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中世纪地图：异形人和重口味怪兽居然很《山海经》

【编者按】

        疯狂的西方中世纪地图里，居然有着与《山海经》相似的奇诡形象，那些摇头晃脑的异形人或重口味怪兽，仿佛刚从《山海经》里走出来，本文搜集了珍贵的中世纪地图资料，展示了这些家伙的样貌。在十五世纪以前的欧洲地图中，地形学是想象与现实的折中，是对古典文献中各种天方夜谭的迷恋，也是百科全书式保存知识的雄心，更是对归类与秩序的绝对需要。不仅如此，还是一部基督教视野下的世界历史，记录着从创世之日到末日审判的一切关键事件。让我们跟着包慧怡进入这个神秘、光怪陆离的世界，一窥中世纪人巨大的脑洞。

        包慧怡，生于上海，现居爱尔兰，中古英语文学博士，研究中世纪神秘主义诗歌及8-14世纪手抄本。

        地图是什么？它要为我们指明方向，还是诱使我们在色彩和符号中迷路？

        现代地图自诩精确客观，是混沌世界可把握的缩影，是精微的测绘仪器对广袤无限的征服，它们确信自己是“有用的”。可是不精确的地图同样“有用”：我们坐地铁穿越地底，明知地铁路线图上缤纷的线条勾勒的是一个与地面上迥然不同的城市——分布在东西南北的四个站点被画在同一条笔直的直线上——却毫不担心地任由列车裹挟我们，进入城市错综复杂的更深处。

        与此相反，中世纪地图从来不以“有用”为起点。如果一个旅人手持一张“T—O”型地图，企图从伦敦出发去耶鲁撒冷超朝圣，那么他不会找到道路，却将找到一座又一座的迷宫。

        “世界地图”（mappa mundi）一词在中古拉丁文中意为“世界之布”，在这块承载一切的布料上，河流总是蔚蓝，海洋总是碧绿（确切地说是“土耳其绿”，turquoise）——红海例外，它自然是血红的——大地永远是一种闪烁着金辉的褐黄，那是缝制地图的牛皮的颜色。

        虽然年代悠久使矿物颜料剥落了光华，这些中世纪地图如今大多只呈现乏味的深棕色，我们应当记得它们曾是一块由色彩、事件、物种与概念织成的百衲被，一页继承了普林尼式古典博物志视角的百科图鉴。       

《赞美诗地图》，十三世纪英国

               

        所谓“T—O”型是中世纪盛期最常见的一种地图范式。

        圆形的O勾勒出地图的边界，T的三支分叉则标识着当时欧洲人眼中的三大中心水系：尼罗河、顿河与地中海，同时将世界分作三块：上方的半圆是亚洲，左下与右下的两个四分之一扇面分别是欧洲与非洲。我们如今早已熟悉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模式，而在中世纪地图上，位于顶端的却是东方，人们相信那里是伊甸园所在，文明开始的地方，同时也是人类堕落的起点——还有什么比画在地图最高点的知识之树和亚当夏娃，更能形象地表明下方的一切都是一场堕落的产物？自然，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那儿也是适合于迎接基督再临的方向。由于东方（拉丁文oriens）在中世纪地图中的特殊地位，也就不难理解英语中“定位”（orientation）一词的来源了。其实，如果把一张“T-O”型地图向右旋转90度，你就能看到一点现代地图定位方式的端倪。

简易中世纪“T-O”地图范式        埃布斯多夫地图局部，十三世纪德国，顶端为基督与伊甸园

               

        另一个重要的定位点，你大概已经猜到，位于地图的圆心：耶路撒冷。现代地图只在空间维度上展开，中世纪地图却同时包含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也就是说，它不仅关乎地理，更是一部基督教视野下的世界历史，记录着从创世之日到末日审判的一切关键事件。

        以现存最完整的“T—O”型地图，十三、十四世纪之交绘制于英国的赫尔福德地图（Hereford Mappa Mundi）为例。在这幅以单张牛犊皮制成的世界之布上，可以在伊甸园正下方看见巴别塔（被“归化”为一座带炮塔的十三世纪城堡），左下看到装满动物的挪亚方舟，右下看到红海被一条曲线巧妙地截断，仿佛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正紧随摩西的手杖渡海。

        地图的时间轴进一步延伸到更远的异教时代：牛皮的最低点，也就是正西方画着位于直布罗陀海峡的“赫拉克勒斯之柱”，根据希腊神话，力士赫拉克勒斯劈开了阿特拉斯山，使地中海与大西洋汇合，裂开的山岩形成了这根巨柱，上刻“越过此地什么也没有”，标识着已知世界的西方尽头。又：伊阿宋的金羊毛出现在黑海沿岸，一只乐呵呵舒开四肢，看起来好像被压扁的羊；亚历山大大帝的军营出现在波斯；米诺牛的迷宫出现在克里特岛，中心还有圆规作画留下的针痕。

赫尔福德“世界之布”。 赫尔福德“世界之布”上的米诺牛迷宫，和今天一样位于希腊

               

        在这类地图上，地理和历史均不纯粹，三分之一是现实，三分之一是观念，剩下的纯然是想象。然而它们一概被当作现实来呈现，一如以伊西多尔大主教所著《词源》为代表的中世纪百科全书——其中，某小镇人口统计结果与人类走路登月所需的天数被当作同样真实的数据。在典型中世纪思维中，神学现实就是最高现实，也是唯一重要的现实，地图绘制者需要做的就是以时间和空间为经纬，编织这块本质上是球形的“世界之布”（没错，和普遍的误解相反，中世纪人老早就清楚世界不是平的），并把异教徒和虔信者的图标排列分配，綉到它们应得的位置上。十二世纪神学家圣维科托的休说，“世界是一本书，以上帝的手指写就”，地图也一样，缝纫这块世界之布的恰是信仰的手势。

        最疯狂的要数分布在地图边缘的，仿佛刚从《山海经》里走出的摇头晃脑的异形人或重口味怪兽。它们的出处多在古希腊人对未知地域物种的幻想式记载，也有不少时间和地点上更近的文本依据，比如约成书于1000年的古英语志怪集《东方奇谭》。《东方奇谭》中对著名的狗头人（Cynocephali）是这么描述的：“他们长着马鬃、野猪的獠牙和狗头，呼出的气如狂暴的烈焰”，并且他们住在“埃及人土地的南半面……邻近充满尘世财富的城市”。

        类似的，对无头人“不莱梅”（Blemmeys）挥或曰“刑天”的描述则是：“不列颠以南还有另一个岛屿，上面的人生来没有头，他们的眼睛和嘴长在胸前。他们身高八尺，宽亦有八尺”，另一位中世纪作家把不莱梅写成了腹语者：“像律师一样，通过肚脐眼讲话！”

        此外还有仅有一只巨大脚掌的伞足人（Sciapods），他们走路时用一只脚跳得飞快，休息时就举起巨足为自己遮阳。地图编绘者往往将这些怪兽安插在无人去过的边地：印度、中国、南非、北极，再次以赫尔福德世界地图为例，离位于圆心的耶路撒冷越远，地图上的物种就越狂野，从大象、猞猁、犀牛、孔雀这类虽然少见于欧洲、却还不是闻所未闻的珍稀动物，一直到长得歪瓜裂枣的食人族和怪兽。

不莱梅，西方版“刑天”（《山海经》中的人物，与天帝争夺神位被天帝斩首，之后用两乳为目，用肚脐作口）

       

加强版“刑天”       

很黄很巨大的伞足人       大脚底下好乘凉                地图上的海怪，异形“乌贼”和“海象”

        

        实际上，这一传统继承了普林尼和奥罗修斯这类古典历史作家的百科全书视角，也从整个中世纪最受欢迎的世俗文类之一 ——彩绘动物寓言集（bestiary）——中汲取了营养，更与同一时期刚刚开始进入欧洲人视野的各种或真或假的异域纪行相互影响。

        马可•波罗的纪行只是最后一个文类里恰好风靡的一部，但同类作品，比如稍晚一点的英文作品《约翰•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其中提到的东方诸国的无头人、双性人、靠闻苹果香味才能存活的人、处女膜有毒因而会令初夜对象死去的少女……与“世界之布”上的异形们出于一种同源的想象力，秉承同一种历史地理的表现方法，也经常形成绝非巧合的图文互动。而地图异形们的另一个源头，动物寓言集传统，今天依然在博尔赫斯《想象的生物之书》这样的作品中幽魂不散。

        中世纪人相信，由于诺亚的三个儿子分别在亚洲、欧洲与非洲繁衍后代，地球上的其他大陆必然无人居住，或者是头朝下走路的“反足人”的老家，总之不值得记载。赫尔福德地图上确凿可知的城市历历可数：罗马、巴黎、西西里，当然还有它的绘制地点，位于左下角不列颠诸岛的赫尔福德郡。对于那些欧洲人对其地理人文一无所知的“蛮夷之地”，只能用它们的怪兽居民作为其logo. 这也许反映了一种殖民式优越，也许只暴露了对未知疆域的恐惧，更多地则向观者传递着末世论的威胁：如果上帝可以让一些人生出狗头、上嘴唇盖住整张脸、双耳垂地、五官生在腹背，那么他当然也可以使恶人在地狱遭受更恐怖的扭曲和永久的折磨。        

位于《赞美诗地图》边缘“人间失格”的异形们

        

        漫游在地图各角落的这些或走、或跳、或尖叫的地狱居民，不仅是《东方奇谭》这类“奇迹文学”（mirabilia）的视觉表现，更是神学寓意的彰显。没有无辜的麻风病人，没有无辜的怪胎和病患。如果一个人的身体器官发生了扭曲，那么要不就是污鬼住进了他的身体（如我们在圣经里经常看到的），要不就是他内心扭曲不洁的外在体现——这种今天看起来政治超级不正确的逻辑，深深潜伏在中世纪病理学的意识形态中。正如罗杰•培根在十三世纪所言，罪业“与自然秩序相反”，因此“一个被恶习改变了形态的人不能被看作人”。地图上这些“人间失格”的半人半兽们于是成了劝人行善的一种“死亡预警”（momento mori, 拉丁文原意“记住你终有一死”），在观看者猎奇的目光下散发着森森寒意。

        这就将我们带往“世界之布”的最边缘，也就是赫尔福德地图的圆周所在。那儿，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写着字母M-O-R-S——“死亡”。它们像四枚铆钉，牢牢将这个必朽的尘世铆在原地，提醒人们此世的局限以及转瞬即逝，一如作为地图载体，曾经色彩斑斓如今却只剩单调褐色的牛皮；唯一确凿的就是对来世的盼望。右下角画着大概是整张地图上最伤感的一幕：一位骑士已经策马走出了圆周，却在马背上转身，向此世投去最后的一瞥，一只举起在空中的手掌似乎在向曾经的一切羁绊挥别；左边，他的扈从牵着一条狗，向马上的人说：passe avant ——“去吧”，去往那个充满恩典，完美而不朽的世界，切莫流连。“死亡”的第三个字母“R”恰恰压在骑士的马鬃上，是巧妙藏匿在图像中的题眼。

        这无法不让我想到叶芝为自己选写定的墓志铭，出自《本•布尔本山下》一诗的短句：“向生死投下冷眼/ 骑士们，向前”——后半句连措辞（”Horsemen, pass by”）都与赫尔福德地图上的死亡预警如出一辙，不由得引人猜测，叶芝是否也曾访问赫尔福德大教堂，在这张迷人而又阴森的世界之布前驻足，并留意到阴暗角落里的这个细节？       

“去吧”，扈从向依依不舍的骑士说

        

        “地形学不会偏袒；北方和西方一样近。/ 比历史学家更精微的，是地图绘制者的色彩。”（《地图》）当伊丽莎白•毕肖普写下这样的诗句，生于二十世纪的她已进入中世纪地图的思维模式。在十五世纪以前的欧洲地图上，地形学是想象与实证的折中，是对古典文献中各种天方夜谭的迷恋，也是百科全书式保存知识的雄心，更是一种希望万物各就各位（如大教堂中的每一块石头和每一件圣物）、对归类与秩序的绝对需要。

        然而这一切如果不在神学的统筹下发生—— 一种基督教视野下的历史地理学——就什么都不是。缺少了信仰的目光，“世界之布”也将支离破碎。即使到了地图学发生翻天覆地革命的大航海时代，乃至文艺复兴早期，这份中世纪遗产依然在许多肖像或静物画中潜流暗涌。凝视下面这幅约作于十五世纪中期，出自荷兰肖像大师罗希尔•范德威登笔下的《圣路加为圣母画像》，尤其是顶部被水平和垂直屋梁分割的圆窗，你能发现什么秘密？        

罗希尔•范德威登 《圣路加为圣母画像》 及细节

       

        没错，被画家巧妙地藏在暗处，又上下颠倒了位置的，正是一幅典型的“T-O”型地图。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下方两根廊柱外风景的构图，会发现圣母和圣路加恰恰位于“地图”的定位点——亚洲或者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