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花儿 ——太阳花运动的社会心理

        今年三四月间震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至今余波荡漾，两岸的服贸协议也就此延宕至今。

        3月30日凯达格兰大道的游行据主办者说聚集了大约50万人（警方说11万，所以双方统计数字出入很大），整个台北市的人口也才300万人左右。这场运动固然以学生为主体，但是也有众多公民团体、非政府组织和普通市民的持续参与。

        能够动员起如此广泛社会能量的运动——姑且不论其对台湾正负面的影响，可能不是单纯的服贸争议、马（英九）王（金平）政争，乃至制度危机所能完全解释的，而必然触及到台湾民众的深层社会心理和思维习惯。

        先从一个小事说起。去年在台湾的时候，与友人路过一家照顾宠物狗的店面，友人说要跟熟识的老板道个别，因为这家店要搬家。从店里出来，我问道，这家店看上去生意很好，为何要搬走？友人的回答出人意料：就是因为生意太好，所以店老板觉得无法充分照顾好每一只宠物狗，因此决定搬到一个较为偏僻的地方，少接点生意，才能为宠物提供更为细致的服务。

        这则小事教人印象深刻，对店主来说，爱护动物重于盆满钵盈。在今日的台湾，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台湾告别了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之后，民众的价值追求渐现多元化，经济发展于很多人已然不是头等大事。不少人只愿小确幸——“微小而确定的幸福”，不想发大财。

        年轻人也许不是惧怕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竞争，而是根本不愿意竞争。由此，服贸协定所允诺的经济利益的吸引力就打了折扣，更何况不少人相信，两岸经贸往来带来的好处仅为大企业大财团所攫取而没有惠及大众。因此，尽管马英九苦口婆心一遍遍讲述台湾推进两岸和区域经济整合的急迫性，却无法真正打动很多人的内心。

        支撑太阳花学运的另一个心理层面是，台湾民众对现有政治运作方式和效能以及对政党和政治人物品性和能力的怀疑、失望和愤怒。在被问及如何合理化占领“立法院”以及“行政院”的行为时，学运参与者都会指出“政府失能”这一动因。对他们来说，2014年3月17日国民党“立法委员”张庆忠三十秒钟的“强度关山”之举，就明白表明“立法院”应负的监督职能已然失效，行政部门独断专行既成事实，因此需要民众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

        长期以来，台湾“立法部门”的内耗空转以及“朝野”的死缠烂斗，使得民众的失望和不满蓄积已久。斯坦福大学学者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的研究表明，从2001到2010年间，台湾民众对“立法院”和政党的信任度一直低于20%，且呈下降趋势。此次占领期间，也有人认为，“立法院”瘫痪运作三个星期对台湾损失并不大，因为反正平时也是在浪费时间。

        就政党而言，在学运支持者眼中，国民党固然饱受指摘，而民进党也不被信赖。有台湾学者指出，尽管出身于街头运动，民进党却正逐渐丧失对台湾社会运动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此次学运爆发之后，民进党尽管见猎心喜，但却一直处于一个尴尬的边缘化地位，只能随学运的起伏进退而游走，无法站到舞台中央。最后说到马英九。这位曾经席卷千军如卷席的政治明星，如今动辄得咎，多做多错，不做也错，支持度更跌落到令人匪夷所思的两位数以下，尚不及陈水扁弊案缠身时期的支持度。批马甚至成了全民运动、政治正确，教人唏嘘不已。

        总之，呈现在学运支持者脑海中的是这样一幅图景：从“行政部门”到“立法部门”，从“执政党”到“反对党”，都“失职失能”，无法指望，因此民众必须起而自我拯救，并且因为体制内合法方式已经穷尽，纵使违法占领“立法院”也在所不惜。

        殊不知台湾民众对其“政府”和政策近乎苛刻的批判态度，也加剧了他们自己所痛批的“政府失能”。一位台湾友人曾抱怨说，自己反对某项政策，“政府”便追问有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如果连解决办法还要问老百姓，那要“政府”干什么？笔者反问，当“政府”要做A时，你表示反对，而“政府”问你要怎么做时，你又说那要你“政府”有什么用，如此则“政府”如何做才有可能是对的？简而言之，“政府”欲有所为时灰头土脸，无所为则骂声一片；坚持既定政策是“独裁”，妥协则恰好坐实了政策本身的“缺失”。台湾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似乎是：责任最大化，权力最小化。一位曾任要职的台湾学者也对笔者感叹，台湾眼下的最大问题是“自由过度，治理不足”。

        与太阳花学运相关的第三个心理层面则是绕不开的中国大陆因素。台湾的主流民意固然赞同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但是对于两岸进一步的经济乃至政治整合，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

        随着中国大陆的强势崛起、两岸相对实力的日渐失衡以及东亚地缘政治的深刻变动，台湾民众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焦虑感和无力感。这种焦虑感在上世纪70年代台湾退出联合国以及卡特政府与台湾当局断交前后曾席卷全台。当时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梅花》意即为了抚慰和振奋风雨飘摇、民心动荡中的台湾。1978年12月底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沃伦•克里斯托弗衔命去台北解释卡特政府的断交决定，被绝望和愤怒的台湾民众包围险些受伤。

        及至后来，台湾经济的高速发展、民众财富的增加,以及冷战后经济因素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上升，使得台湾当局和民众重拾信心。当时有个闽南语谚语叫作“台湾钱，淹脚目”（“脚目”即脚踝），可见当时台湾财力之胜。时至今日，台湾经济风光不再，很多年轻人自嘲为“鲁蛇”（loser）。甚至有人戏言道，“台湾钱淹脚目”，但是“大陆钱淹死人”。

        台湾社会普遍感受到大陆由经济而辐射到台湾社会和政治的存在感和影响力。往日的自信不复存在，这也使得台湾民众在与大陆交往时踌躇不前、畏首畏脚。如果说上世纪70年代的焦虑感是源于美国政策转向的突然性冲击的显性表达，那么现在这种焦虑感则是细涓长流、渐行渐强式的隐忧。这种隐忧在两岸服贸协议的签署过程中，由于马英九当局被认为不够透明化的操作而高涨。

        上述三层社会心理因素——多元化的价值追求取代发展至上论、台湾民众对其政治运作和政党政治的失望和诟病、对两岸相对实力变化和台湾优势丧失的隐忧，并不必然导致太阳花学运，但是却为这场学运提供了丰富的社会能量，也使得国民党在“立法院”的一个三十秒的策略性失误，演变成一场史无前例的占领运动。

        中国大陆在太阳花学运期间的低调应对可谓最佳之策，而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时提出的“四不”也清楚表明中国大陆对台的基本方针不会因这场学运而受到干扰。

        就政策层面而言，上述分析或许有以下三点启示：

        其一，支撑太阳花学运的社会基础广泛而分散，聚合了多重不同的心理因素和社会群体，因此其核心领导成员的某些主张未必随时代表大众诉求。近日来林飞帆、黄国昌等学运核心成员在北美地区呼吁美国政府抛弃“一个中国”政策，并与热比娅会面，笔者认为实为自我边缘化之举。

        其二，面对价值追求日渐多元化的台湾社会，大陆可能需要增强经济层面以外的吸引力。

        其三，大陆方面如能在台湾参与区域经济整合方面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或能多少缓解台湾的焦虑感，并能削弱反服贸者对于马英九当局所谓“过度倾中”的指控。至于如何解决台湾政治运作的沉病积疴以及平衡“政府”的权责关系，则是需要台湾“朝野”和民众共同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