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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军阀杨森之子杨汉烈——民国公子将军3
子承父业,这是民国期间大部分军阀给儿子们安排的人生道路。对众多“少帅”们来说,在“老帅”的精心安排下,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从基层锻炼起步。比如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还没进部队就给按了个上校参谋长的名义,等读完军校直接当上了少将旅长,更奇怪的是军政部对这些还竟然都承认了……
四川军阀杨森是极少数做到从基层培养儿子的军阀之一。他的逻辑是,要想成为他杨家军的接班人,必须在战场上历练,而且还得从基层起步。就这样,杨家次子杨汉烈从一名小小的少尉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一名将军。
杨汉烈,字北魂,生于1919年8月,四川广安人。作为杨家次子,杨森原本的希望是让长子杨汉忻接班。可是杨汉忻不“争气”,他在南开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地下工作,而且还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了。经过打点疏通,杨森总算是把自己的宝贝儿子杨汉忻保释出来。但对于这个重获自由却不思“进取”,反向老爸做起策反工作的长公子,杨森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就这样,次子杨汉烈成为了杨森子承父业的下一个人选。
说起来,杨汉烈的从军目的和他哥哥杨汉忻的革命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抗日救国,区别是杨汉忻走向了父亲的对立面。1933年的时候,杨汉烈正在北平育英中学就读。当时正值长城抗战爆发,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杨汉烈想到了从军。但他才14岁,根本就不符合征兵条件,于是他只能跟着老师和同学参加慰问团,到长城沿线去劳军。
长城抗战结束后,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杨汉烈再也等不下去了,自己的父亲好歹也是堂堂国军的上将军长,让父亲给自己安排一个军职总不会不答应吧?就这样,杨汉烈在1935年毅然回川,主动向父亲提出了从军的要求。
儿子主动提出从军要求,这可真让杨爸爸高兴坏了。但杨森很严肃地告诉儿子,参军可以,但必须从基层做起。对于这个要求,杨汉烈没有一丝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杨汉烈成了第133师师部参谋处的一名少尉见习参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杨汉烈随部参加淞沪会战,但由于他是参谋,与一线作战始终无缘。对此,已经是上尉参谋的杨汉烈几次向父亲提出要下部队,但都被拒绝了。杨森的理由是,你没有接受过正规军校的教育,还不具备成为一名部队长的资格。
杨汉烈的姓名中不愧有一个“烈”字,既然父亲说自己没有资格,那我干脆就去考军校来获得这个资格。1938年10月,杨汉烈成功考入中央军校第16期,成为第1总队骑兵队的学员。两年后,杨汉烈学成毕业,杨森命其返回第20军效力。为了能成为带兵官,杨汉烈愿自降一级,从第133师搜索连中尉排长干起。
搜索连的任务不仅在战时承担侦察使命,平时也需要经常进入敌占区搜集情报,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野战单位。但杨汉烈任劳任怨,不仅得到了父亲的认可,还得到了士兵的拥护,于是他被提拔为第20军骑兵连上尉连长,担负起保卫军部的使命。
与日军的两次交锋
抗战时期的杨汉烈有过一次十分危险的经历。在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位于影珠山的第20军侧翼遭到日军一部400余人的偷袭。当时第20军的野战部队大都被派了出去,只有杨汉烈的骑兵连(名为骑兵,实为步兵)可用。如果日军得手,那么20军的指挥系统将被全部打乱,进而全军都有覆灭的危险。在此紧急时刻,杨汉烈带着手下的140余名官兵英勇地朝着这股日军发起了反冲锋,第134师400团第1营和军直特务连也各派一部予以侧袭。
对于这次战斗,杨汉烈在回忆录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军以坟园矮墙为屏障,短兵相接,不分官兵,全临围墙之外,集中全连手榴弹、掷弹筒,连续投掷,扑灭敌重机枪火力。同时我轻机枪、冲锋枪发挥了旺盛之火力,从早到晚,战火激烈”。
经过两小时激战,已经身背数创的杨汉烈终于坚持到友邻部队的增援,并将这股日军全部歼灭。战后,杨汉烈被提拔为第27集团军少校参谋,旋又调升为特务营中校营长。此战十分凶险,如果再多打一会,杨汉烈可能就要进忠烈祠了。
杨汉烈第二次与日军交锋,是在1944年9月。当时日军发起一号作战,国军在河南、湖南两个战场连战皆北,日军则乘势攻入广西。当时杨汉烈正带着部队随集团军总部向广西推进,准备驰援广西战场的友军,不想在进至天河时与日军突然遭遇。
杨汉烈沉着冷静,他当即命令特务营就地隐蔽,命第1连散开进入防御阵地,从正面阻击;同时命机枪连迅速占领侧防高地,凭借火力掩护第2连向日军侧翼迂回攻击,迫使日军向后撤退。第1连见当面日军被重机枪压得抬不起头,也乘势交互推进,等到第2连迂回到日军后方时,两军一齐冲杀,予敌重创。
杨汉烈曾回忆道这次战斗“从早至午,战斗延续时久。因总部仅特务营一营兵力,顾虑敌主力赶到,于我不利。因此抓着这一有利时机,将总部各处、室及战斗人员逐步安全转移后。适20军大部已与敌发生战斗,至此我营士气大振,以强盛之火力,终于击退当面之敌。致使我总部全部安全脱离,保卫了指挥部的安全”。战后,杨汉烈因功升任第133师398团上校团长。
或许是杨汉烈的英勇事迹引起了父亲的担忧,杨森怕自己的继承人真会在战场上阵亡,于是便以接任贵州省政府主席为名将自己的宝贝儿子调到贵州省保安部队去当教导团上校团长。从正规军转到大后方的地方部队,杨汉烈很不情愿,但父命不可违,他只能带着无限的遗憾前往贵阳就职。半年后抗战胜利,杨汉烈无缘受降,只能在贵阳朝着东方空想盛况。
1947年5月,教导团扩编为重庆市保警总队,杨汉烈因此升任少将总队长。11月又改编为整编第79旅,杨汉烈从地方部队再次转入正规军,成为了少将旅长。
应该说杨汉烈是幸运的,由于父亲的保护性安排,他没有同解放军打过仗,在大后方安然地度过了三年。当杨森的看家部队第20军于1949年4月在江防战役中覆没时,杨森就准备把重建20军的重任交给杨汉烈,同时把军长的位子让给他。
考虑到接任军长的资深人选太多,比如现任第133师师长景嘉谟、前任第20军副军长夏炯等人。如果突然任命这个军校16期的毛头小子当军长,可能会引起负面影响。于是杨森决定自兼军长,任命景嘉谟为副军长代行军长职权,杨汉烈还是继续当第79师(整79旅改称)师长。杨森打算等景嘉谟把部队建成后,再任命儿子当军长,造成既成事实。
然而杨森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国军自江防战役失利后一泄千里,解放军很快就打到四川来了。杨森仓皇地乘座飞机逃往台湾,临走时正式把军长的位置交给了继承人——杨汉烈。命令一经发布,马上就遭到了已经把自己当成军长的景嘉谟的抵触。景嘉谟为20军尽心尽力,到头来什么都没得到,实在不甘心,于是他干脆串联起第134师师长萧传伦一起“自由活动”去了。
对于在北平读书时就接受过进步思想的杨汉烈来说,他曾经想过起义问题。但考虑到父亲的权威,以及家眷财产等问题,他放弃了。这回父亲既然走了,家眷已得到妥善安置,那干脆就放手开干吧。对于景、萧两个师的脱离,杨汉烈没有出面制止,走掉两个反对起义的人,对他来说只有好处,剩下的79师是嫡系,新扩编的第349师和独立师又都对自己言听计从。如此一来,起义成功的把握就更大了。
1949年12月26日,杨汉烈以第20军军长的身份率领所属三个师在四川金堂宣布起义。此后,他的部队被编入人民解放军第19师,杨汉烈出任第19师师长,并配合解放军说服了景嘉谟投诚,为四川局部解放做出贡献。
1955年3月转业后,杨汉烈历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甘肃省民革副主委、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同时他还是西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副会长。1987年7月10日,杨汉烈在兰州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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