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讲抗战︱操东北话的日本“义勇军”跟随林彪过长江

        两年前，我在做“中日战争和解的民间运动”相关的研究调查过程中，结识了现年85岁的藤后博巳老先生。藤后先生近年多次作为日本和平团体“紫金草合唱团”名誉团长访华交流。我与藤后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2012年紫金草合唱团访华交流的时候。通过日语的简单交流，老先生得知了我是东北人，于是，开始用熟练的东北话与我攀谈。这实在让我惊讶。经过一番详谈，我了解到老人是当年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亲历者，而且还有着鲜为人知的传奇经历。

        接下来，文中直接引用部分来自于我对当事者本人的采访，其他部分来自于我对老人口述细节及相关史料的综合整理。直接引用部分中使用了日语中常用的“满洲”说法。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国家“伪满洲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批日本人来到了中国东北，也在之后的人生中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历史上的“满洲移民”

        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人移民现象早在1931年之前就出现了。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从沙俄手中夺取了包括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在内的一系列在华特权。当时的日本政界出现了以陆军大将儿玉克哉和之后的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为代表的“满洲移民”思潮。他们主张应该通过移民巩固日本在东北地区利益，以防止沙俄卷土重来。就这样，日本开始了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的一些初步尝试，其移民数量在“九一八事变”时达到了一千五百人左右。这一阶段在20世纪日本移民史上被称为“早期移民”。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移民得到了日本军队的武力保障。在这一背景下，日本政界开始筹划更加详尽的移民政策。1932年2月的关东军统治部的《日本移民法案要纲》中，在“政治”、“社会”、“经济”这三个部分之外，明确提到了“军事”目的。原文中提到“满蒙是军事用地，而且很快会成为我国国防第一线。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从我国内地（指日本本土）动员移民，使他们在满蒙全境定居。平时可以从事文化以及资源开发，一旦出现特殊情况，可以立刻拿起武器勇敢面对。这是我们国家所希望的……”（《満州の農業移民方策》、1932年2月）如果说日本的“早期移民”是以经济为目的进行的农业移民，那么这一阶段则在保证经济利益的同时将重心转向了政治与军事方面。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1936年，被称为“武装移民”。

        1936年，日本国内确立了法西斯政权。掌握实权的广田弘毅内阁在“七大国策”中提到了移民政策，这也预示着移民在日本侵略中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大量成年农民被征入军队或军工业，导致移民出现人员短缺。为了弥补这种短缺，日本政府开始动员青少年移民，历史上称为“满蒙青少年义勇军”。这一政策使得日本的移民政策得以在人员短缺的情况下持续到1945年抗战结束。截至到1945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从事农业生产的移民总数达到了27万人（注：截至1945年，中国东北地区日本移民总数为155万人。这既包括带有农业生产任务的移民，也包括了兼有武装性质的农业移民。）这一阶段在再后来被称作“国策移民”。

15岁日本“义勇军”来到中国

        85岁的藤后博巳老先生当年正是作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中的一员进入中国东北。关于自己为何会去中国，老人这样讲道：

        我去“满洲”的时候刚刚十五岁，放到现在也就是个初中生。所以后来人们经常会问我，当时你还是个孩子，为什么会去那么遥远的地方呢？

        在我的少年时代，日本社会中全方位地充斥着军国主义。我第一次听说“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以下简称“义勇军”）的消息还是在高等国民学校二年级（相当于现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当时的老师说“我们要和满洲的人们友好相处。他们建立国家需要我们日本青少年的帮助！”，甚至来到我们每个学生的家里劝我们参加“义勇军”。后来才知道，当时的老师们接到了“文部省”分配下来的指标，也就是说，一个学校必须要有一定数量的学生去参加。

        我当时天真地被宣传所说动了，觉得如果为了国家怎么样都行，就决定去满洲了。当然，当时的背景是我从小接受的是军国主义的教育。那时我是以为国家去“满洲”而骄傲的。另一方面，一直憧憬的“大陆生活”对我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就这样，我报名参加“义勇军”，并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后，来到了“满洲”。

        那么，在这位亲历者眼中，所谓的“义勇军”到底是什么样的组织呢？

        这个“义勇军”其实被称为关东军的“虎之子”。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政府把“伪满洲国”当作国防的第一线，一直在考虑如何才能强化“国境”的防卫。最后想出的方案就是“农业移民”。日本政府认为，无论什么时候，能作为后备兵力出动的武装青少年团体都是必要的。而这个“义勇军”就是“开拓”和“侵略”的青年帮手。最开始是作为关东军的预备队来设计并实施的。

        就这样，藤后老人作为关东军的后备力量，在日本国内接受了一年训练之后，于1943年来到了中国东北。

躲过了“西伯利亚抑留”，成为解放军

        来到中国东北一年半之后，藤后先生就在哈尔滨迎来了抗战的结束。当时，“义勇军训练生”被拘留在牡丹江的日军收容所。日军收容所中的人是要被苏联军队带去西伯利亚的。由于藤后老人当时尚未成年，才得以被释放，幸运地躲过了“西伯利亚抑留”。（译者注：数十万的日军成年战俘在战后被苏军带到西伯利亚，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从事高强度劳动。在伙食不能完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大量日本战俘死在了西伯利亚，史称“西伯利亚抑留”。）当时藤后病倒了，被担架抬回了哈尔滨的“原训练所”。老人常常感叹，如果当时被带去西伯利亚，可能抱病在身的他早已不在人世了。

        回到哈尔滨之后，属于开拓团的粮食已经没有了。如何熬过哈尔滨寒冷的冬天成为老人面对的又一个问题。很幸运的是，老人得到了善良的中国人的帮助，得以在一家中国饭店里工作。就这样，藤后老人平安地度过了那个冬天，并且在这个冬天里学会了中文。

        1946年春天，“八路军”（之后的解放军）取代前苏联军队进驻哈尔滨。谈到对于“八路军”的印象，老人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的“八路军”对我们日本人的态度和前苏联军队完全不同。“八路军”对我们态度很好，而且军纪相当严明。当时的我对于关东军之外的军队还一无所知，因此很惊讶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军队。这也是我后来参加八路军的一个潜在原因吧。

        1946年秋天，包括藤后在内的“义勇军训练生”集合在一起，在“居留日本人会”的安排下准备乘最后一班车回国。但由于国共内战的战况恶化，日本人的归国被暂时中止了。就这样，“训练生”们继续留在了哈尔滨。

        过了一段时间，解放军对这些“训练生”发出邀请，希望他们能作为“担架员”参军来配合中国的解放战争。当时解放军的说法是“你们绝不是俘虏。而是为了中国解放而留下的国际友人”。这些参加了解放军的日本人被称为“留用日本人”。据其他当事人反映，当时的“邀请”带有半强制成分。有一些日本人是“被迫留用”，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因为叹服于解放军严明的军纪，主动要求参军。当时，解放军中的成员以农民居多。比较缺乏医疗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分子。因此“留用日本人”中也包含了相当一部分护士与技术人员。据藤后老人回忆，当时共有八千到一万名的日本人留了下来，并参加了解放战争和之后的新中国建设。一直到回日本之前，“留用日本人”都受到了和中国士兵完全一样的待遇，并没有受到任何歧视。

过长城，渡长江，解放海南岛

        谈到自己作为解放军的经历，老人自豪地说：

        当时作为担架员被送上前线的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亲身体验枪林弹雨的作战现场。1946年冬天，在参加解放长春的战役时，我的脚被冻伤了，之后暂时被送到后方的医院治疗。出院之后，我和之前的军队失散了，就暂时在解放军编制的车队里工作。那时，解放军解放了整个东北，受美国支援的蒋介石部队开始实质反攻。于是我所在的部队被编入了“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部队会师之后，我们一路过长城，渡长江，横跨中国大陆，最后参加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这对日本人来说是很难得的体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我们还在作战途中。当时听到建国消息，我和中国士兵紧紧抱在一起，相拥而泣。那时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解放军是多么伟大的军队，也坚信我们会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与此同时，我想到解放军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军纪严明的军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种简洁明了的军纪，如实地反映了其作为“人民的军队”的特质。在解放军中的多年生活，使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国革命一刻都不离开人民的特质。

        在解放中国南方后不久，老人所在的部队就因朝鲜战争而移师东北。因为日本人不能参加朝鲜战争，老人就被安排在丹东的后方修汽车。1954年，老人离开部队，被安排到贵州贵阳的机械厂与一般的日本技术人员一起工作。就这样，老人接近8年的解放军生涯画上了句号。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断许久的“日本人归国”活动经由红十字会牵头以及中日双方的一系列交涉，于1955年重新启动。藤后在1955年2月从天津塘沽坐上了“兴安丸”号归国船，就这样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日本。

你能理解他对异乡的眷恋么？

        回顾自己在中国的多年经历，藤后老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像我们这样的，为了建立新中国而被留用的日本人，从抗战中日中对立的时代一直到抗战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中国人一起生活。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和中国人之间产生了超越国家对立的友情。我想就算把这说成为“日中友好”而播种也并不过分。这是我们广大留用日本人的心声。从另一种角度看，对于日本侵略的反省和谢罪，最终不也是为了“日中友好”吗？

        就这样，藤后老人带着“决不允许那悲惨的战争重现”的信念，在回国后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到今年已经快60年了。老人认为，无论是针对历史认识问题，还是针对“日中关系”可以与历史分开来看的观点，都很有必要把类似他所经历的战争体验传递给更多的人。因此，老人近年来也致力于让更多的日本年轻人知道战争的实际情况，并希望以此来唤起年轻一代对战争体验的关注。

        遇到藤后老人之后，笔者又在之后的几次调查中陆续遇到了几位有留用经历的日本老人。他们对中国的眷恋之情令笔者感到惊讶。例如担任日中友好协会东京都理事的三井老人，听说笔者是中国人后，一边在纸上画着地图和自己的移居路线，一边兴奋地向笔者讲述其在中国的经历。而另一位老人，在一次为中国洪水灾区捐款活动的庆功会中，饱含深情地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唱祖国》和《国际歌》。战争年代的体验，在这些老人身上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感叹这些80多岁的老人时至今日仍然活跃在日中友好活动的第一线的同时，笔者也期待这种在正视历史基础上致力“日中友好”的信念能在日中两国后继有人。

        

        （作者系大阪大学人间科学研究科人类学博士生，主要研究与战后中日和解有关的民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