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皮克迪〡之八：征收全球资本税是否可行？

        皮克迪最为大胆、也是最有争议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的资本税。他认为，这是遏制全球贫富分化的最有效政策。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对100万欧元以下的净资产不征税，对100-500万欧元的净资产征收1%的资本税，对500万以上的净资产征收2%的资本税。或者，也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对相对小额的资产，比如20万以下的净资产，可以象征性地征收0.1%的资本税，对于20-100万欧元之间的净资产可以征收0.5%的资本税。对极其巨额的资产，比如10亿欧元以上，可以征收5-10%的资本税。

        皮克迪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乌托邦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征收资本税，遇到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密切合作。这类似“囚徒悖论”：如果各国都征收资本税，那么各国政府都能够得到更多的收益：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税收增加；但如果其它国家不征收资本税，只有一个国家征收，那么资本会离开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税收减少。最后的结果是各国都不征收资本税，但这对它们来说其实是个次优选择。

        “乌托邦”概念也有其价值所在。学者的职责不是如何实施政策，而是提出自己的建议，供大家批评和参考。征收资本税，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多收三五斗”，而是通过征税改变规则，提高金融数据的透明度，防范金融危机、巩固民主社会。

        如果要征收资本税，各国政府必须掌握及时、准确的关于资本的数据。税收有助于改善统计质量。法国在大革命期间开始征收财产税，但税率非常低，与其说是征税，不如说是强制要求公民申报自己的财产。如果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收入数据，将无法客观、公正地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资方可以辩解，说自己并没有把钱装进口袋了，都分给工人了，工人们是不会相信的。工人同样可以申辩，说自己一分钱都没有拿到，钱全都被资本家拿走了，他们会要求把自己“应得”的部分要回来，甚至分掉资本家的家产。消除这种尖锐的社会矛盾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数据和事实本身说话。

        或许会有人说，这种法规必然会导致很多回避管制的新做法，比如，“地下银行”会盛行。这是肯定的，监管和回避监管，一直都是“猫鼠游戏”，问题在于，哪一方的优势更大。在盛行资本自由化、放松管制的过去，资本腾挪的空间一定更大，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加强金融监管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政府的决心越来越大、政策工具越来越多，相关的国际协调也在加强。

        也有人会认为，强制申报个人财产的做法会增加每个人的成本，变成繁文缛节，费时费力。这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是像过去那样，靠个人自己填报财产，一定会出现瞒报和漏报，如何给资本定价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完全有可能得到更为及时、准确的个人财产信息，而且为个人节省时间和精力。以所得税的实践来看，一般的做法是雇主就帮雇员把收入信息上报了。美国很多州在征收财产税的时候，会由政府给个人发去信息，声明纳税人拥有的房地产数量、当时的市场价值，应该缴纳的金额，个人只需核实这些信息是否有误就行。

        从最根本上来讲，反对个人申报财产信息的最主要担心就是，政府可能会使用这些数据，侵犯到个人的财产权利。不能不说，这种担心是值得关注的。政府总是比公民的个人权力更大，如何制约政府的行为，是一件极其重要但又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从逻辑上讲，政府掌握财产信息，并不意味着就要干预经济自由，更不意味着政府就有权利以各种方式剥夺个人的财产。从实践中看，一个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法治的成熟程度，是约束政府行为的最可靠保证。一个征税的政府，比一个不征税的政府更容易制约。征税的前提是政府必须承认财产的私人所有权。政府只有征税的权力，没有干预经济活动的权力，不会是一只“闲不住的手”。在前苏联那样的计划体制下，政府根本就不关心征税。连你的工资都可以冻结，哪里还需要征税？如果所有的私人财产都要充公，怎么还能谈得上申报个人财产？

        征收资本税还有助于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回顾历史，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央行对于金融体系基本上采取“自由放任”的模式，有的国家，比如美国，甚至长期没有央行。结果是，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经历了多次惨痛的教训之后，各国央行才开始意识到，央行除了发行货币，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防范金融危机。当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央行必须挺身而出，承担“最终贷款人”的角色。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之所以远远小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各国央行吸取了1929年股市崩盘时美联储无所作为的教训。当时美联储不仅不紧急贷款，反而提高利率。

        但是，应对金融危机，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可以迅捷地实施货币政策，但货币政策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即使央行及时发放紧急贷款，但它无法强迫企业用这些钱去投资、居民用这些钱去消费，由于担心潜在的风险，“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很多银行拿到央行的紧急贷款，转手就又存进了央行的账户。

        为了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必须做两项改革：第一，央行手中要有更及时、准确的金融信息，才能确保在平时更好地监督金融机构，再危机时刻更好地制定救助方案。第二，仅仅靠央行是不够的。央行必须和金融监管机构，比如银行、证券的监管机构通力合作，财政也应该是一个有力的支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比，实施的速度会更慢，一项财政政策的出台，需要经过议会的批准，需要向全社会公布，但其劣势也是其优势，财政政策不是靠专家治国，而是靠民主政治治国。经济学中的“丁伯根问题”指出，政府能够采用的政策工具必须比其面对的政策目标更多。为了应对未来的潜在风险，政府工具箱中的政策工具必须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