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变法的非自然性与破坏、建设的不对称性

        演讲人：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

        主题：国耻激生的思想丕变——甲午战争120年再思

        时间：2014年8月18日

        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新闻出版局

        【编者按】

        “我这几年反过来想，中体西用是不是那么没道理？借法自强从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形而下的变化。变法自强引来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个20世纪的前期就成为用思想改造社会的时代。”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杨国强在“望道讲读会”分享了甲午前后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丕变，以及那场激变所留下的思想遗产。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杨国强教授演讲内容的摘录：

中国士大夫在甲午战后心态大变

        中国有一个自我形象，这是由两千年历史文化形成的。这个形象从1840年开始已经有点碎缝，但真正全部破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今天讲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个方面是重建我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举例来说，梁启超讲“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役割台湾，偿二百兆始。”陈三立说中国的士大夫老是在讲“天不变，道亦不变”，道又安在？另一个士大夫说：“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西法无从富强”。他的话和陈三立的话合起来看，已是甲午一战之后中国人认为自己的“道”没有了，西法成为一种“道”。

        还有谭嗣同，他是“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是一个为“变法”断头的人。然而，甲午之后他行走江湖，一方面在救世，另一方面他问上海的朋友，听说英国和俄国在中国捐贡生和监生，捐了以后可以受外国的保护，不受官吏的欺负，不知道有没有这回事，如果有的捐我肯定要捐。这是一个子虚乌有的消息，透露的却是中国形象在人心目中破碎的程度。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士大夫在甲午战争之后心态大变，对中国的自我评价大变。

        与这种自我形象的破碎成对比的是中国人所面对的时势大变。我们今天讲中国近代史，无分专业、业余，老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变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一大变局，但近代中国不仅仅是“变局”。“变局”怎么来的？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咸丰皇帝逃到热河，这时中国人开始反思。两千年来，中国同游牧民族交往时间很长，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经验，当中西刚刚开始以暴力相交往的时候，中国人是带着历史经验来看西方的，以为西方人也是历史经验当中的一部分。然而，西方人在两次鸦片战争里，用船和炮打败中国，中国人才知道西方人是历史经验之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两千年一大变局，三千年一大变局，五千年一大变局。“变局”之说就是这么来的。但甲午战争的时候已不只是“变局”，而且是“危局”，然后再过几年到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已成“残局”。所以，中国近代从“变局”开始，经历“危局”，后来已是“残局”。

        当时，危局“危”在哪里？第一，中国经营了30年的海防、塞防，这时已经防无可防。东南门户在台湾，而台湾却被割掉了。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日军占领威海没有退出去，北方门户也没有了。第二，当日中国的财政是非常困难的，两亿三千万两的赔款怎么来？借债，每年付本付息，最终只能取之于民间而致民怨沸腾。第三，允许西方国家在中国开厂，导致土货不抵洋货，小民之生计无从着落，又会致民怨沸腾。

        这个过程很可能使得外患变成内患。而且，中西交通30年，这时西方对中国是没有土地要求的，他们要的一个是通商，一个是传教。甲午战争之后，就不一样了，日本割了这么大一块土地。从这个时候开始，占领土地或者以租借之名占领土地，就成为与西方交往当中的重大变化。

        这些因素在甲午战争之前没有这么厉害，甲午战争之后全部显现出来，造成中国知识分子人心惶急，严复当时说“世变之亟”，张之洞讲“外患日亟”。而后，同“危局”相联系，开始有了一个词叫“救世”，后来变成“救亡”，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词叫“图存”。一个破碎的自我形象面对这么急迫的外患，很自然地成为梁启超讲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成为共识。

从借法自强到变法自强

        第一，“变法”由“借法”而来，19世纪60年代，西方人的大炮两次打败中国，中国人“师夷长技”，用西方人的方法来对付西方人。这个“法”是借来的，宗旨是为了守住中国的本有和固有：本有是中国历史当中产生的东西，固有是中国不能没有的根本东西。实际上，借法自强已经使得中国发生变化，但在中国人的心里还有体用、本末、道器的界限，要的是西方的长技，来辅助中国的政教。因此，借法自强内含着强烈的制夷意识。然而，由甲午战争所催生的“变法”自强，与“借法”一样的都是为了中国的自强，但不一样的是，“借法”是为了守护自己，取新为旧，而“变法”是除旧布新，归根结底是改变中国的本身，改变中国的自我，改变中国的本有和固有。

        由此带来另一个变化，30年洋务运动借法自强的矛头是朝外的，而变法自强的锋芒转向内了。所以，制夷意识转为除旧意识，由此中国开始内部争斗。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同时产生了维新变法、共和革命，康有为和孙中山同时产生，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是有先后的，先变法，后革命。所以，就渊源相同来讲，共和革命、维新变法之间不会没有统一性和共性。从19世纪末开始，“变法”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随着锋芒向内而来的是19世纪末期至整个20世纪前期，中国社会剧烈振荡，比任何一次振荡都厉害。这种振荡起于思想、政治，而远离经济，而且振荡的过程越变越烈。

        第二，变法生于“危局”，所以变法不是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自然产生的，而是在外来刺激下逼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甲午战争时期的变法本质上是由外入内的，不是社会内部自己要求的，是不自然的，从而是不正常的。这种不自然和不正常所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从这时开始的变法不能不是以西方的“法”来变中国的“法”。因此，随着变法而来的是西方的“法”前所未有的扩张——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绝对性。实际上，变法的努力在于把一个整体的西方搬到中国。

        这种以西方整体性对中国整体性的做法预设的是中国、西方在本质上没有差别，而且可以互相整体置换。因此，这种推理把中西之间的历史文化、中法和西法所产生的各自的历史原因、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不能重叠的特殊性全部抽掉了，“变法”成了没有真实性和细节性的东西。它实际所制造出的一个走势就是中国人视西法如神圣，以西人为帝天。所以，我这几年反过来想，中体西用是不是那么没道理？借法自强从船炮下手，引出一系列的形而下的变化。变法自强引来的主要是思想，是理想，然后整个20世纪的前期就成为用思想改造社会的时代。借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让中国人对西法充满一腔委屈，但变法自强所促成的是对西法无限的羡慕。

        由于变法起于战败，是被逼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变法”比“借法”更加急迫。当时，康有为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有过两段文字，同梁启超讲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同时产生的是大变、速变、全变。他说西方变法300年，日本学西方30年，中国学日本3年初成，10年大成。

        孙中山说“举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政治革命解决国体问题，社会革命解决贫富问题。这两个东西“毕其功于一役”，“毕”得了吗？这种臆想中的变法是一下子改变的，是很快改变的，由此派生的问题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化成一个根本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其间根本所在常在移动之中，有时候在政治，有时候在经济，有时候在伦理，有时候在文化。但如果非要找出一个根本问题一下子解决，有时候讲练兵是根本，有时候讲教育是根本，后来又讲立宪是根本，找来找去不断找根本，最后对应的是变法进入社会之后连连受挫。

民族思维方式的变化：只讲再创，不讲传承

        真正的急迫性是在甲午战败之后，深入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这种急迫的心理和中国历史文化其实不太一样。中国历史文化讲“中庸”，而外患的逼迫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实际是超越党派的。

        梁启超当年是舆论界极其有影响的人，他把自己比作是言论界的陈胜、吴广，又说在报刊上讲话不怕讲得过头，讲得越极端越好。为什么呢？你从这方面极端，他从那方面极端，最后调和下来就正好。但问题是，这常常是没法调和的。后来鲁迅讲，你要开个窗，非要掀屋顶，那就是矫枉过正，非常极端。而且还有一点，甲午战争之后，舆论界有那么多的报纸都在上海租界办，这是中国法律管不了的地方，所以大家可以信口开河，什么样的极端都可以讲。这就使得中国公共言论一开始就没有责任意识，到现在还是。这个就是当初留下的历史印记。

        与洋务运动30年形而下的物质相比，“变法”是以思想改造社会，实际上它的冲击力和破坏力比物质更厉害。科举制度不是在舆论之下一下就废除掉了吗？两千多年的皇帝制度也不是被舆论废除掉了吗？而且我们今天讲五四新文化运动，老实讲，其大部分内容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中已经出现了，如民权、白话文、科学、反孔。所以，今天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如果要再深入一点，就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史和后史，而现在的研究是把五四运动切开一段，没有前史，也没有后史。自19世纪末以来，讲除旧布新，“除旧”可以用彻底去除的方法来实现，但“布新”不行，“布新”需要普遍性和具体性的合一，需要追诉历史因果，需要依傍历史文化。所以，当这些都被抽掉之后，单靠西法的普遍性、抽象性、彻底性、绝对性，是没办法布新的，无从生根。

        举个例子，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欣赏西方代议制度，中西鸦片战争前后，魏源的《海国图志》已经提到代议制度，非常赞赏。甲午战争之前没有人反对，因为中国人的问题碰到西方人的政治现象。中国自秦汉以后是郡县制，秦汉之前是分封制，郡县制是朝廷派官轮流去的，做五六年就换人。到明代末期和清代初期，很多人都在说郡县制不好。为什么？君民相隔，而且一个官做五六年就走了，把这个地方当旅馆一样，不会做长远考虑，也不会深入民间，上下拥塞阻隔成为大问题。所以，后世很想念“三代”，夏、商、周三代君民不隔。于是，一看到西方的代议制度，就以为“三代”就是这个样子。因此，中国人带着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历史文化认识西方的代议制度，觉得很有亲切感。之后，康有为讲变法，讲君民共主，也要建立议院，帮助政府富强，这是一种错读，但又真实地发生于近代中国的思想史中。

        西方代议制度是为了限制政府，与中国人用“君民共主”助成政府的富强显然不同。中国人真正开始理解西方代议制度的作用在于限制政府权力这一点，是清末新政时期宪政编查馆翻译过来的东西使中国人知道，议会是为了限制政府。民国初年的国会热衷于对付政府，以至于政府常常一件事都办不成。之所以如此，是不知道民主政治、议会制度除了斗争、抗争之外，还要合作，要妥协，要忍让。中国人到今天为止仍不懂这一点，从五四开始就是“争”。民主这个东西说到底很简单，它的难处在于怎么实行，而最难的就是学会忍让，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所以，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喜欢代议制度，但建立不起来，原因就在于我们缺乏历史具体性。由于这样，在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近代化数十年、上百年的变迁中，我们最大的矛盾是“破”和“立”的矛盾，破坏和建设不对称，由此留下的思想惯性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

        比如说，现在常常喜欢讲推倒、重建、再创，不太喜欢讲继承、延续，什么东西都可以重写，重写文学史，重写什么史。这就使得我们对前人、对古人、对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文化缺乏尊重和敬意。什么都可以推倒重来，这也使得“保守”成了一个没有正面意义的东西（“保守”当然有正面意义）。所以，变法的这一面对拥有三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来说，实际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倾向和思维方式。

        变法的另一个结果是中国学日本。此前30年，西方是一个非常朦胧的整体，虽然后来一个个国家被分隔开，但要说从其中取一个国家做榜样，却是从日本开始的。五四运动以后，又学美国，学俄国。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日本反过来成为中国人的老师。戊戌变法学日本，但没弄明白就垮掉了。清末新政，特别是后来的“预备立宪”，绝对是以日本为榜样，连地名都用日本的名字。可以说，清末新政的最后十多年，几乎是中国的日本化。

        学日本的第二个影响，西方思想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日本翻译西方的原著比我们早，而当时的日文比现在好读得多，所以中国人大量接受日本译本。然而，译本是经日本人选择的，是快速翻译的，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通过日本接触西方思想，日本翻译文章大量进入中国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西学的肤浅化和粗陋化。与之俱来的是，大量的日本词汇进入中国，而后是我们用现代词汇解释古代文义，常常辞不达意。

        最后一个影响，民国初年军界和政界当权的人物大批都出自日本。中国这个民族本不尚武，把商人和军人限制在政治结构之外，不让他们来干涉，所以中国建立文官政府。但从这时起，中国开始尚武。还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都是由日本传过来的。奇怪的是，向中国提供了那么多“主义”的日本，自己本身却很少受这些“主义”的影响，全部供应给了中国。但与留学美国的人多亲美相比，留学日本的人相当大一批都反日。

        (本文经演讲人审订并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