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国企高管应有不做官的自由

        在委托代理的公司治理结构下，决定一名公司高管的薪酬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当这家公司是中央企业或国有企业时，如何决定公司高管的薪酬就更不容易。毕竟，对于前者，再难决定，公司董事会根据“市场行情”决定就可以了；而对于后者，除了公司董事会，组织部、国资委等部门更有决定权。

        国企高管薪酬，由市场定价，还是政府定价？两者差异巨大。举一个金融领域的例子。2009年、2010年，遭受国际金融危机重创的美国花旗集团，给其当时的首席执行官潘伟迪开的年薪是1美元。但到了2011年，花旗集团盈利110亿美元，潘伟迪的薪酬随之上升至1500万美元，三年年平均薪酬亦高达500万美元（约3000多万元），这还是在花旗集团不景气的时候。在花旗集团利润高达215亿美元的2006年，其给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开出的年薪高达2500万美元。作为对比，中国国有大银行中薪酬最高的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其2013年的总收入为200万元，但同期工商银行的利润高达2630亿元，比2006年时花旗集团的利润还要高一倍。

        如果说花旗集团是美国的公司，不具可比性，我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国内相对市场化的金融企业。中国平安集团2013年给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开的薪酬为1090万元，是姜建清的5倍，但中国平安的资产规模不到工商银行的五分之一，利润更是只有工商银行的14%左右。

        将公司高管薪酬仅与公司短期利润挂钩也不够严谨，但以上例子至少可以说明，如果让市场给中央企业高管定价，他们的薪酬水平只会比现在的更高，而不会更低（当然，市场只会选择它认为合格的人来做国企高管，如果已有的国企高管不合格，显然会被市场淘汰出局）。中央企业高管的薪酬之所以被认为过高，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与同级别官员的薪酬对比。

        可见，身兼官员与职业经理人双重身份的国企高管，其薪酬也只能介于官员薪酬与相对应的市场化公司高管薪酬之间。我们必须承认，国企高管中，有一部分能够胜任职业经理人这一角色，有一部分能够胜任官员这一角色，也有一部分能够同时胜任这两种角色。但无论如何，如果国企高管将自己视为一名官员，其对这种“不高不低”的工资水平可能是满足的；但如果国企高管将自己视为一名纯粹的职业经理人，那么这种工资水平显然会造成激励不足的问题。这会进一步令人担忧，一个激励不足的职业经理人领导的中国大型国企如何与国际上的同行竞争？

        因此，真正需要限薪的是那部分作为官员的国企高管，而对于那部分作为职业经理人的国企高管，实际上需要为其提供更加具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从企业经营效率的角度出发，还应该让作为官员的国企高管退出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目前透露出来的改革方案也看到了这种必要性，据《财经》杂志报道，未来“具体负责企业运营的管理人员则要以市场化定价原则招聘，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中管干部则主要以股东代表的身份负责对企业的看护”。

        这一改革要获得成功，必须让目前的国企高管有一个选择：做官，还是做职业经理人。选择做官，就要接受组织部的考核、接受限薪政策，选择做职业经理人，就要承受市场的考验并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在一个时期内，国企高管只能有一个身份，不能既做官员，又做企业职业经理人；但在两个不同的时期，则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身份。比如，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就曾做过高盛的首席执行官。

        总之，只有身份明确了，再谈薪酬高低才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