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皮克迪〡之七：市场经济能否自发地纠正收入不平等？

        不妨把皮克迪的中心思想总结一下。收入不平等可分为来自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和来自劳动收入的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有可能会非常极端，比如皮克迪说到的美国的“超级经理人”，但相对而言，劳动收入不平等的程度逊于资本收入不平等。劳动收入不平等很难被世代继承，所以过了一代人就会逐渐消失。资本收入不平等却会日益累积。首先，资本的收益率在大多数时期都高于经济增长率。其次，大资本的收益率很可能高于小资本的收益率。最后，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对资本提供各种税收优惠，大资本交的税比中等资本还要低，这是一种实质上的累退税。长此以往，资本将不断地自我增值，尤其是大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可能最终引起社会冲突。

        为什么收入不平等会引起社会冲突？必须声明的是，不是所有的收入不平等都会引起社会冲突。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中，比如种姓制度，比如奴隶制度，人分三六九等，贱民自出生之时，就永无出人头地之日，那么，人们很可能会听天由命，接受贵贱之间判若云泥的现实。如果你相信安茵•兰德的哲学，相信人活在世上就是为了给自己赚钱，自私是一种美德，贫穷是自己作孽，那么，即使没有暴君镇压，你照样会在一个极端不平等的社会里生活得怡然自得。要想让人们接受极端的收入不平等，要么靠镇压，要么靠洗脑，很可能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19世纪是一个极端不平等的时代，但当时还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并不提供教育、卫生、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福利。没有钱的人就没有投票权。女性也没有投票权，更不用说黑人了。但是，一战之后，各国都陆续实行了普选制，尤其是抛弃了将财产多少和投票权挂钩的做法。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政治权利，但在财产拥有方面，富人和穷人却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巨大的反差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反思。

        谴责富人为富不仁是极其荒谬的。资本本身无善恶。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利息在古希腊语“tocos”中，同时也是孩子的意思，钱就是要生钱的。这就是我们时常听到的：“人挣钱很难，钱挣钱很容易。”不管资本的来源是什么，是从祖上继承下来的，还是自己创业挣来的，是做出了重大的科技创新得到的回报，还是贩卖毒品赚来的暴利，都无所谓，到最终，百川到海，万物归宗，只要资本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会不断地自我繁殖。金钱不眠，你只需要侧耳倾听，就能听到箱子里金币不停地掉落的声音。只要你允许市场经济，就不能阻止资本获得回报。只要你允许资本自由地得到回报，就不能避免收入不平等。

        所以，关键的问题在于，你是想要民主，还是想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如果你想要捍卫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那么19世纪可能会是前车之鉴。19世纪也是经济全球化，19世纪也有重大的科技进步：电报、电话、电灯、电影、轮船、汽车，等等，19世纪也有一段长期的和平，但19世纪却是一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爆发的时代。如果想要民主，就必须让民主学会控制资本主义。

        为了消灭收入不平等而放弃市场经济，已经被前苏联等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尝试证明是极其愚蠢的。市场经济是会带来收入不平等，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功能，它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它能够鼓励各种创新活动，它用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亿万人的生产和生活。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佳办法，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更好地管理市场经济。

        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是无法接受这一逻辑的。他们的思路是：不成功，则成仁。但现实政治需要的是中庸和妥协。这也是持中庸观点的学者易于被误读的原因之一。凯恩斯被视为政府干预的支持者、市场经济的反对者。但恰恰相反，凯恩斯是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出版之后，凯恩斯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表扬信，但他也提到，他和哈耶克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相信为了保住核心阵地，有必要放弃一些外围工事。就算是被称为市场经济最坚定支持者的哈耶克，其实也没有说过政府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写到：“毫无疑问，政府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他的这一主张，已经超越了19世纪政府“守夜人”的角色，他心目中的政府，更接近于20世纪的“社会国家”（social state）。

        皮克迪的观点和凯恩斯类似。他反对的只是那些最极端、最顽固，而且将日益僵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最高的10%阶层，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能够被大家接受的。但在收入最高的10%阶层中，收入最高的1%和其余的9%仍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收入最高的1%的财富大多来自资本收入，这和他们勤奋不勤奋、创新不创新，甚至工作不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财富不断地集中于1%，最后带来的是99%的人们都感到被剥夺。

        皮克迪谈到，解决收入不平等的最好办法是通过征税。他的具体建议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和资本税。姑且不提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贫富越来越分化，但不征税，另外的解决办法可能是国有化或保护主义。国有化对市场经济的伤害更大，保护主义会破坏经济全球化。征税并不干涉经济自主权，只是做收入的二次分配。

        税收本身也无善恶。政府征税之后，大部分收入用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护财产权利、保卫国家安全，另一部分收入用于提供各种公共福利，而公共福利对所有的公民是一视同仁的，只有失业救济、对贫困家庭的补助是针对穷人，但这部分支出在整个政府预算中微不足道，所以征税并非是“劫富济贫”。征税的另一个好处是民主决策。如何征税、谁来交税、该怎么交，交上来的税该怎么用，都是需要全民讨论的。事实上，争取民主政治的最好办法就是建设公共财政体制，以公开、透明的财政体制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规范和制约政府的行为，同时提供公众参与、影响决策的机会。

        社会是一条船。这条船漏水了，每个人都要遭殃。解决收入不平等，不仅仅是为了安抚穷人，更不是为了打击富人，而是为了创造一个乐观积极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有信心，在这个社会中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出人头地。这样一个稳定、自由的社会，对99%的人是有利的，对1%的人也是最安全的。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社会极端地不公平，只有你一个人鲜衣怒马、妻妾成群，而你的周围都是面有菜色、手拿镰刀斧头的饥民，你会不害怕？“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财富不能像过去那样傲慢了，要学会谦卑：敬畏天道，感激运气，尊重社会，关心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