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日本走向炮舰外交

        围绕如何同朝鲜打交道，日本方面是有分歧的。1873年副岛种臣从中国归国之后，和西乡隆盛以及板垣退助等人，更为积极地主张遣使朝鲜，迫使朝鲜与日本通交。但这个时候，适逢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等人从欧美考察归来，他们主张借鉴欧美，以内治为先，“整备国政，富赡民力”，暂时不能搞征韩的一套。最后，岩仓一派胜出，西乡和副岛等征韩势力一度消沉。

        日本当时的外交局面，其实十分困难：除了就台湾“生蕃”问题和中国艰难交涉之外，在北面还在就库页岛（日称“桦太岛”）和千岛群岛等地的领土问题和俄罗斯奋力周旋。但是，日本从来不是一个只做口头辩论功夫的国家，它很快在1874年5月以讨伐“生蕃”为由出兵台湾，迫使清政府赔偿了一大笔银子，第二年8月又以领土交换的方式和俄罗斯解决了领土争端，接着在9月以江华岛“云扬号”事件为由对朝鲜动武。

关联：从台湾到朝鲜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1874年的日本侵略台湾的事件，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牡丹社事件”。当时，日本利用李仙得的经验，以台湾“生蕃”地区“在中国政府管辖之外”为由，准备出兵台湾，但英美等国起来反对，因为大家都清楚，日本的目标是整个台湾，而不是几个“生蕃”。英国驻日公使巴夏礼（Harry Parkes）专门写信给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说：“我在中国几乎驻扎了20年，从来听到的都是整个台湾都是中国的。”在这种外交压力下，日本政府本来决定停止行动，但前方的西乡从道并不买账，依旧带兵去了台湾。与此同时，东京派遣公使柳原前光和全权办理大臣大久保利通，先后前往北京与总理衙门继续辩论台湾“生蕃”的地位问题。

        这一中日辩论，实在是值得说几句的。这次柳原和大久保的中国之行，没有欧美顾问跟随，所以在同总理衙门辩论的时候，几乎是在“同文之国”的语境中进行的，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反倒被总理衙门引经据典的照会逼的理屈词穷。总理衙门甚至直截了当地告诉日本来使，即便台湾的“生蕃”是野蛮之人，那也是中国的野蛮之人，他国不能惩罚。最终，在英国公使威妥玛的调停下，中日议结了三项条款作为收场。

        简单说来，第一条，中国不说日本此次“保民义举”不对；第二条，中国给日本10万的“抚恤银两”，出40万两购买日本在当地修的道路房屋；第三条，这次两国的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去注销，永远作罢。

        从前两条中，我们可以见到，清政府没有承认琉球是日本的领土，只说日本为了琉球被害之人出兵台湾是个“保民义举”而已，而且中国给日本的钱，也不是赔偿日方的军费。但是，第三条的内容很是奇怪，分明是在一笔勾销日本在此次辩论中所说的一些从国际法上不好解释且不利于日本的话，也是要让中国说过的有理有据的有利于中国的话归于无效。从此以后，日本与中国的外交谈判，回复到了欧美国际法层面的轨道上去，几乎再也没有在这种“同文”的语境中同中国进行了。在朝鲜问题上，尤其如此。

        这1874年的中日台湾交手，对日本来说，是外交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挫败，但却是实际中一个大大的甜头。对中国而言，是“同文”语境下外交的大胜利，但却是国际法下外交的大失败。简言之，日本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对中国，这是一个典型的“无外交而弱国”的例子。中日的外交对垒，由此慢慢铺开。

目标：“截断清韩关系”

        1875年9月20日，日本的军舰“云扬号”在朝鲜江华岛附近海面突入朝方水域，遭到朝鲜方面的炮击，日军迅速登陆攻占了炮台，并抢掠永宗镇，随后撤回了日本，准备更大规模的对朝军事行动。江华岛事件，如果说从头到尾都是日方的阴谋，是一点都不为过的。之后，日本国内征韩论卷土重来，以木户孝允、森山茂和广津弘信等人为代表的势力抬头，积极拟定征韩计划。

        这个时候，日本的外交环境已大大改善——台湾问题解决了，与俄罗斯的《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也签了，接下来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朝鲜了。

        对日本政府而言，此时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是中国。木户孝允建议，处理朝鲜问题，应首先厘清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属关系，待北京拒绝对朝鲜的行为负责之后，日本即可自由对朝鲜采取行动。这一逻辑，和当年李仙得与副岛对待台湾“生蕃”问题的政策如出一辙，关键在辨明清政府到底能否为朝鲜负责。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那个时代许多外交上的问题，机关都非常深，且互相关联。很快，日本政府派人前往北京与中国辩论中朝关系。

        11月初，日本外务少辅森有礼以特命全权公使的身份，赴华辩论朝鲜地位问题。这一年，森有礼虚岁才30岁，但这位少壮派人士却有着深邃的国际眼光。1865年，萨摩藩选拔优秀子弟10名赴海外留学，时年19岁的森有礼入选，在伦敦大学学习三年之后，转赴美国。1870年森有礼出任日本驻美国少办务使，后升任代理公使。1873年3月他自美归国，经停英国时曾拜会提炼出“适者生存”理论的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同年8月，森有礼在东京与福泽谕吉等人结成启蒙团体“明六社”，任会长，发行《明六杂志》，对日本当时的社会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875年9月江华岛事件爆发后，森有礼迅速会同外务省的国际法特别顾问美国人斯密，研究对朝政策，对该事件及其所涉及的国际法内容比较熟悉。而明治政府能够任命一位年仅30岁的外交官充任全权公使，也足见其魄力之大。在当日的中国，30岁这个年龄，恐怕很多读书人还在忙着考科举，否则没有功名，也就无从为国效力了。

        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等人给森有礼下达了对华交涉方针，其最重要的一点是“认朝鲜为一独立国”，并以中日两国共同利益做基础，力求促成日朝修交。事后，森有礼自己对使命做了总结，就是要“截断清韩关系”。为了配合森有礼的行动，外务卿寺岛宗则训令日本驻北京代理公使郑永宁，强调日后在涉及中朝关系方面要更为慎重，其中提到不确定朝鲜是否中国的藩属，而日本与朝鲜的交涉事件应视为与中国无关。万事俱备后，1875年11月24日，森有礼一行乘船从东京品川驶往中国。

行动：森有礼抵京

        1876年1月4日抵京之后，森有礼便马不停蹄地准备同清政府的外交谈判，同时积极与各国驻京公使交际，为日朝交涉谋求国际空间。抵京第二日，森有礼与郑永宁拜访了驻京公使团的首席外交官、英国公使威妥玛，希望威妥玛能够就日朝交涉问题，同中国政府进行一下斡旋。

        威妥玛为人张扬，自升任公使团的头头以来，每逢日使进京与总理衙门会晤，他一定积极参与，充作调解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威妥玛时时想着改变中国，他曾经对其美国同僚说，他当年是骑着毛驴进的北京，但决心坐着火车离开北京，可惜最终并没有实现。他也总想把中国外交拉到欧美这条路上来，所以动不动就跑去总理衙门，给那里的大臣们上上外交课，所以大臣们都不甚喜欢他。讵料1875年2月，云南发生了一起英国人被杀的“马嘉理案”（又称“滇案”），而马嘉理是威妥玛亲手选拔的一位年轻才俊，所以威妥玛非常生气，使尽浑身解数同总理衙门交涉，并以关闭英国驻京公使馆相威胁，出京南下上海。

        森有礼赴京之时，威妥玛刚回北京一个多月，目的是观察清政府对“马嘉理案”的处置情形，结果令他大失所望。至此，他已同总理衙门斗法十余月，双方关系极不愉快。日本人的到来，让威妥玛看到了机会，他迅速请求伦敦派遣舰队来华施压，迫使焦头烂额的清政府答应其就“马嘉理案”所提出的要求。自然，森有礼也看出英国正在和中国闹矛盾，而中国的难处正是日本的好处。

        拜访威妥玛之后，森有礼确认其他列强不会插手日朝交涉，并随即展开同总理衙门的交际，以扫除征韩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1月6日下午，森有礼偕随员造访总理衙门，进行礼节性拜会。恭亲王、董恂、崇厚、郭嵩焘、成林、夏家镐等六位大员出面欢迎，双方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茶话会，商定1月10日在总理衙门进行正式会晤。这次谈话由日方长期驻京的汉文造诣极深的郑永宁担任翻译。

        会谈中，森有礼送给恭亲王两份日本国书的副本，表示在谒见光绪帝之时再正式呈送正本，言外之意是要请求觐见中国皇帝。恭亲王以天子年幼、太后垂帘且已一律拒绝各国公使谒见等为由，拒绝了森有礼的请求，也一并婉拒了森氏提出来的以“私谒”代替“公谒”的请求。所以，森有礼的全权赴任的正式国书，未能面呈清帝，后来携回了日本。

        恭亲王并不是搪塞森有礼，因为这个时候，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已于1875年初驾崩，同治无嗣，所以年方4岁的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被过继给咸丰帝，继承大统，是为光绪皇帝。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和同治皇帝一样，都是继承的咸丰帝的衣钵，而慈禧皇太后也就可以继续以皇太后的身份掌握权力了，这也就是恭亲王提到的垂帘听政的缘由。森有礼抵京的1876年初，也算刚好赶上了又一波大清朝政治中枢的大变化。

        不成想，包括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在内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了这位光绪皇帝在位的34年间。光绪帝的生母是慈禧太后的妹妹，所以慈禧太后乃是光绪帝的姨母。光绪帝的一生，都生活在他这位姨母的阴影之下，一直到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两人在24小时内双双归天（光绪在前，慈禧在后。2008年，北京相关科研机构通过科学手段检测光绪皇帝的头发样品后，认为其死于砒霜中毒；但究竟是谁下的毒手，并无定论）。

        森有礼和总理衙门约好会晤的1876年1月10日，是大清光绪元年腊月十四日，年味已经很浓。但森公使似乎并不打算让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过个好年。就在同一时间，日本特命全权办理大臣陆军中将兼参议开拓长官黑田清隆以及特命副全权办理大臣议官井上馨，带领一干军舰前往朝鲜施压。

        可惜，总理衙门无从看清日本这种双管齐下的行动策略。从最基本的技术层面来看，中国在日本没有外交情报机构，就算李鸿章最早也是靠着欧美公使的转告才知道森有礼来华谈判的。中国首任驻日的外交官，要一直等到1877年12月才能行抵日本，而当时距离1873年副岛种臣来华刺探中外情形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距离1870年柳原前光赴华谈判缔约，已经过去了7年有余。更要命的是，森有礼和总理衙门很快都会发现，双方根本谈不到一起去。这一年的年关，对总理衙门的大臣们而言，实在有些不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