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我是全民公投的皇帝，我为自己加冕

        1804年12月2日，礼拜日，波拿巴•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此事几乎可谓众所周知，但实际上，这并非拿破仑帝国的开始，早在共和十二年花月28日（即1804年5月18日），帝国就已经宣告成立。元老院确立帝国的决议案中明确写着：“共和国政府托付给一名皇帝，他领法兰西人的皇帝这一头衔。”2个礼拜后，法国就此决议案进行了全民公投，官方统计的投票结果是350万张赞成票，2500张反对票。

        全民公决，这种属于现代民主的手段，实际上赋予世袭帝制足够的正当性。这意味着拿破仑不仅得到元老院、保民院、立法团中的政治精英的支持，更得到了大部分法兰西民众的认可。他并非僭主，而是法兰西帝国的合法皇帝。

为什么需要一场加冕礼？

        然而，也许皇帝太过骄傲、太有野心，想建立法国历史上的新王朝，想名正言顺地跻身欧洲王族之列，也许他对于帝国的正当性仍怀有不安全感，尤其是俄国沙皇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还不太愿意承认这位“篡位者”。

        由此，拿破仑意识到：他与波旁王朝的国王不同，无法从家族血统和神圣性上证明统治的正当性。即便路易十四打了败仗、去世前夕声望一落千丈，但这都无法削弱他作为国王的正当性。其臣民仍然认为他是理所当然的国王。路易无需胜利、荣耀和帝国来维系统治——尽管他殚精竭虑地追求它们。拿破仑热切地希望从传统君主制中汲取正当性。于是他选择了君主制中最重要的仪式：加冕礼。

        在准备加冕礼时，皇帝及其支持者使用了一个重要的策略：选择性地运用传统和历史延续性。这种传统，并非旧制度下波旁王朝的传统；它更古老，也更新。古老的传统源于加洛林王朝、甚至古罗马；而新的传统，则源于法国大革命。

        作为“革命之子”的拿破仑，当然不能放弃大革命的馈赠。当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与传统的断裂时，拿破仑却把它变成了一种新的传统。他和他的支持者，自为帝国的建立谋划之时起，就努力阐明帝国与旧制度下君主制的区别，强调帝国的正当性还源于大革命，帝国是法兰西共和国另一种形式的延续。隆重的加冕礼，正是在帝国成为事实后，皇帝试图糅合各种源泉，向法兰西和全欧洲展示帝国正当性的一场盛大仪式。

拿破仑意识到，他无法从家族血统和神圣性上证明统治的正当性。

        尽管皇帝的加冕礼常常被认为遵循旧制，但实际上它与传统加冕礼区别颇大。拿破仑的加冕礼被分为“宗教”和“世俗”两部分。宗教的部分主要是傅油礼，传统法国国王加冕礼中许多具有天主教象征意义的仪式则被取消。保留傅油礼是因为法国国王的神圣性更多来自于此仪式而非加冕本身。

        传统加冕礼通常在兰斯大教堂举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由兰斯大主教为国王傅油祝圣。仪式使用的圣油瓶传说是当年克洛维受洗时，由一只鸽子从天上衔来。这便赋予了法国国王在欧洲众君主中的独特地位。拿破仑也希望从这一宗教仪式获得神圣性。

        这一目的的实现与教皇的出席密不可分：倘若教皇能亲自来巴黎祝圣，那么，在基督教世界，一切对拿破仑的质疑必将烟消云散。因为，这是连查理曼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都未曾享有过的荣光——他们都是前往罗马接受祝福的。在拿破仑眼中，教皇亲至，实比其余各国君主全数出席还重要。

        为了说服庇护七世，皇帝甚至翻开了两张底牌。他说：是他，在法国乃至整个帝国的范围内拯救了宗教。历史上有过很多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而拿破仑，却是独一无二的。最终，在一种复杂的情绪中，教皇接受了皇帝的请求。他只提出一个条件，拿破仑和约瑟芬需同意举行一场宗教婚礼。皇帝本想将加冕礼安排在雾月18日，但由于教皇无法按时抵达，最后推迟到霜月11日（即12月2日）。

        加冕的场所并非兰斯大教堂，而是选定在巴黎圣母院。这一决定有出于与天主教妥协、展现对首都的忠诚等方面的考量。但更重要原因在于：皇帝意识到，在加冕礼中，得避免让人联想到旧君主制和旧制度。他的方法是尽量抹去与波旁王朝有关的记忆。因此，在准备加冕礼时，拿破仑刻意选择了更加久远的传统，用加洛林符号来覆盖波旁王朝的传统。

        典礼之前，也有人提议：加冕礼应该遵循大革命的传统，在马尔斯校场举行。民众可以参加典礼，可以歌唱、欢呼。一切都应该像1790年的联盟节那样。拿破仑拒绝了提议，并粗暴地回复道：“在闯入马尔斯校场的两三万名卖鱼妇或者其他此类人中，我看不到巴黎人民，更不要说法国人民了。那些人，只是大城市中傲慢而腐化的平民。”在他看来，群众运动意味着混乱无序，帝国却是秩序的象征。最后，确有代表“民族”的人出席加冕礼，但他们不是巴黎民众，而是各省有产者、行政官员、军官以及贵族。

        根据记载，皇帝在扈从护卫下，乘坐由八匹白马牵引的马车，前往巴黎圣母院。皇后约瑟芬陪同。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及重要官员都在大教堂内迎候。典礼的装饰、将军的勋章都是查理曼风格的。拿破仑的穿戴，显示出他已经是权力的持有者了。他身着绛红皇袍，可按照波旁王朝传统，国王只有在接受祝圣后才能穿上它。他头戴金质罗马式的桂冠，手持权杖和正义之手，象征拥有皇帝的全权。这一切，让人联想到的是查理大帝而非波旁国王。

        拿破仑登上教堂最深处的宝座。之后，在圣职人员的引领下，他来到祭台，教皇为其行傅油礼。

        之后，仪式进入“世俗”的部分。首先是加冕。与传统不同，不是由教皇为皇帝戴上皇冠，而是皇帝为自己加冕，以示权力出于自身。接着是加冕誓言。皇帝发誓“维护共和国领土的完整，尊重并使人尊重教务专约和宗教仪式自由，权利平等，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国有财产的出售的不可撤销；只依法征税；维护荣誉军团；只为法兰西人民的利益、幸福和荣耀而统治。”

        这一誓言隐含着皇帝的重要意图：即世袭帝国与共和国并非相悖，而是相承。话语层面的相关解释早就完成。拿破仑借用了古代罗马的传统，对“共和国”进行了转义，把现代意义上的“共和国”（la République）变成了古典意义上的Res publica。在古罗马的修辞家眼中，Res publica并非指某种特定的政治体制，而是更多是指民众（民族）的事情或财产。而拿破仑说，他一直是为民族及其利益统治的，因此，帝国也是一种共和国。

        皇帝的支持者则重新解释大革命早期的历史，证明革命原则和世袭制并不矛盾，而且只有实行世袭帝制，才能保障大革命所获取的重要成就。至1817年，彻底失败的拿破仑囚居于圣赫勒拿岛。他常与随从交谈，回首往事，言谈间为自己之前的各种行为和政策辩护。直到那时，皇帝仍旧说：“帝国政府是一种类型的共和国（政府）。”从帝国建立之初到其消失，经过转义的修辞策略，“共和国”一直存在于帝国话语的中心，证明着帝国的正当性。

        宣誓后，总传令官高呼：“法兰西人的至荣至尊的皇帝加冕即位了！皇帝万岁！”教堂内众人高声应和。礼炮鸣响，教皇领唱“感恩赞美歌”。此后是连续的庆祝。

加冕礼带来了多少正当性？

        然而，很难说加冕礼真的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反而，一些虔诚的天主教徒无法接受这样的仪式，真正的共和主义者也不会对帝国有所改观。几天后，拿破仑出席一场庆祝活动，一名年轻学生冲出人群，高喊：“不自由，毋宁死。”他马上遭到逮捕、被拘留，然后被送往精神病院。

        如今看来，这场充满戏剧性的加冕礼更像是满足了皇帝孩子气的骄傲和心愿，因为他并不缺少正当性。皇帝的正当性实在比他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这从他身后的历史也能看出：拿破仑变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主义，进而成为法国现代右派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拿破仑三世、贝当到戴高乐，不少政治家都曾在其中寻找正当性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