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华文媒体如何报道中日纷争？不动摇，不骑墙！

        

姜建强先生在日本二十年了。这些年，他在日本办中文报纸，担任《中华新闻》的社长；也在国内出了好几本观察日本文化的书，比如最近一本写天皇家事的《大皇宫》。说起在日华文媒体、华人社会以及日本媒体的状况这些话题，他可以说既是旁观的局内人，又是知情的局外人。他说，就钓鱼岛争端而言，在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华文媒体的报道取向不会有动摇、不会骑墙。媒体都是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表现方式来阐述同一主题：钓鱼岛是中国的。

        澎湃新闻：1898年，日本第一家华文期刊《东亚报》在神户创刊。一百多年来，在日本的华文媒体经过了怎样的历史流变？

        姜建强：确实，《东亚报》1898年6月29日在神户创刊，比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横滨创刊的第一个机关报《清议报》还要早半年。之后在1899年，日本第一个由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政治性刊物《开智录》也在横滨创刊。进入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大批志士仁人取道日本，探求中国革命的方法，并创办了大量以政论为主的报刊，其言论之尖锐，理论之深刻，在华文报刊史上少有。之后，《译书汇编》《亚洲时务汇报》《国民报》《游学译编》等先后在日本创刊。这是日本华文报刊史上的第一次高潮。后来日本侵华，可以说直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几十年中，华文报刊基本处于低潮状态，只有东京华侨总会机关报《华侨报》等少数几种报刊得以刊行。

        随着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开始有大量中国人到日本留学，这时候我认为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持续、有影响力、有相对话语权的华文媒体。那时第一家华文报纸是1988年12月创刊的《留学生新闻》，之后的1989年2月，出现了第二份华人报纸《外国学生新闻》，当时用中日英三种文字出版，阅读对象主要是留学生。到1992年11月，《中文导报》诞生，标志着新闻的对象从留学生扩展到在日华人。1995年5月《时报》创刊，后于次年11月改为日报。虽然很短暂，但也是华文媒体中首家日报，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日报的形式。

        东京华文报纸最多的时候一度有几十家，如仅1999年上半年就有八份报刊相继问世，为此留下了华文报刊“战国时代”的说法。通过市场不断竞争、淘汰，有些报纸无法维持就关闭了。现在，周报大概有十份，旬报有两三份，半月刊有两三家，再就是月刊，如《新民晚报东京版》。华文报纸里比较有影响力的是《中文导报》《东方时报》，它们创刊时间长，又是周报。每到华人过春节，这两家报纸都能请到日本首相为其撰写新春祝词。特别是《中文导报》，它更具新闻和政论视野，因而媒体效应也更突出。而东京以外的报纸则有大阪的《中日新报》，名古屋的《中日商报》等。

        

        澎湃新闻：您已经出版了好几本日本研究的专著，作为有意识观察日本文化的中国人，怎么看在日本的华人社会？有没有社团的概念？在其中，华文报纸是否发挥着共同体的作用？

        姜建强：华人社会也是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今在日外国人总共两百二十万，其中八十万是华人，华人总量从2010年开始超过韩国人，成为最大外国人群体。华人社会经过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到今天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和影响力。

        比如，中国人任上司、日本人做下属的企业在增加。以前华人在日本公司上班，现在日本人在华人公司上班。如今在日本的七百四十所大学里，都有华人任教。1998年华人博士是两千两百人，现在则超过一万人了。华人在日本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大小共同体，如芝园团地的IT群的居住区，横滨老华人与新华人的共荣商业区，池袋中华街的商业区，新大久保的与韩国人共生的创业区，新小岩的华人易居区等。2008年，《日本经济新闻》开始在报上连载《抬头中的新华侨》，之后又在2009年11月推出《看不见的邻人——中国人与日本社会》一书。这是标志性事件，表明在日华人社会被正式纳入日本人的视野，并被作为一个有影响力有持续力的对象来研究。

        华人社会这些年的发展我觉得恰恰和日本的“下流社会”与“无缘社会”相反，图生存、图发展的状态迫使华人想当老板，往高走。往高走的一个结果就是进入了有钱意义上的“上流社会”。已经有相当比例的华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他们的个人收入比日本人高，居住条件比日本人好，事业成就感比日本人显著，问题意识比日本人敏锐，享受生活比日本人在行。上流了，中产了，对应的一个概念必定是“有缘”。要发展要做大，需要和外在的联系与合作。这都迫使朋友圈、工作圈越滚越大。息息相关，事事相联，构成了同一的命运共同体。群体连带的样态由此产生。这就是有缘的具象化。如今年6月，在池袋发生日本人吸大麻后开车撞人事件。一位华人女性不幸在行走中被撞死。几天来就在她倒下的地方，放满了悼念的鲜花和各种饮料罐。前来吊唁的华人也络绎不绝，他们对逝者表示了最大的哀悼与同情。我认为这是华人有缘社会的最好说明。

        华人二代也在显示力量。第一代赴日华人的小孩都在读大学或工作，这批人的势头很猛。华人普遍都喜欢教育投资，对这代小孩的教育相当投入。这些小孩读书成绩好，读得也都是东京大学、早稻田等一流大学，他们在日本人圈子长大，更懂日本社会。而对中国的感觉则比较陌生，但决不反感，价值观更趋多元化。同时，不同于日本人也不同于中国人，价值观会更多元。这批人在技术、经营、政治、文化等领域今后会形成很大的力量，渗透到各行各业。是超越华人社会与日本人社会框架的全新一族。非常值得期待。

        澎湃新闻：中日关系一直最能牵动中国民众的国际关系，在两国关系低谷期，华文媒体会不会面临帮理不帮亲的困境？

        姜建强：近年两件标志性事件是钓鱼岛和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特别是后者，对日本人的冲击很大。打破了日本人本来对中国存有的优越感。日本人显现出焦虑，显现出酸溜溜。而就钓鱼岛争端而言，在国家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华文媒体的报道取向不会有动摇、不会骑墙。媒体都是用不同的话语方式，不同的表现方式来阐述同一主题：钓鱼岛是中国的。诸如从历史看，从战后体制来看，从邓小平时代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来看等。当然，针对国内反日游行中的非理性行为，华文媒体也会加以抨击，诉求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意愿。因为过激的行为反过来也为在日华人带来负面带来尴尬。在日华文媒体基本没有很“愤青”的表现，都能取一个相对正义、相对客观的态度来报道一些重大题材。事实上华文媒体也确实在积极扮演者如何使中日关系良性互动的推手的角色。如华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一些草根交流活动，媒体都会非常主动地去采访报道。

        

        澎湃新闻：日本媒体会不会刻意夸大和渲染中国民众的情绪？在日华文媒体之间有没有不同的民族主义倾向？

        姜建强：会夸大。比如反日游行里出现的暴力场面，日本媒体特别是电视新闻会不断地、反复地播放这些镜头，使日本人觉得中国不但反日，还发生了想象不到的暴力行为。日本报纸也经常有中国的负面报道，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这些媒体报起中国的负面，如食品安全等问题，广度和力度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一些周刊。

        《周刊文春》《周刊新潮》等会专门报中国的负面。操作方式是，杂志出来前几天，先出要目，挂在电车里作为预告。如大标题是，“中国的猛毒食品有这些，千万注意看清”。这些杂志对报其他国家的负面没这么热衷。这或许是日本读者对中国的认知了解比其他国家的兴趣要大的原因，所以也爱看这些。欧美比较平稳，没有太大话题。吸引日本人眼球的，能成为话题的，也就中国了。当然这些报道也并非全是凭空捏造，抓住食品安全什么的，不断挖。这些杂志也叫八卦杂志，有线索，加上捕风捉影和想象，成为文章。

        而日本官方对华文报纸倒有一定程度的认同。因为他们感到这是凝聚华人社会必须要有的东西。华人社会在不违反日本法律的前提下自己有效地管理自己，倒也为日本有关部门省出了专门的管理成本。所以日本的入国管理局一旦有什么新政出台，也希望华文报纸能帮他们一起宣传报道，这样他们工作起来会更便利。如这几年原来的外国人登录证换成再留卡，入国管理局就希望华文媒体多报道，好让更多华人知道。当然日本政客也会利用华文媒体打中日关系的牌。如去年春节，安倍就在两家华文媒体上刊发新春祝词，被解读成急于打开日中关系僵局，向中国与中国人示好。而华文媒体即便有些不同的民族主义诉求，最终也会被自觉与不自觉地消解在“大是大非”之中，因为祖国这个概念依然是最强最重的。

        

        澎湃新闻：日本政府对日本媒体的管理呢？

        姜建强：日本媒体没有新闻管制的说法。但主流媒体倾向性大体是有的，如感觉上《朝日新闻》偏左，亲中，对中国比较友好；《读卖新闻》偏右，但还能诉诸理性；《产经新闻》是典型的右；《日本经济新闻》以经济报道为主，对中国经济很关注，报道也比较友好。

        这些报纸都在按自己的政治立场办报，但政治立场也会发生变化，不是铁板一块。如偏左的《朝日新闻》有时也会登载一些让人感到转向的文章。举个例子，《朝日新闻》在今年8月5日发表一篇报道，宣布撤销1991年、1992年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引述一位日本军人的证词，证明日军曾在韩国济州岛强虏一千名韩国妇女做慰安妇。韩国开始在慰安妇问题上敲打日本，可以说这些系列文章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朝日新闻》旧事重提，主动撤回报道，其背景不可谓不深。撤回文发表后反响甚大。不是表扬《朝日新闻》反省错误，而是日本右翼，包括安倍在内，用此事来敲打《朝日新闻》。说你现在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登错了，但这事远远不是登错了的问题，而是报纸本身的政治立场的问题，要重新检讨。有必要的话，国会可以传唤《朝日新闻》的负责人来作证。

        还有一件事，今年6月《朝日》在每天登俳句的栏目登了一首俳句，译成中文是：“日本的自卫队员们，愿意喊着安倍万岁去粉身碎骨。”这个句子很厉害，相当于战争中神风敢死队撞机前喊的口号。它如果出现在《产经新闻》甚至《读卖新闻》上都没问题，都不会引发争论。可却登在《朝日新闻》！媒体分析，这表明《朝日新闻》内部的左右博弈已经到了相当激烈的程度。

        《朝日新闻》近两年处在多事的状态，安倍说，“《朝日新闻》要打倒我，让我下台，我是带着这样的心情读你们的报纸的。”日本政治家点名批评一家报纸，之前基本没有过。这和《朝日》给外界看起来模糊不清的变化也有关。还有日本的NHK电视台。应该说日本这家唯一不靠广告收入存活的电视台，其报道倾向基本是客观的，对中国也是友好的。但最近一两年，随着人事变动，新上任的会长接连口出狂言，在诸如慰安妇、靖国神社等问题上表现出了向右转的倾向。据日本媒体人分析，背后有安倍的影子在晃动。又如左翼名嘴田原总一郎，现在也开始迎合大众口味说一些违背自己立场的话。

        日本媒体的政治影响力，与其说在政府，不如说在政治家。比如《读卖》偏右，其主笔渡边横雄的立场是鹰派，对中国没有太大好感，经常发表批判中国的论调，但他对日本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激烈反对。2005年小泉要参拜，渡边知道他要在8月15日要参拜后，立刻打电话反对，表示如果一定要去，就8月13日去，这样政治打击面小一点。渡边在战争时做过二等兵，知道日本人在战场上做了什么，知道为战争死的日本人怎么死的，所以反对靖国神社作为祭祀场地，主张另设悼念场所。

        据我所知还没什么日本报纸被政府打压、关闭。《每日新闻》在1970年代因曝光日美冲绳密谈遭到整肃，也没关门。今年日本通过保密法，这被媒体解读为有限制报道自由之嫌，招致反对，但最后还是在国会上被强行通过。看上去这是打压自由的法令，但反过来媒体则利用保密法来敲打政府。这都表明日本的言论自由还是有相当空间。事实上在日本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华文媒体，也是受惠于日本的言论自由。这是华人在日本办报的最大感受。

       

        澎湃新闻：日本报纸似乎销量一直不错，又有较高的国民平均阅读率，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日本报纸的情况好像相对比较乐观？

        姜建强：2011年世界报业协会评选世界十大报纸，日本媒体有五家入围，《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加起来一千多万份的销量，远高于列第五位的《参考消息》（三百多万份）。以年初刚去参观过的《朝日新闻》为例，现在号称发行量七百七十万份。不过实际恐怕没有这么多。

        一个最直接的感受是，地铁上读报的人少了。日本人习惯看完报纸扔在车子架上就下车，从前坐市中心最重要的那条山手线轻轨电车，能看到好多报纸留在那里，会有无家可归族拎着大包在车里搜集报纸和漫画，然后去卖，补贴生活。这个光景现在看不到了。行李架上看不到报纸也就意味着，上班族以前手拿一份报纸上电车的习惯被改变了。不拿报不等于不看报，而是看其他东西，但多少说明报纸的订阅发生问题了。此外，月台上的报刊亭火热时，特别是晚报出来的时段，人们下班后就去买《富士晚报》《东京体育》，现在却没人买了。这是零售发生了问题。《朝日新闻》也感到发行量下跌的问题，负面效应当然是广告收入的急剧减少，据说最近几年都处在赤字状态。它也会做电子报、收费墙之类，试图用电子版挽回下降的纸媒订阅量。

        日本在今天之所以报纸每天还有四千多万份（包括早报和晚报）的发行，是因为日本人的信赖度没有太大的变化。相信你报纸报道的东西，这是日本人特有的对纸质媒体的信赖。调查显示，日本人对报纸的信赖度是百分之七十九点九，对电视是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周刊就更低了，只有百分之十一点五。比起来，报纸信赖度有绝对优势。

        此外，日本人所谓大报的传统很强大。《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在全国占到一半以上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大报”的概念很厉害。而这些大报还做地方版。比如大阪和东京、神户、北海道的《朝日新闻》都不同，哪怕近郊，东京版和神奈川版也不一样。在内容上，这些大报也都动足了脑筋。如《读卖》在1886年开始连载小说。川端康成、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等的小说都连载过，以此吸引读者。《日本经济新闻》连载过渡边淳一的《失乐园》，连载期间使得发行量大增。

        日本报纸的利润投放主要是在发行上，绝招就是“户别配送制”。如《读卖》在全国有八千五百个配送中心，十万送报人。每天用两千四百五十辆卡车将报纸从全国的八个印刷厂送往配送中心。日本的早报有百分之九十四是直接送往订户家的。这也是保证阅读量的一个方面。日本的交通便利，出报送报的现代化程度高，送报人员素质高，这些都为日本的纸质媒体增添了声誉。这也不是我们简单就能模仿的。从这点看，日本的纸质媒体自有其生存与发展的土壤，在短时间内还不至于出现太大的危机。何况他们也在对电子媒体做技术上的不断创新与突破，到了纸质媒体实在不行的那一天，那么它的电子媒体也就成熟了，国民的阅读也就会乖乖地转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