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援藏走过20年，376名援藏干部用青春践行中国梦

        【编者按】

        1995年5月17日，上海第一批援藏干部离开了繁华的都市，深入到高原。今年，已经是上海援藏的第20个年头，上海共选派了七批376名援藏干部到日喀则地区工作，为那里留下了1216个援建项目。

        1994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开创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工作新方式，全国14个经济发达的省市分别负责西藏的7个地市，即每两个省市负责西藏1个地市。在中央的安排下，中央33个部委和14个省市，选派了首批496名援藏干部，国家教委选派了100名优秀大学生，到西藏7个地市机关和44个县担任领导职务。

        按照中央要求，上海市委从3500多名志愿者中遴选了49名中青年干部，赴西藏日喀则地区江孜县、亚东县、拉孜县、定日县，以及地区机关、直属单位任职。当时，对口支援是一种全新的机制，与以往的援藏有很大区别。过去的援藏主要是派干部，而当时则不仅要派干部，而且要有资金、项目的相应配套。

        那个年代，西藏的生活条件还非常艰苦，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到达的时候，水、电、粮、菜等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在西藏都成了问题。有些地方人畜饮水只能靠山顶上淌下来的雪水，一桶水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泥，拉孜县每天按人头配一桶水。定日县有时夜间室内气温低达零下20度，连墙面也会结冰。援藏干部晚上睡觉只好把头蒙在被子里面，把牙膏也放在被子里面。否则，呼吸会在被子上凝霜，牙膏会冻得挤不出来。亚东县遭遇特大雪灾，援藏干部只能在1米多厚的积雪中徒步4天到达灾区。

        如今20年时光流逝，当年平均36岁的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团队，如今已有9位同志步入老年、光荣退休，一位同志因沉疴不治、英年早逝。而在他们看来，不管世事如何变幻，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对西藏那段岁月刻骨铭心的记忆。

        为纪念中央第三次援藏工作座谈会全面开展对口支援西藏工作20周年之际，由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共同合作征编，全面反映上海对口援藏工作历程的史料专辑《口述上海 对口援藏》暨《雪域高原的格桑花》于近日公开出版。现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徐麟是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的领队，时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以下是徐麟口述的回忆文章节选。

        我是1995年第一批上海援藏干部，在西藏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一职。一晃快20年了，但这段援藏经历对我而言是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

入藏时的三件大事        

        我们当时入藏有比较特别的背景，或者说有三件大事对我们影响重大。

        一是1994年7月，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12字的援藏工作新方针。

        “分片负责”即划分片区，包干负责，如明确了上海市和山东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对口支援”即15个省市分别对口支援西藏７个地市，中央有关部委对口支援区直单位，如上海市重点对口支援日喀则地区的四个县：江孜县、拉孜县、亚东县、定日县；“定期轮换”即对口支援时间为10年，援藏干部每三年轮换一次。

        1994年之前，国家也从内地抽调干部到西藏工作，但那时并不明确在西藏工作的时间，进藏干部所有关系都是转到西藏的。而从我们这一批起，明确了在西藏工作时间为三年，转到西藏的是党组织关系。具体操作是先由中组部、自治区区委组织部及上海市委组织部沟通后确定在西藏任职的岗位，然后再按照岗位要求挑选合适的同志进藏。

        虽然我们在西藏有一定的行政职务，但这是阶段性的，我们在上海的工作职务、级别都不变，而且主要供给关系还在上海，仅在西藏拿补差，就是工资是上海发的，然后按照西藏的同级别干部的工资加上高原津贴的标准补差，差多少补多少。以我为例，我的供给关系在上海，同时在西藏拿补差500 元左右，这在当时上海援藏干部中是最高的，科级干部一般是300元左右。

        二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活动。

        199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开展向孔繁森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时间正好在我们进藏前没多久。时任上海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陈士杰同志把我们援藏干部骨干召集到市委组织部召开座谈会，专门学习孔繁森事迹。孔繁森同志的事迹很感人，使我们很受激励，也使大家对西藏的艰苦条件有了更具体的了解。

        记得孔繁森同志的事迹报道里有一段，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突然觉得胸闷、喘不过气，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不行了，所以半夜起来写了遗书。这段情节使我们这批马上要进藏的干部对西藏的高原反应有了直接的认识，也多了心理准备。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当时西藏的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通讯也不发达，上海去过西藏的人也非常少，全社会对西藏还很不了解，西藏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神秘的。

        我举个例子，知道我要进藏后，有几个过去团县委的同事经常晚上跑到我家里来，把听到的所谓的西藏消息告诉我。这些消息如果放到现在，大家听了都会哈哈大笑，但当时却不能明辨究竟，很有意思，这说明当时大家对西藏都不了解，信息非常少。我们第一批49个援藏干部，都没去过西藏，老实讲，心里也有一定的担心，家人、朋友对我们健康和安全也有担心，虽然没人明说，但是大家都有感受。

        三是达赖擅自宣布班禅转世灵童。

        1995年5月14日，达赖喇嘛在印度突然宣布西藏一名儿童为“班禅转世灵童”。自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颁行“金瓶掣签”制度以来，转世灵童的产生都是要按宗教仪轨寻访出几名候选灵童，在释迦牟尼像前“金瓶掣签”认定，最后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这已成为历史惯例和定制。达赖无视历史定制，破坏宗教仪轨的行为，充分暴露了达赖集团在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屡遭失败之后，利用班禅转世，继续从事分裂活动的政治图谋。所以，当时西藏地区的气氛非常紧张。

        我们是1995年5月17日离开上海的，抵达成都后在那里稍作休整，于5月20日进入西藏。

        到了日喀则后，我们住在当地政府给我们安排的招待所里，主要是让我们休整一下，以尽快适应高原环境，第二天就给我们上课培训，由当地的领导来给我们讲西藏的政策、风土人情和日喀则的概况。当时，我高原反应还很严重，所以除了学习，就在宿舍休息。另外一部分要下到县里的援藏干部在日喀则待了几天后，县里就派车来接他们了。

        我们刚到日喀则，实际上就已进入与达赖集团斗争的第一线。因为达赖在5月14日就已经通过美国之音“宣布”班禅转世灵童。

        班禅驻锡地在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所以，当时军区和武警工作组，军区首长、武警首长和自治区政府一位副主席在日喀则驻扎。街面上均有武警武装巡逻，这种场面，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同志以往只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现实中繁华的都市哪里会有？

        我们的援藏干部许一新同志是到定日县任县委书记一职（现任上海铁路中院党组书记、院长）。他到定日县的当晚，下面干部向他报告有五个反动喇嘛写了反动标语，正在逃往山那边去。他顾不上休息，连夜研究分几路怎么追击，最后到第二天早晨把他们抓了回来。可以说，我们上海干部一上任，就进入了反分裂斗争的第一线。

        在上海，对敌斗争一般是隐蔽战线、特殊战线的同志参与得比较多，在经济氛围浓郁的繁华都市里，其他干部一般不会面临这种对敌斗争。但到了西藏，我们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展工作的。所以，我们一直说讲政治对援藏干部来讲是 最深刻的教育。

        什么叫“讲政治”？在西藏，讲政治就是实实在在、具体化的，边境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如果不能正确、及时、妥善处理，最后都是政治问题。像“抓捕反动喇嘛”不讲政治行吗？你说我们先睡觉，明天再抓，行吗？肯定不行。所以县委书记就要立即部署，下面同志就要马上行动，县委书记还要等消息，往往一等就等到天亮。要知道定日县海拔4440米，比日喀则3836米更高，许一新同志到了那里因为缺氧嘴唇都发紫了，但是因为情况紧急，他一宿都没睡。这就是在那个环境下的工作要求，跟上海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到西藏工作的。

出发去西藏        

        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最大的特殊性就是要面对太多的未知。

        我们49个人一共分为6个小组，出发前，组织上明确，每人可以带两个箱子去，每个组再配一到两个箱子，专门装高压锅。每个人的两个箱子，其中一个是装棉花被、羽绒被。但到了西藏才知道，当地组织都给我们配好了，高压锅、棉花被、餐具等，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但因为信息不通，大家都不甚了解，只能凭空想象，觉得西藏物资供应较欠缺，许多东西都没有，导致最后很多东西都带重复了。

        此外，家属还会给我们准备很多食品，箱子里稍微还有点空隙都给塞上各种食品。实际上再塞也是有限的，到了那里也吃不了几天。还有药品、生活用品、学习用品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些同志还带了些补品。当然，抽烟的同志还要多带一样东西，就是香烟，抽烟的同志家里人会准备很多香烟带去，总不能“弹尽粮绝”。但实际上时间长了，这烟都很干燥了（西藏空气比较干燥），吸烟前，要先把热水瓶打开，把烟在热水瓶瓶口上滚一滚，吸点水蒸气再抽，否则就太干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出发当天大家为我送行的场景，历历在目，依然非常感动。

        那天，我们南汇的四套班子领导和干部在南汇南门招待所那里集体为我送行。有一小部分干部是送到展览中心统一出发点，包括亲属也在那边送行。那天一早，他们把我的行李都拿走，家里就剩我跟我爱人。我当时住在听潮二村，下楼后看见下面不大的院子里，黑压压的全是人，都是小区居民自发来为我送行的，我一点都没有预料到，那么多人没有一点声音，下楼准备出发的时候才看到大家，非常感动。

        大家和我握手告别的时候也没有多说话，用力地握握手，最多两个字“保重”，有些更熟悉些的同志跟我紧紧拥抱一下，整个气氛很凝重，有一种悲壮感。这样的欢送场面，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刚才讲的，对当时西藏的神秘感、恐惧感、悲壮感，实际上不仅是我们有，来送行的同志本身也有这种感觉。

        我们在5月20日抵达西藏。出了拉萨贡嘎机场，一路开往日喀则的时候，天上的蓝天白云非常漂亮，但路两旁则像戈壁滩一样，草也不多，稀稀拉拉的，感觉很苍凉。现在的日喀则很有点城市的感觉，但在20年前，那里房子一般最高 两层，以藏式建筑为主，街道也没几条。迎风飘荡的经幡，也给我们一种神圣感和神秘感。

        这对我们从上海繁华的大城市来的同志而言，反差是很大的，完全是一种陌生的环境。再加上强烈高原反应带来的身体不适的体感，当时我们都带着点壮士一去不复返的豪气和悲壮。

2007年7月，拉孜发生水灾，第五批援藏干部、拉孜县委书记陈宾带领援藏干部到锡钦乡给灾民发放慰问品和慰问金时，一位藏族妇女感动得流泪。

顶着压力打开工作局面        

        虽然上海组织称我们是“援藏干部”，但是进藏以后，我们自己不说“援藏干部”而称“进藏干部”，这个细节也反映了当时大家希望能尽快融入新的工作环境和群体的心态。上海任命我为援藏干部总领队和援藏联络组组长，我就自己把名称改为上海进藏干部总领队和进藏联络组组长。

        在远离熟悉的组织环境的情况下，市委要我带好这支队伍，这是交给我的一项重任，对我也意味着很大的压力。我们进藏干部是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的，这个定位很清晰，但我们这支队伍也有一定的独立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上海干部在那里的纪律要求、工作标准要高于日喀则地委、行署对我们的要求，这是为了展示上海干部的良好形象。作为上海进藏干部中的带队者和领头人，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也很大。

        另一个压力是如何尽快打开工作局面。刚进藏的时候，我们认为干部派出了，项目带去了，资金到位了，任务就完成一大半了，其实不然，我们的进藏干部不带资金，在那里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作为上海进藏干部总领队，我在当地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后，提出了四条工作思路：一是首先以个人的出色表现赢得尊重、站稳脚跟；二是以公益事业开道；三是实施 人员培训；四是打造“造血”工程，根据当地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项目发展经济。

        我们当时抓住的是公益事业中最重要的希望工程。

        调研后，我们发现日喀则当地教育资源稀缺，教师还有余量，但缺少校舍，而当地政府又没有财力来建设校舍。另一个更严峻的形势是当时有部分农牧民群众把子女送到喜马拉雅山 那边的境外就读，这其实是达赖集团在与我们争夺藏族下一代。因此，我们就决定把希望工程的建设作为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为了筹措建设希望小学的资金，我们积极向大后方求助。当时那边还是使用程控电话，西藏的电话要通过成都，线路没有几条，和外界的电话很难打通。进藏一个月后，我和王博士（王磐石，现任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第一批援藏干部中一共三个博士，他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到拉萨出差，其实最重要的事就是去打电话。

        到电信局登记好，办好手续，到一个个独立的电话亭去打电话。当天下午整整半天，王博士负责帮我拨电话，拨通了我就赶紧通话。当时拿电话号码本打了半天，有的打得通，有的打不通，最后一圈打下来，还是收获颇丰，很多单位都有了初步的捐助意向。而后又经过书信往来、人员跟进等其他工作，一共募集到资金800万元，都是跟这半天电话有关的。

        当天大概打通了20多个电话，差不多有16个是通话有效的，那平均一个电话就是募集了50万。这800万元资金就用于第一期的希望工程建设，我们从此顺利地打开了工作局面。当时我们援藏干部中有句话很流行，就是“在西藏工作，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

        1996年8月，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罗世谦及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率党政代表团来西藏，参加上海援建的西藏自治区传染病医院竣工仪式并慰问上海援藏干部。

        在听了我们的工作汇报后，罗世谦同志非常感动，很动情地对我们说，“你们援藏干部是公事私办，用个人资源在办援藏的事情”。他还说，“上海干部一定要凭自己出色的表现站稳脚跟，但是光有出色的表现，没有后续的资金支撑，要得到较高的评价也是很难的”。

        罗世谦同志回上海后，向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和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作了汇报，市委、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机制，即组织上每年给每位援藏干部安排一定量的资金，作为援藏工作资金。这个机制之后一直不断完善，现在已成为国家层面的要求和制度。

克服艰苦的生活环境        

        前面说到在西藏往外打电话很困难，这可能也是我们第一批援藏干部独有的体会了（之后通讯逐渐方便起来）。

        两个小故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第一个，当时我的秘书也是上海援藏干部，他半夜在宿舍给爱人打电话（刚到的时候电话都没有 地方打，过了几个月，宿舍才安上了电话），打了半天，好不容易接通一个，因为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他爱人一接到电话就激动得哭了，结果话还没说上，听了几声哭声，电话就断掉了；还有一个故事，是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书记张予敏（进藏前任静安区中心医院副书记），星期天休息，就带了压缩饼干和热水瓶，泡了茶，带了烟，坐到办公室，把电话机的免提键打开，就开始拨电话，结果从早上８点钟一直到晚上６点，就一直坐在那里打电话、看书，手就不停地按重拨键，拨一天才可能拨通一个电话。

        此外，我们还要面临入藏的三道关：缺氧、缺水、少电。

        缺氧，举一个例子，到西藏后我坚持每天写日记，但一年以后看日记，错别字多得不得了，还生造词语，这就是脑部供氧不足造成的。为了尽快适应缺氧环境，加强对大脑的训练，我到西藏后就要求自己，在会议上要脱稿发言，但有一次差点出了大洋相。

        有一天开大会，大概 600个人，我计划讲四个问题，讲完第二个问题后，第三个问题像电脑黑屏一样整体消失了，就是一个字都不记得了，哪怕一个关键词都想不起来。当时手里又没书面材料，但是要讲的四个问题还是记得很清晰，而且本来这四点是 递进关系，但是没办法，就先讲第四个问题。讲第四个问题时嘴巴在讲，脑子里还拼命在想第三个问题，后来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流畅地讲完了。讲完以后才发现，背上都是汗，衣服都湿掉了，西藏多冷啊，这一身汗都是急出来的。

        所以，这次以后我也算吸取了教训，每次发言内容我都会在笔记本上列个提纲，就怕再出现这种情况。

        缺水，主要是缺干净的水，刚进藏时地区自来水改造工程没有完全好，县里的条件更有限，所以，每天每人限用一桶水。大家在一起就经常交流节水的经验，留出多少是喝的，然后剩下的水先洗什么、再洗什么，最后拖地板。因为我们睡的是泥土地，非常干燥，容易扬尘，地板拖湿了之后就不容易起灰。还有同志说拖完地板的水还不能倒掉，用来冲厕所。

        少电，没电的时候，大家经常在研究，是用手电还是点蜡烛更好。

借《进藏一月间》向家乡人民报平安        

        当时西藏和外界的联系不方便，我们进藏后，家人、朋友对我们都比较关心，也有担心，所以我们也想尽可能地把那边的信息传递出来，让家乡人民知道。

        基于这个原因，我在入藏一个月后，牵头组织了一篇文章《进藏一月间》，1995年7月7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

        这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它告诉我们的领导、家人、朋友，我们在西藏非常好，也很健康，而且都代表上海在那里积极努力地工作，尽管进藏只有一个月，但是大家已经风风火火地展开工作了，而且好多工作可以说开局良好。实际上是要让上海人民放心，让领导、家人、朋友放心。

        文章是我们两个援藏干部写的，当时正好要派干部回上海，与有初步捐款意向的单位接洽募集资金的事，所以就顺便把这篇稿子一起带到上海，交给了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的宋超同志。现在再来读这篇文章，可能文章还缺少文采且表达较生涩，但是感情是非常真挚的，49位援藏干部，每个人的名字都提及了，这也是我特别要求的，而且都是真人真事，很实在。最后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占了三分之二的版面。

        据说当天的《解放日报》卖得特别火。因为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谁去援藏，在家里亲戚间是一件大事，在单位同事中也是一件大事，所以报纸上有这个消息，大家都争相传阅、奔走相告，然后还给我们援藏干部的家属送报纸。可能家属自己也买了，更多的是亲戚朋友，包括单位同事送的，有些援藏干部家里就收到几十份当天的报纸，可能还有更多的。当然，这篇报道对我们援藏干部也是一个鼓舞，在《解放日报》上登出了自己的名字，大家也觉得非常光荣。

宝贵的收获        

        从西藏回来以后，我们援藏同志都说要把这段经历当成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年的时间，我们受到了深刻的国情教育，深刻感受到东西部的差异，深刻体会到基层最普通、最朴实的民众对我们党的感情，但同时这种反差——沿海地区的发达和西藏发展的相对滞后、人的观念上的差异，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中国最现实的国情，对我们而言这段经历是最深刻的国情教育。

        同时，这种现实环境也是“讲政治”的一种最好的历练。

        作为援藏干部总领队，我曾两次走访了所有援藏干部在上海的单位，分别是在援藏第一年和第三年回上海过春节的时候（第二年时，全体干部在西藏过春节没有回来），主要是向派出单位领导介绍援藏干部在当地的工作情况。第三年走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领导都说有一个比较直接的感受，就是这三年下来，这些同志政治上更成熟了。这就是环境历练的成果，也是援藏给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