取到经济上独立的地位，既不回家，也没有堕落。

        这位教员就是两个月后任该校校长的杨荫榆（1884-1938）。她尤其得到校中女性教职员的拥戴，上任一个多月后，却还是和前任校长许寿裳一样，得罪了一些教师，一度受到抵制。1924年11月，冯玉祥“北京政变”的副产品黄郛摄政内阁从拼凑到解散，为期只不过两三个星期，其过渡的性质非常明显。段祺瑞临时执政府11月24日成立后，由南方来京、经李石曾举荐在黄郛内阁署理教育部总长的易培基无官可做，此时女师大学潮又起。到了1925年年初的寒假前夕，学生自治会首次发布驱逐杨荫榆的宣言。从此之后，几股势力暗中“互助”，杨荫榆终于在一阵阵问罪的声浪中于8月初辞职。这年12月，讲一点体面和仁恕的人见她（以及其他落败者如章士钊）黯然退出了舞台，生出怜悯之心，主张“费厄泼赖”。鲁迅渴望复仇的快感，而且“驱杨倒章”的最终目的——易培基出任教育部总长、女师大校长——暂未完全达到，就作了一篇辩驳的雄文，声明对落水之狗，还应继续施以痛打。

        关于杨荫榆的身世，已有不少文章谈及，较为详尽的就是杨绛先生的《回忆我的姑母》，本文不再重复。今年是杨荫榆诞辰一百三十周年，这位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位大学女校长，并非不值得纪念。以她为敌的人，判她为军阀的帮凶、封建奴化教育的宣扬者。一个法庭不容被告声辩，既辱没正义的名声，也让原告显得理屈，胜之不武。可惜杨荫榆没有留下完整的申诉，她或许相信“是非自有公论”之类的谬见，以沉默回应荒唐（“榆虽不敏，尚不愿以空言曲说，与先生争此事短长”——杨荫榆1925年5月30日致马裕藻函。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三辑，364页），结果反而使自己成为失去话语权的“阁楼上的疯女人”。本文只能从她非常有限的发表文字（都收入鲁迅史料）中选取二三片段，使之与一些诉状、宣判书并置，以便读者感受一下两造风格上的差别。

        

        谴责杨荫榆的文字都有一种战斗檄文的崇高风格。“驱杨运动”初起，陈源（西滢）就在《现代评论》（1925年2月7日）作短评《北京的学潮》。他主要评论的是教育部次长马叙伦（总长王九龄自11月24日任命后尚未到任）解散北京美术专门学校一事（半年后女师大遭遇同样命运），最后他说：“女子师范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潮，也酝酿好久了。风潮的内幕我们不很明瞭，暂且不欲有所置议。不过我们觉得那宣言中所举的校长的劣迹，大都不值一笑。至如用‘欲饱私囊’的字眼，加杨氏以‘莫须有’之罪，我们实在为‘全国女界的最高学府’的学生不取。”（《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九期，第4页）陈西滢和鲁迅一样，也是该校的兼课老师，他妹妹陈汲是该校1924年英文系的毕业生（竺可桢第二任夫人，1940年3月在重庆结婚），他留意于风潮中吊民伐罪的语言，也是一位英语教师应尽的责任。寒假之前的1月17日晚，陈源曾与胡适密谈（详见是日胡适日记。陈西滢后来终于说出“某籍某系”）北大李石曾一派如何结党把持、倾轧蒋梦麟（蔡元培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访学欧洲，蒋梦麟代理校务），现在，当他说女师大风潮“酝酿好久了”的时候，话中有话，是不是他已经觉察到李石曾等人看不见的手？许广平给鲁迅写信（3月11日）求救，还是在一个多月之后。

        随着学潮的发展，问罪文字接踵而来。1925年3月21日的《现代评论》刊出一位“女读者”来信（《女师大的学潮》），再次指出责难之词的空洞：“那些宣传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多不能成立罪名（连‘不谙礼节’以及给学生介绍职业都成了罪名！），为什么这些将来要为全国女子所师范的女子，偏要口口声声用‘寡廉鲜耻’、‘败类’这样的词语，骂她们的校长比骂世界上什么人还要厉害？”（《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五期，16页）这封信写于3月15日，提及的宣传书，应该是女师大驱逐杨荫榆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言，它们是“寡廉鲜耻”和“败类”的出处。

        第二次宣言列出杨荫榆六条罪状：资格浅薄不学无术；不谙礼节坠落校誉；藉口集权以便图私；援引私人排斥异己；敷衍校务贻误青年；违法办理擅自威福。每条罪状后面都跟随了一百到三百字的举证和评说。工稳齐整、正气凛然的文字里有浓郁的师爷气，适合于公堂里的判官大声宣读。宣言末尾庄严宣布“誓非达到目的不止”[《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78页至280页。《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将这篇宣言与学生自治会5月11日给杨荫榆的警示条（“同人等早已否认先生为校长，请以人格为重，幸勿擅入校门”）联排，给人以宣言作于5月11日的错觉。《现代评论》所载女读者来信所指的宣传书，就是这一宣言，当作于3月15日之前]。檄文的崇高风格一般都以类似的誓言（“文革”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更常见）抵达高潮，像交响曲中鼓乐齐鸣、戛然而止的终场。这类语言的主调是胜者通吃，排斥任何非零和博弈的可能性（包括章士钊针对民国初期乱象提出来的“调和”），貌似激进，其实非常守旧、传统，所体现的就是檄文文化中“汉贼不两立、我是汉你是贼”的思维模式。另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许广平从1940年开始一再指控杨荫榆不许学生悼念孙中山，她这方面几次三番的问罪文字是根据这份宣言中所列的一条罪状改写的。原文是：“尤可哂者，中山先生来京时[1924年12月31日]，学生有主往欢迎者，而彼[杨荫榆]谓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苟随波逐流，将来女界必大受其害等等不堪入耳之言。是杨氏之学无常识，可以概见。”许广平把此事说成发生在孙中山逝世（1925年3月12日）之后，又将“国民党主张共产共妻”改成“孙中山主张共产共妻”。当初学生自治会问罪，以此强调“资格浅薄不学无术”，而许广平则把重点移到不许悼念孙中山，杨荫榆在政治与人情上的罪恶自然更加深重了。

        第三次宣言罗列的罪状增为七条：禄位诱惑收买学生；夤缘权贵禁囚乞怜；窃名呈部伪造公函；越俎侵权徇私舞弊；势利宴会联欢固位；校务组织不谋贤能；评议人数非法组织。第一条罪状（禄位诱惑收买学生）讲的就是杨荫榆为毕业生介绍工作。由于《现代评论》“女读者”3月15日的信笑话“不谙礼节”和为学生谋职两项罪名，这两份宣言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两篇檄文还有“独夫”、“蟊贼”、“丧心病狂”、“恬不知耻”、“不知人间尚有羞耻”等适合于这一文类崇高风格的用语，不一一举出。

        

        其他宣言、泣告都发布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大会（当场哄逐杨荫榆，两天后校评议会将六位学生除名）之后，如一份宣言中有当日开会议决封校长办公室和寝室的内容，日期应该是5月11日。同一天晚，杨荫榆在给教育总长的呈文里如此形容被开除学生这天的行动：“非但抗不出校，复敢于今晨约集滋事之辈数十人，先在操场咆哮开会，继即蜂拥校长办公室寝室以内，横加搜索，信口喊打，竟将办事职员等强暴胁迫掀出室外，夺取钥匙，封门上锁。再将秘书办公室内人员一并推出，亦用长条封锁，并即派人驻守各门，一面分队向校中各处摩拳擦掌遍觅。校长幸先时因事到附属学校，未遭毒手。迨闻信赶回，又因彼等把守大门，张贴驱逐校长布告，煌煌榜示，气焰熏天，只有暂避他往。然校中秩序大乱，莫能制止，致各班正在上课之学生半被强迫辍读。盖循谨者怵于威势，饮恨难言；凶暴者利用压迫，胁从浸众。星火燎原，炎炎日长。虽一般教职员热心教育，亦靡不人人心寒。如此不法行为，竟以少数流毒多数，校长权能有限，又在校外时期，正义孤忠两无所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58页至359页）杨荫榆几乎独自面对巨大的压力，这篇呈文是向教育部求助的。她身处两难之间，在犹豫，也在怀疑自己。开除学生，实属万不得已。现在局势失控，瞬息万变，她亟盼章士钊明确指令，而她自己的去留可以不计（“个人利害非计，全国命脉可虑”）。章士钊在应该决断的时刻擅离职守，他大概无法应对这样的难局。建议杨荫榆辞职，不啻鼓励更多聚众胁迫的行为；表态支持她和评议会的决定，自己乃至整个政府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更何况暴烈学生已通过5月7日的“毁家”向他发出威胁。

        杨荫榆因得不到教育部的指示，再在《晨报》（1925年5月20日）发表《教育之前途棘矣！》（副题《杨荫榆之宣言》）一文（因鲁迅在这张剪报上批写的文字，该文又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向全国教育界暨各界人士发出呼吁。鲁迅无情嘲笑的“学笈重洋，教鞭十稔”以及“与此曹子勃谿相向”等词句即出自此文。杨荫榆又形容一遍部分学生如何暴乱，并回应了问罪：

        其他口舌叫嚣，文字谩骂，似乎吮血能喷，含沙能射。问所开罪，不过一片空词。在彼则满街圣人，在此则极恶不赦。戾气现于文章，狂态何止倍蓰。即如前向教部列举呈控，早经王总长派员详加按查，结果无只字证明，公案已一重了却。（《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60页）

        最后提及的“王总长”就是王九龄，他派员调查，结论为控告查无实据。这事发生在4月上旬。北大评议会已在3月14日议决脱离教育部，为什么胡适等人反对？如果教育部当时认定杨荫榆罪责不可推卸，并请易培基出任校长，王九龄是否能得到北京文化教育界实力最强的李石曾、易培基一派的暂时宽宥？“在彼则满街圣人，在此则极恶不赦”一句揭示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反映了檄文的崇高风格看待世界、分别敌我的基本特点。金克木曾说，线性思维必然导致“好同恶异”，人们承认的是“有此无彼，非全宁无，所谓‘你死我活’是也”。而且，这条线有方向：“一方为正号，是我。一方为负号，是反对我的，异己的。我是对的，所以对的都是我的。反我的是错的，所以错的都不是我的。”（《文化卮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13页至14页）所有讨伐杨荫榆的檄文都有这么一条唯一“正号”之线贯穿始终。辛亥革命前不久，严复在《宋史·王安石传》写了一条批语，其中说到“人之攻我而立异者，不必皆奸人，而其助我而和同者，亦不必皆吾利”。进入民国后，这样开明的智慧并不多见。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抗议英日暴行，女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驱杨运动也因势利导，便彻底接管校园。杨荫榆既被驱逐，不得已带领行政部门在校外办公。学校到了五六月份，事务最繁。四年级学生毕业，需谋求职业（且不说办理种种手续以领取文凭），校方设立了“介绍委员会”；新生入学，也得筹备，校方又组织“招生委员会”。不料杨荫榆在校外苦心维持校务，赢得一些学生的同情。6月27日，学生自治会又发布宣言，称上述服务学生的工作为“轨外行动，殊非法理所许”：“[杨荫榆]乘此国家多事之秋、学子沥血救国不暇兼顾之际，乃积极设法毁坏学校，冀遂私愿，务使学生引起对内行动，居心尤属叵测。杨氏之肉，其足食乎？”（《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93页）看得出来，学生自治会已在担心同学内斗（“引起对内行动”），表明校中大多数学生以往怵于少数人威势勉强跟从，眼下正在抛弃运动核心成员而去。（这些学生秋季开学后转为国立女子大学学生，读书、生活还是在石驸马大街原女师大校址。）暑假期间，部分学生在教育界人士或明或暗的支持下拒绝离开学校，女师大学生总数达两百出头，占领校园的强硬派只占少数。（她们经历了磨难，也在11月30日品尝到凯旋的滋味，紧接着还要与国立女子大学学生展开一场恶斗。此后的故事还未曾讲述。）章士钊7月28日复出后，整顿女师大重新提上日程。

        8月1日，杨荫榆在不带武装的巡警陪伴下返校，宣布改组各班学生，闹事学生的四个班级先行解散。一些学生同意离校，“少数暴烈分子依然顽抗，甚至追打校长大肆凶蛮”（1925年8月2日《京师警察厅行政处启事》，载《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51页）。用强硬派的语言来说，那是“八一惨变”，李四光留下一篇非常可贵的目击者证言。第二天学生动员了大量社会力量，集会于中山公园；第三天女师大教育维持会在北大成立，易培基走到前台，担任会长。这一天（8月3日）学生会又发表宣言。五卅惨案使她们占领学校的举动有了堂堂的名目：“自沪案发生，敝会同人激于公愤，组织沪案后援会，追随爱国同胞之后，一致与帝国主义奋斗……”至于杨荫榆，学生自治会列举了她新近“所造之孽”：“设秘密办公处，日聚其无赖私党十数辈，日事阴谋造谣，私刻校印行使，伪造文书，挪用校款，作该私党酒肉运动之费；其以酒食交欢校中教职员，及运动教育界人士，欲引为己助，谋如何消灭风潮，离间学生，为死灰复燃之计；行为无赖。”（见学生自治会8月3日宣言，《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95页）当日晚，在欧美同学会的一次宴会上章士钊与李石曾同席，李石曾以两天前警察殴打女师大学生相诘，章士钊的这段答语是值得引用的：“石曾所称警察殴伤女生若干人，果何所见而云然乎？……当日警察，盖绝未侵及学生，徒见学生纷持木棍砖石，追击校长，彼等从中调解而已。……以北京学界嫉视当局之甚，保护弱者声浪之高，而女师大又向为一切教联学联休戚与共之大彀，岂有女生伤及多人，事越三日，并一纸声诉书而不得见，而魏家胡同十三号之门庭复阒寂乃尔矣乎！”（《甲寅》，第一卷四号，1925年8月8日，第8页）最后一句说的是如真有此事，学生还不到魏家胡同章宅再次“毁家”（5月7日已有先例）吗？

        在鲁迅亲自收集、保存的女师大资料中，有一篇新闻报道《杨荫榆昨晚有辞职说》，可能剪自1925年8月5日《京报》（因文中称“女师大解散四班，昨已四天”，8月1日，杨荫榆回校那天宣布解散女师大风潮中颇多活动骨干的四个班级）。这篇文字标志了驱杨运动的转折点，或者说胜利时刻。报道有三个小标题（一、教章[教育总长章士钊]昨日亲自查视；二、李石曾夫人昨已到校；三、学生希望易培基长校），详述前一天即8月4日发生的三件事：一是章士钊偕同教育次长陈任中、普通司长陈宝泉、专门司长刘百昭等人到女师大调查，章因出席国务会议先告辞。二是陈宝泉、刘百昭等人离校时正值李石曾夫人到校，学生上前迎接。“李夫人进校后，对于学生之方面，慰问备至。学生即请留校二职员，说明更换厨房，及不准已出校之各职员听差回校之理由。并谓庶务部助杨最力，以后绝不承认，某职员唯唯而退。”李夫人俨然驾到，留校维持秩序的职员望而畏之。昨晚李石曾与章士钊发生争执，现在她亲自出场，象征了李石曾一派不再遮遮掩掩，随时准备走到媒体的面前。三是学生方面宣称“急盼易培基出面长校”，但“章士钊以女校关系重大，依照教部改订大学校令，此项校长问题，须提出阁议决定。未即准允”。学生希望易培基长校，其实已不是第一次公开表达，易培基在一天前被推举为女师大教育维持会会长，是长期耐心运作的结果。现在，杨荫榆再不让贤路就过分了。报道的最后部分是杨荫榆的反应：“至杨荫榆氏，则以为该校风潮，非仅学校及教育问题，乃学阀中之政治问题，自审个人手腕，不适于今日之潮流，昨晚已有呈请教部辞职之说。”“学阀中之政治问题”是精当的表达。当时的北京，只有北大教授、清末重臣李鸿藻之子李石曾称得上“学阀”（《现代评论》用过“学客”一词）。他是国民党第一届监察委员会（共五人，其他四位均为国民党元老）委员（其他至为重要而且握有财权的各项兼职暂不介绍），这一身份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三个月前，杨荫榆请他到女师大国耻纪念会演讲，他听任少数学生把女主人逐出会场。现在，他夫人姚同宜亲临女师大，身后是李家令人生畏的威势。无党无派的杨荫榆必须猛醒了。

        果然，杨荫榆立即提出辞呈，理由详列如下：

        （一）学校问题，本可用教育方法解决，现在该校既属政治问题，本人无政治手腕，不能应付。（二）风潮内幕，现已暴露，前如北大教员某某诸人之宣言，近如中央公园开会所谓“市民”对于该校学生之演说，加本人以英日帝国主义之罪名，实不愿受。（三）昨日在教部长官亲到该校调查风潮情形之后，李石曾之夫人偕同两剪发女士，在该校召集住校学生大开会议。（四）北京近年来学潮无论是非，学生终占胜利。况此次女师大风潮，又有他校学生之干涉。（五）近年来政府视教育事业本为赘疣，对于学校亦无整顿之能力与决心，处此政府之下，该校风潮当然不能彻底解决。（六）最近中国社会不辨曲直是非，专重利害成败，致舆论无所根据，在此黑白混淆之时，对于该校风潮更何能望正道之主持与公平之批判。（这是报上的文字。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57页至259页）

        杨荫榆终于道出了陈西滢半年前想说而未说的内幕：风潮的根源其实在北大，马裕藻的背后还有李石曾。“北大教员某某诸人之宣言”应指鲁迅所拟《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载1925年5月27日《京报》），签名七位教授（六位都是浙籍，只有李泰棻是河北人。李泰棻1928年任北平特别市教育局长兼北平自治筹备处副处长，兼北平市立高级师范学校校长。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李石曾送他的礼物）中马裕藻名列首位，“某某”指的就是他。马裕藻时为北大国文系主任，多年担任校评议员，北大评议会在李石曾、顾孟余操纵下“投票”决定脱离教育部（先反对王九龄，后反对章士钊），离不开马裕藻的配合。杨荫榆5月30日致马裕藻长信（信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62页至364页），驳斥七教授宣言。但是，对错已经预先设定，学界也就不必再说信中论列各点的正误了[比如七教授称，5月7日国耻纪念会上，“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84页），多少粗暴的肢体语言尽被一个文明礼貌的“劝”字隐去。杨荫榆欲就教于马裕藻的，就是究竟如何个“劝”法]。这一天上海租界发生五卅惨案，英国和日本的警察打死打伤工人、学生多人，形势对她更加不利——她的对立面随时可以给她添加一条英日帝国主义走狗之罪。6月3日，女师大学生参加在天安门举行的国民大会声援上海，路上见杨荫榆，用许广平的话来说，“杨婆子笑迷迷的瞅着我们大队。”显然，这位已被逐出校门的校长是专门赶来对学生的抗议游行表示支持、嘉许，不意许广平又高呼口号侮辱她，将她轰走（《两地书》，《鲁迅全集》，第十一卷，86页至87页）。连许广平自己也意识到，在国民共同抗议英日暴行的时候给杨荫榆“迎头一击”，夹带了私心。到了8月3日晚，李石曾当着章士钊的面把占领女师大的行动与抗议英日相联系，杨荫榆再想“镇压”学生，变成与英日帝国主义暗中勾结了。这种逻辑在檄文传统中怕是常见的。对这一套振振有词的“加罪”游戏，杨荫榆“实不愿受”。但是，易培基还没有出任校长，她的去职无补于事，运动还要坚持下去。

        还在两个月前（1925年6月2日），女师大哲学系主任汪懋祖在《晨报》说出一段沉痛的话。学潮所提意见，并非无法解决：

        曾经提出方案，解决颇有希望，不图竟有人多方破坏，致前日学生有轰辱薛教务长之举，学潮益难收拾。在学生感情偾兴之际，以为能助我，攻击校长者为爱我，虽破坏学校，亦非所惜，良堪痛心。至于杨校长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学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宁为恶势力所战败而去也。（转引自钟小安著《许寿裳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85页。“轰辱”薛培元教务长发生在5月28日。见《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88页至290页。）

        “提出方案”究竟为何，现在是不得而知了。破坏的原因，却是可以推知的。假使教育部当时就愿意接受杨荫榆离去，却不能在接任的人选上听命于李石曾等人，这样破坏就不会中止。至于引文中最后一句，未必是汪懋祖一人对校长的评价。

        教育部批准了杨荫榆的辞职。但是校园还在二十几位学生的控制之下，难题依然无解。新学期即将开始，录取新生的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如何确保新生和女师大绝大多数学生回校上学？答案只有一个——请占据学校的少数人离开。8月22日刘百昭动用“三河县的老妈子”清校也是迫不得已。据学潮参加者刘亚雄回忆，8月19日，刘百昭率人接收女师大，“坚守学校的学生把他团团围住，骂他，唾他，把他的绸大褂撕得稀巴烂，使他当场出丑，不得不狼狈逃窜”（转引自《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29页）。清校的行动被学潮参与者称为“毁校”。可以猜想，此后数月崇高风格的音调必将调得更加尖厉。前前后后这些檄文（包括鲁迅为学生代拟的呈教育部文）都是问罪文体的杰作，都像《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面对妖魔，正义的化身“厉辞为武”，不是“恭行天罚”，就是“肃将王诛”。

        再欣赏一份学界曾引用的所谓教育部的“免职”公文，庄严而又最发噱，列举了杨荫榆的九条罪状：

        一、以教务会评议会之藉便私图，则废弃各级主任，而滥用员司；

        二、以学校经费之充饱私囊，则违幸征收，而剥削寒酸；

        三、硕学宿儒，以弄己而排斥之；

        四、朽木樗枥，以私谊竟登庸焉；

        五、学生以爱憎为优劣；

        六、市恩而代缴学费，利诱学生；

        七、其尤倒行逆施者，则舞弊营私，破格收生；

        八、溺职虚应，徒事敷衍；

        九、头脑冬烘，居心残酷。（转引自《许寿裳评传》，170页）

        我以为这份“免职”书文字不齐整，像未完成之作，不会是教育部（哪怕是在易培基主持之下）的正式公文。这些文字与其说总结了杨荫榆的罪状，还不如说暴露了作者活灵活现的构陷过程。为困难学生代缴学费，也成了“市恩”，还有什么不能列罪？杨荫榆辞职，教育部只是批准，与“免职”有所不同。笔者以为公文中罗列的罪状，不含“非法开除学生”（5月9日）、“武装封锁女师大摧残教育蹂躏女权”（8月1日）（《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293页），说明写作时间较早，或许是学生（和她们的操纵者）代教育部拟就的，其性质与宣言差不多。

章士钊的《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呈文》（1925年8月8日刊于《甲寅》）对杨荫榆给予肯定的评价：“该校长以一女流，明其职守，甘任劳怨，期有始终，虽其平时措置，未必尽当，平心而论，似亦为所难能。……京师各校，以革除学生而谋逐校长，已非一次，其后因缘事变，借口调停，大抵革生留而校长去。胜负之数，伏于事先，横逆之生，惯于饮食，乖风流衍，以迄于兹，纲纪荡然，泰半由此。”章士钊拟暂行停办女师大，“该校长杨荫榆留部任用”。如果上述九条罪状（尤其是“充饱私囊”）成立，法院应该追究法律责任。笔者查阅了杨荫榆离职时向教育部移交的账目等材料，簿册上写道：“移交人杨荫榆 今将经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截至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九日止所有现存款项及各项收支簿记单据分别开列呈请教育部接受。特此移交。”（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抗战前北京女师大档案”，全宗号二卷号三）账目顺利移交，说明教育部并无不认账目之意。章士钊的计划是杨荫榆辞职后留在教育部（就如她的前任许寿裳）。笔者暂无杨荫榆离开教育部的确切时间，愿向专家请教。杨绛先生回忆，杨荫榆是1925年冬天回苏州的，南方天气转冷较晚，从1925年12月到阴历春节之间都可以说是冬天。将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置于他与易培基、李石曾一派“互助”结盟的背景下来解读，不难发现，鲁迅痛打落水狗，可能还有更加实际的用意，比如为易培基出任教育部长、女师大校长开道。如果杨荫榆还作为教育部留任部员领取薪水，那么新任部长一定得用经济手段痛打——剥夺她的“饭碗”，叫她滚出北京。

        与大量夸张的檄文语言相比，杨荫榆使用的是另一种话语。比如校方5月9日贴出开除六位学生的布告之后，还发布《杨校长致全体学生公启》，内容如下：

本校为全国最高培养师资之地，荫榆承乏到此，夙夜黾皇，谋所以进步发达，耿耿此衷，同学共见。顷者不幸，少数学生以滋事犯规，至于出校。初时一再隐忍，无非委曲求全。至于今日，裁成绝望，乃有此万不得已之举。须知学校犹家庭，为尊长者断无不爱家属之理，为幼稚者亦当体贴尊长之心。剜肉补疮，非人情所忍；呕心沥血，责相见以诚。荫榆诚知前此训迪无方，致令六生退学。事出无奈，言则痛心。自兹以往，愿与诸同学等本互助之精神，图前途之发展。如有意见，不妨迳来发表。苟可采取，自当开诚容纳。彼此以学校为前提，即异日有教育之良果。其各善自爱重，力求精进。诸同学千里负笈，无非求学日新又新。己勉人勉，区区之意，想亦有志者所愿闻也。（《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354页）

杨荫榆将学校比为家庭，自己就是家长，学生就是子女，引来一阵笑骂。很难说她拟于不伦，古今中外都不乏类似的比拟。她与清末民初中国式的平等和无治主义未免太隔绝了，错在她又不在她。这份公启表达了沟通、对话的诚意，这是它与檄文最大的不同。

        读了那些厉声责难、指控杨荫榆的文字，就更能理解鲁迅的《可恶罪》。那篇文章作于鲁迅1927年离开广东前不久，文中有这样两句：“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成为‘可恶的人’。”（《鲁迅全集》，第三卷，516页）鲁迅可能以为，有的人还想将他治罪，只因自己是“可恶的人”。那么，在鲁迅自己的眼里，是不是也有“可恶的人”？这样的人还真的不少，比如那位“朱山根”，鲁迅真是恨之入骨，宁可牺牲自尊心，也要在信件上、作品中一再以各种雅号念叨他。对杨荫榆，鲁迅可以指名道姓地公开责骂，说明她“可恶”程度反而稍浅。能在特殊的历史场合将她拿办，也是让人感到爽快的。鲁迅为学生代拟檄文，知道那是崇高风格的操练，写来格外顺手。那么，她是不是也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

        1938年元旦，苏州已为日本侵略军所占领，两个日本兵挟嫌报复，把“可恶的人”杨荫榆骗到一座桥上，将她打落水中，他们还嫌不过瘾，继续施以痛打，向她开枪。一个“寡妇”或“拟寡妇”的血染红了河水，日本兵扬长而去。至于本文的结语，应该留给李四光。他在1925年8月1日目击杨荫榆在校园被学生唾骂，写出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假若我在女师大有了职务，或者是一个‘教育家’，或者是社会上负重望的人，就那一天的情形看来，即令替杨先生作了死党，我还不失为一个人。”（仲揆，《在北京女师大观剧的经验》，载《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