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运动失败后，亚马逊工人期望怎样的改革？

编者按：虽然亚马逊仓储工人试图在阿拉巴马州贝瑟默市建立工会的尝试遭遇了失败，但是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而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疫情中，亚马逊没有保护工人的健康或优先考虑公共利益，反而通过种族歧视、报复性解雇等方式来“瓦解”工会和工人组织。面对亚马逊的“制裁”，来自各国的工人们能否在未来进一步团结不同部门、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实现对亚马逊的改革？这将成为员工们日后斗争的关键。本文作者Nantina Vgontzas是AI Now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本文原载于《波士顿书评》，文中略有删减。

2020年12月2日，美国纽约曼哈顿，亚马逊员工在当地社区的组织下进行了游行示威，大批员工抗议配送工作压力太大但薪酬却没跟上。

在阿拉巴马州贝瑟默市的事件（亚马逊仓储工人试图在该地建立工会）尘埃落定之前，亚马逊就开始大开杀戒。4月9日，在被广泛报道的工会运动失败之后的几个小时，亚马逊赞助的一个主要科技公司联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称这个结果是“进步性的成功故事”。这是亚马逊在整个运动中重复的一句话，甚至在它采取恶毒的策略打击工会时也不忘重复这句话。亚马逊全球消费者部门的首席执行官戴夫·克拉克（Dave Clark）甚至在推特上说：“我常说我们是雇主中的伯尼·桑德斯，但这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我们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进步的工作场所。”

多年来，亚马逊一直在塑造自己的进步形象，尤其是在时任参议员的桑德斯推出《停止贝佐斯法案（Stop BEZOS Act）》让大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和税收之后，亚马逊在2018年提高了最低工资。然而，这一次，亚马逊的努力公关“痛苦”的失败了，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讽刺，进一步加强了亚马逊虐待劳工的形象，甚至迫使亚马逊承认其员工在瓶子里小便，并患有肌肉骨骼疾病。亚马逊在“加倍努力”、“发布道歉”、“提出更多涉及算法微观管理”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之间摇摆，该公司似乎在处理合法性危机中迷失了方向。

对于我们这些在大流行期间与亚马逊工人一起建立组织的人来说，这场危机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它开始于病毒传播的初期，当时工人们对公司“保护他们和公众”的想法提出质疑，随着管理层开始惩罚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社区的组织者后，危机也随之加深。自大流行开始以来，近四十名亚马逊工人向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提出诉讼，称他们因在此期间组织活动而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惩罚。针对其中的几个案件已经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

随着此类案件接二连三地开庭审理，以及一连串对贝瑟默关于组织方法和法律改革辩论的事后分析，我们也有必要了解，工人们是如何在揭露了亚马逊的真相的同时，还将工会化的目标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愿景（即从根本上重塑亚马逊）之中。疫情期间的组织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功，位于当地的物流人员与世界各地城市企业总部的技术人员联合起来，建立了能够扰乱企业供应链的那种全球力量。亚马逊对这种跨种族、跨阶层的国际团结感到恐惧，正是因为它设想了一种激进的、替代企业权力的方案：（建立）一个由民主控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在一年的危机中形成这些联盟的故事，指明了通往更公正的未来的道路。

新冠病毒在过去一年间，在一百多个国家间传播，夺走了十万多条生命。在一片混乱中，亚马逊夺得了英雄的桂冠。随着亚马逊不受控制的规模和影响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这家电商巨头将其品牌核心价值：“便利”重新定位为一种人道主义叙事，即“（我们）日夜不停地工作，将必需品直接送到需要它们的人的家门口”。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几十年前设想的“万能商店”，现在已经变成了“必需品商店”。

在一个严格保密的行业中，公众不得不相信公司的话。高管们不会透露他们如何决定哪些“订单”是必要的，国家也不会强迫他们这样做。唯一有可能了解情况的人：工人，必须遵守保密协议，并被网络所有者为防止操作员之间的“知识转移”而设立的壁垒所分隔。技术人员负责管理服务器，物流工人负责运送订单，但除了管理层之外，没有人可以访问这些流程。

不过，有些事情是很难隐藏的。日复一日，亚马逊的物流员工被称为“地面上的英雄”，他们可以看到保龄球、舞会礼服、橡胶鸡和其他非必需品在他们的仓库里“穿梭”。亚马逊在宣传材料中吹嘘的，安全方面的“重大流程调整”，原来只是工作站之间脆弱的纸板隔板和地面上的胶带，目的是保持工人之间的距离。与此同时，贝佐斯在大流行开始时宣布的“预防性健康措施”不过是无薪病假和体温检查。发烧的工人被送回家，只拿一半的工资，被诊断出患病的工人得到的带薪隔离的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即使面临来自司法部长和参议员的压力，亚马逊也拒绝公布其物流网络中新冠病毒病例的统计，称这个数字“不是特别有用”。但工人们坚持努力获取这些信息。例如，印第安纳州的一名仓库工人贾娜·贾姆普（Jana Jumpp）组建的草根网络估计，截至5月1日，亚马逊当时在美国的400个仓库中，有三分之一的仓库出现了病例。10月，亚马逊终于公布了这一数字：在其首次报告病例后的6个月内，近2万名美国工人感染了该病毒。

亚马逊的劳动流程会让员工生病，这并不是什么新知识。几年前，我在德国的一个仓库工作，罢工的工人在亚马逊“让我们恶心”（macht uns kank）的口号下集会：“亚马逊让我们生病。”大流行只是加剧了这些矛盾。现在，在亚马逊工作不仅仅对员工的健康有害，更是成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而试图证明这一事实的努力也暴露了该公司失败的“叙事包装”。工人们没有被当作英雄来对待，他们的工作也显得不那么英勇：他们正在因为运送橡胶鸡而面临危险。

在规定了基本工作类别的同时，出现了自下而上改造工作的能力。2020年4月，工人们走出了密歇根州的一个仓库，高呼：“除非是必要的，否则就关闭仓库。”而在法国，工人们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停止了业务，直到必要的货物得到优先处理。通过阐述必要工作的政治，物流工人推进了由亚马逊自己的气候活动家技术工人率先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一个拥有全球公共云，以及美国国内零售市场一半的公司——可以且应该使其运营去碳化，并且在灾难发生时，缓解缺乏基本保护和物资供应的社区的危机情况。正如科技工作者团体“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AECJ）所说：“这场大流行病是一个蓝图，说明我们将如何处理日益严重的气候紧急情况；我们需要长期的变革，支持在不公平的经济体系中最被边缘化的群体，并利用亚马逊的基础设施提供紧急救援。”几个月前，他们组织改变了公司的气候政策，现在他们支持供应链另一端的同事，为“控制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共同的未来”而战。

通过扩大亚马逊可以保护和服务的人群的范围，亚马逊基础设施的工人们提出了一个强大的替代愿景：为满足社会需求而对生产和分配进行民主控制。但要建立这种“反叙事”，工人们首先必须证明，他们不会像往常一样接受工作。

当病毒在意大利出现时，意大利工业联盟和商会“工业联盟”（Confindustria）进行游说，要求重要企业保持营业。3月14日，意大利主要工会同意采取工作场所安全措施。但这些措施比缺少明确规定还要更糟；员工代表甚至不被允许去检查车间的情况。在意大利的亚马逊仓库，管理层取消了站立会议，并分散了餐厅的座位布局——这是一种极其温和的保持“社会距离的尝试”，但与之相抵消的是，它要求员工达到比假期高峰期间更高的生产配额，却没有提供足够的休息时间让员工上厕所和个人防护装备。

工人们在车间里反抗这些规定，在意大利托拉扎科斯泰（Torrazza）仓库的第一个亚马逊工人检测呈阳性后的三天内，他们的工会就发起了罢工。3月17日，两家意大利仓库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一天之后，三家法国仓库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在这两个国家，旷工率普遍上升到了30%至50%，工人们呼吁公司关闭仓库并支付工资。管理人员和职工会官员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把工人和公共健康作为真正的优先事项，是工人自己提出的。

2021年3月22日，意大利那不勒斯，全球最大在线零售商亚马逊公司的意大利员工举行24小时罢工，约3万多名仓库和转运站工作人员以及送货人员参与罢工。

意大利和法国工人开创的先例影响了美国的工人及其盟友的对话，这种变化从纽约皇后区开始发酵。这不是这一多元文化区第一次挑战亚马逊。2019年2月，迫于社区压力，该公司取消了在那里设立第二个总部的计划。第二年夏天，该公司在皇后区开设了DBK1快递站，将包裹送到该市客户的家门口。这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快递站：大约有200名工人，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很多人同时做着好几份工作。在艰苦、劳累的11月和12月，车站的工人们在休息室里分享阿根廷馅饼，在假日季节的高负荷工作中，工人们在车间里相互帮助。在高峰期过后不久，即2020年1月，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为他们作为纽约市亚马逊人联合会（AU）的第一份请愿书收集签名。在萨克拉门托和芝加哥发起的运动的基础上，员工们要求公司给予他们法定的病假和手册中承诺的带薪假期。他们几乎立刻就申请了病假，并在一个月之内获得了带薪休假。在这一过程，病毒开始出现了。

在官员们推迟关闭学校和停止非必要服务的同时，纽约人为成为美国早期的新冠疫情“震中”做好了准备。在当地活动人士的支持下，纽约市亚马逊人联合会在第一次请愿的基础上，创建了新的“新冠病毒保护”请愿书。他们反对所谓的实用主义者的杂音，效仿亚马逊欧洲员工的先例，要求暂时关闭病毒检测呈阳性的设施；无论员工的诊断结果如何，都能获准申请带薪病假；在学校关闭的情况下得到带薪护理假；发放危险薪酬；以及停止因未能达到生产率目标而被停职的报道。

3月9日，当我们的组织向世界各地的工人发出请愿时，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几百人签名。我们最终得到了5000个签名，其中2000个来自欧洲，感谢“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AECJ）”的支持，我们得到了公司总部近600个签名。包括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朱莉娅·萨拉查（Julia Salazar）在内的当选官员纷纷表示支持，其他活动人士也纷纷参加了一项全国性志愿活动，帮助组织较为松散的设施的工作人员采取行动。该活动随后被记录在报纸上、记录在这位老板（贝佐斯）的报纸上、在几位主要参议员写给亚马逊高管的一封信中被引用。我们发现直到最近还“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是完全合法的。

就在第一批签名发表一天后，皇后区的工人们就争取到了最理想化的要求：关闭亚马逊。3月18日下午早些时候，白班工人通知DBK1组委会，他们班的一名同事检测呈阳性。管理部门关闭了大楼进行清洁，但计划在夜班时重新开放。该委员会通过几个月前开发的电话树系统通知大多数夜班员工，建议同事不要去上班。在没有收到管理部门的任何通知，在还剩一个小时的情况下，委员会成员们去了仓库，警告那些他们还没有联系到的人。他们发现了一组共30人的工人，他们在没有被告知有接触风险的情况下，通过了安检台，进入了休息室。在委员会告诉他们情况后，他们就都出去了。几个经理跟着他们，随后他们发生了冲突。

“当人们知道有新冠病毒问题的时候，每个人还被期望在10：15进来！”一位委员喊道，“不管你们是在用带薪病假的法律权利还是新冠病毒的问题来欺骗我们……我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他们完全无视我们的生命。”在离换班开始只有20分钟的时候，经理们最终同意带薪取消换班。当他们重新开始上早班时，委员会重新回到了仓库，领导了另一次罢工。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DBK1仓库就成为了美国第一个被确诊有新冠病毒病例的亚马逊仓库，工人们争取到了仓库的临时关闭，实现了他们从废除监狱运动中采纳的口号：“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安全。”

这些早期的经历暴露并挑战了亚马逊不惜一切代价经营的企图。随着全国各地的工人在诊断几天甚至几周后，才发现他们仓库里有新冠病毒的病例，他们对这种模式的抵制也在增加。

例如，在芝加哥南区的DCH1配送站，经理们在晚上处理完大部分货物后，才告诉工人存在确诊病例的情况。这令人震惊，一个潜在的事实得到了证实：“他们认为我们的生命没有他们的重要。”在其他地方，当工人们要求统计新冠病例数量时，经理却表示统计工作由外地团队负责。后来，一份遭到泄露的备忘录显示，现场经理不仅可以访问仓库中的确诊病例数据，还可以获得具体到每个班次的数据，然后由公司将这些数据集中起来管理。数据被共享了，只是没有和工人共享。

在大流行爆发之前，亚马逊物流工人通过人力资源和其他正式渠道寻求申诉，但收效甚微。现场医疗单位经常拒绝为工人提供治疗，而管理人员在回答有关假期和个人休假政策的询问时，就好像工人是“傻瓜，不识字、不会阅读的”。被孤立和士气低落的工人们放弃了申诉，被迫接受了一些冰块和布洛芬，重新开始工作。但当疫情爆发时，新冠病毒的危险和来自管理层的欺骗是如此明目张胆，以至于无法被忽视。

在大多数仓库里，工人们采取了行动，以自发的形式进行罢工。在有组织委员会的地方，工人们在早期的胜利基础上，围绕着获得干净的水、员工在极端天气下、公司关闭仓库的情况下获得报酬，以及对祈祷休息时间（prayer breaks）与生产力配额限制提出了要求。2020年4月初，亚马逊工会的芝加哥委员会在DCH1组织了多次安全罢工，导致工人处理的订单量减少，并立即提供了个人防护设备。当月晚些时候，在明尼苏达州，在明尼阿波利斯东部非洲社区的社区组织伍德中心（wood Center）工作多年的工人们，在因安全罢工遭到报复后，举行了一场针对不公平的劳工行为的罢工。最终，他们争取到了其中一名成员的复职。

与此同时，欧洲正在进行的罢工也开始取得成果。2020年4月，意大利一家配送中心的工人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监督诸如个人防护装备等安全措施的执行。同月，法国法院支持了工会关于亚马逊应暂停非必要运输的主张。法院还迫使亚马逊停止做出影响工人健康和安全的单方面决定，有效地迫使该公司将工会纳入其对防疫的管理中。在德国，车间主任之间被要求加强协调，授予他们的工作委员会（工人通过该委员会与管理层谈判工作条件）获得确诊病例清单的权力。这样的决定表明：如果该公司能同意在德国披露病例，它也可以在其他地方这样做。德国工人的胜利使波兰基层工会（Inicjatywa Pracownicza）在其长期的斗争中更有底气，使亚马逊公司真诚地与其进行谈判：它接受了德国同行对风险津贴的要求，并深化了对发动“国际主义运动”的承诺，以消除该公司网络中的巨大工资差距，特别是德国和波兰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

通过跨越国界，工人们整合了他们的网络。2020年5月，一批来自波兰、德国、西班牙、法国和美国的车间组织者成立了亚马逊工人国际组织（AWI）。该组织用六种语言向贝佐斯发了一封公开信，申明了大西洋两岸对改善工作场所、提高关于检测感染率和非必要货物评估标准透明度的要求。作为对今后与意大利、巴西、印度、埃及和其他地方的亚马逊仓库工人的联系的肯定，亚马逊工人国际组织还创作了“来自大流行的明信片”，这是一幅五一节的连环画，用九种语言展示了来自不同地区的斗争。

但在亚马逊的精英阶层中，事态发展最具有戏剧性。该公司位于西雅图的总部度过了一个紧张的冬天。一些工人因为他们在“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的活动而受到解雇威胁，在过去的一年里，“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推动该公司承诺在2040年前实现净零碳排放。尽管受到恐吓，但科技工作者拒绝保持沉默，当疫情爆发时，他们响应了位于前线的后勤同事的团结呼吁。他们还将气候与新冠病毒危机联系起来：仓库工人不仅生活在受气候变化和新冠病毒影响最严重的社区；而且亚马逊还污染了这些社区的空气，增加了他们感染新冠的风险，加剧了这些社区的痛苦。正如“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在3月27日发给企业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所说的，“这两场危机威胁到每个人，但（这种威胁）是不平等的。”该邮件还邀请科技工作者签署了亚马逊工会的请愿书，要求从DBK1仓库开始建立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护。一周后，“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又发了一封电子邮件，邀请技术工人参加与仓库工人和内奥米·克莱恩（Naomi Klein）的虚拟座谈会。4月10日，讨论会原定举行的前一个星期五，“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的两名主要成员：艾米丽·坎宁安和马伦·科斯塔被解雇了，使得亚马逊在大流行期间的报复解雇总人数达到了10人。

技术人员和仓库工人因直言不讳地抗议而受到纪律处分，他们现在面临着关于“工作安全”和“工作中言论自由权利”的共同攻击，“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和“亚马逊工人国际组织”都要求公司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并同意他们行为的正当原因。正如“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所说，“亚马逊决不能让那些在生死攸关的问题上发言的工人沉默。运营亚马逊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的主要工人应该得到尊重，而不是受到惩罚，因为他们敢于发声，并相互关心。”该团体按计划举行了仓库工人的宣讲会，并组织了一次技术工人的病假活动，激发了亚马逊德国同事的声援活动，并得到了知名民选官员的支持。甚至在5月1日，该公司的副总裁和20名杰出的工程师之一的蒂姆·布雷（Tim Bray）辞职了。布雷通过对“亚马逊雇员气候正义”的长期支持，了解到了仓库工人的斗争，向高层领导提出了抱怨。在直面了下层工人长期以来面对的公司保密墙之后，布雷也选择了离开。

美国亚马逊公司仓储

在亚马逊工人挑战管理当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模式。该公司解雇了带头破坏运营的黑人物流工人，并解雇了总部的活动家，这些活动家利用他们通过气候组织建立的权力，在大流行期间支持物流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秩序的缩影，亚马逊将那些需求遭到了系统性否认的人隔离开来，并对他们实行政策管理。对于激进的黑人领导层，以及精英和非精英工人之间跨种族、跨阶层的团结，亚马逊表现出了敏感性。尽管该公司可以做更多的工作来支持其基本员工和他们的社区，但它拒绝这样做，因为保护工人可能会威胁到其本身存在着不平等的业务运行。

今年夏天，反对种族主义警察的抗议活动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展开，使得这一矛盾更加突出。随着要求削减警察局资金和废除警察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亚马逊的领导层鼓励公司员工取消6月19日周五下午的会议，以纪念奴隶制的终结。那个月，亚马逊总部的气氛一直非常不安。还没有完全从布雷的辞职中恢复过来的高管们，收到了一份来自技术工人的报告，其中详细描述了种族歧视的模式。虽然这封信重点针对了的是公司部门，但信件开头就引用了公司总法律顾问戴维·扎波尔斯基（David Zapolsky）对仓库工人克里斯·斯莫斯（Chris Smalls）的种族主义言论。斯莫斯在3月底因领导罢工抗议“斯塔顿岛JFK8物流中心的订单数量迅速上升”而被解雇。在斯莫斯被解雇后不久，有消息称高管们已经制定了战略，计划将斯莫斯变成“整个工会/组织运动的代言人”，然后对他加以诋毁。在这些谈话中，扎波尔斯基称斯莫斯“既不聪明，也不善于表达”，这向公众揭露了公司是如何看待和对待黑人员工的。

在仓库里，经理们分发着“六月号”T恤，提供炸鸡和华夫饼，并暂停生产，报以8分46秒的沉默（这是警察杀死乔治·弗洛伊德的时间）。对工人来说，这些姿态空洞得令人不快。“亚马逊用这种种族主义形式的‘庆祝’来嘲笑我们”，亚马逊芝加哥工会分会指出：“我们要的是带薪假期，不是什么该死的鸡。”工人们指出了另一个矛盾：进入夏天以后，亚马逊已经撤销了风险津贴和无薪病假，但该公司仍然认为工人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在抗议活动最激烈的时候让工人们在宵禁后上班，使得上夜班的黑人工人容易受到警察的骚扰。

当然，在工人们开始工作后，这种镇压并没有停止。几个月来，公司对“为自己的生命而战的黑人工人”做出了监督和戒备。乔纳森·贝利（Jonathan Bailey）是皇后区组织委员会最引人注目的领导人之一，他是一位黑人废奴主义者，在大流行爆发的第一个月里领导了几次罢工。有一天，他被拉到一边，接受了一名自称前FBI特工的经理的审问。该经理在全球安全运营中心工作，该中心负责亚马逊的新冠防控工作。后来，工人们发现，公司认为该仓库负责执行新冠安全措施的管理团队过于同情工人们的努力，于是聘请了这名特工。在明尼苏达州和斯塔滕岛，工人们组织起来，向管理层证明仓库的感染率已经超过了社区的感染率，但最终活动人士只是单方面地被解雇了。

在全国范围内反对种族主义政策和剥削的反抗中，工人们把车间内外对生命的漠视联系在一起，把奴隶制的侮辱与亚马逊的劳工行为联系起来。在湾区和皇后区，工人们举行了六月守夜活动，以“纪念那些在奴隶制剥削、亚马逊剥削以及受到亚马逊支持的警察暴力中丧生的人。”送货司机阿德里安·威廉姆斯（Adrienne Williams）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解放黑奴纪念日，我要说我们的政府从未结束过奴隶制。他们只是把鞭子交给了像马克·扎克伯格和杰夫·贝佐斯这样的行业巨头。”即使是在大流行之前，工人们就经常说亚马逊是一个种植园。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战斗的口号。

工人们在大流行病的最初几个月里，推翻了亚马逊的英雄叙事：该公司没有保护工人的健康或优先考虑公共利益。然而，在布雷辞职后，高管们继续争辩说，亚马逊不可能以其他任何不同的方式，来处理这场大流行病。

亚马逊机器人的副总裁布拉德·波特在“领英”网站上写道：“‘亚马逊’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公司都更为灵活地应对了这场危机。”波特列举了他的团队引入温度检测、热成像摄像机、员工测试，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来审查员工是否遵守来社会距离——当然，这使工人受到了更多的监视。

波特的文章得到了其他经理的赞扬，但也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马伦·科斯塔（Maren Costa）发表了一条评论。科斯塔是一名主要的用户体验设计师，于2002年加入亚马逊，他也是布雷被解雇后辞职的两名气候活动家之一。“看起来”，科斯塔回应说，“来自高层的命令是‘保持峰值产量，同时迅速但逐步地采取保护措施’，而不是‘在必要时降低产量……在我们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之前，让人们轻松地边呆在家里边拿报酬’”。

亚马逊本可以在不考虑诊断的情况下引入带薪病假，因为它知道太多检测几乎无法进行。它本可以在学校关闭时给父母们提供带薪看护休假。它本可以将暴露的场所关闭两周，进行消毒、改造，然后在减少工作时间和支付风险津贴的情况下重新开放场所。它本可以成立特别工作组，将胶带和纸板以外的防护设备纳入工人的劳动过程。它本可以为追踪病毒传播制定一套健全而透明的协议。如果它有储备商品的远见，（这样的做法）也可以开始支持它的工人。

当然，亚马逊想要“守住”自己的底线。但在亚马逊的利润增长了近200%的时期，这些措施所要求的重组破坏的不仅仅是亚马逊的即时回报。从长远来看，实施这些措施可能会削弱管理层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对于高管们来说，在疫情期间改写亚马逊的蓝图，可能会改写其未来。

在大流行期间，亚马逊“增加销售量”和“加快库存周转”的核心业务需求面临两个战略困境。第一个是技术问题：该公司需要在消耗其订单履行中心的库存的同时，预先防止来自国外的（货物）短缺，这样它就不会因为货物运输延迟而亏损。因此，它在2月份向其供应商发出了额外的非周期性订单来囤积货物，将自己打造成一家“必需品公司”，同时亚马逊也放松了对必需品的定义。这样一来，亚马逊可以继续运送电子产品和其他需求量大的物品，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周转库存，而且比卖药品和食品更有利可图。

第二个困境是政治问题。亚马逊的生产流程依赖于保持其劳动力的分散性和可替换性，但该公司还需要保留足够的工人，以应对受疫情影响而中断的、第一个月的运营。这正是亚马逊的政策或多或少取得的“成果”：近一半的劳动力“因故”没有从事生产，替代者被带进公司，但病毒传播的程度仍然遭到了掩盖。用健康的工人轮换生病的工人，掩盖了有多少人正在生病，而亚马逊则可以继续提供货物。

从大流行的早期冲击中，工人们开始发展亚马逊的另一种愿景。虽然他们还没有组织能力来实现这个“乌托邦式的‘反事实’”，但随着工人们在不断加剧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环境危机中继续建立组织，他们将感受到这个愿景的存在。重塑亚马逊的过程会是什么样子的？

更具体地说，通过让自己和公司变得更加“不可或缺”，亚马逊员工可以克服在公司内部建立权力的一个关键障碍——员工之间的结构性分歧。在历史上，资本家通过把劳动的概念与劳动的执行分开来控制劳动过程。工程师们被招募来分解任务，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完成每个任务，而管理层则垄断了这方面的知识，给工人分配零零散散的任务，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任务全部机械化。在亚马逊，劳动的概念和执行之间的分离尤为极端，它不仅发生在不同类别的工人之间，而且发生在其技术和物流网络的不同节点上，从仓库到卡车，到数据中心和公司总部。

在上个世纪的工厂里，工程师和半技术化的工人在掀起大规模罢工浪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来自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之外办公室的亚马逊工程师则在优化工人如何挑选和包装订单。正如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发现的，这个过程已经优化到了“没有一个仓库工人，甚至仓库，可以明显地扰乱订单的履行和交付”的程度。几个有战略意义的工人不再能像在制造业的黄金时代那样，关闭整个仓库或分销渠道。组织者将需要在仓库内建立多数员工的罢工，并与其他仓库和卡车的物流工人协调。更关键的是，他们将需要与总部的技术工人“并肩作战”。

因此，亚马逊网络内的组织限制，以及在整个网络内建立团结的需要，构成了一个机会，以实现信息获取、政治教育和战略协调，这对于改造公司而言是必要的。这种动态的早期版本出现在大流行期间，当时物流工人与他们的技术同事分享信息，技术同事随后让其他精英员工了解到物流端的现实条件。接下来，企业员工可以与他们的仓库同事分享有关网络流量的信息，然后他们可以与卡车司机协调。在整个过程中，不同类别的工人会强调激发他们社区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是气候变化，它将仓库所在社区（所经历）的痛苦与精英工人对后代的关注联系起来。正是通过这些在工作场所和社区的互动，工人们可以将获得工作控制权的斗争，置于更广泛的、重新构想基础护理设施的斗争中。

考虑到将亚马逊的业务和员工视为实际上必不可少的核心要求。在意大利，工人已经可以开始利用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形成；甚至在洛杉矶等地，已经产生了“利用健康和安全委员会”的法律可能性，工人们将其作为推动更高标准的组织工具，并让它成为编纂这些标准的杠杆。在德国，工人们可以通过共同决定的模式，开始在工程师和生产线工人的工作委员会之间进行协调，在这种模式下，工人们能够对公司的运营行使一些发言权。在其他地方，不论现有的体制机制如何，工人和他们的社区都需要建立这些联系。社区组织已经取得了胜利，例如，因为亚马逊在有色人种社区的仓库安置比例过高，公司需要为面临交通和空气污染的居民提供资金；技术工人已经提出了支持这些举措的股东决议。

通过左派政策议程普及“控制工作以促进公共利益”的理念，将进一步帮助构建一个由工人、社区和倡议者组成的联盟。在加强护理经济的决议中，众议员贾马尔·鲍曼（jamal Bowman）呼吁“建立对数据、算法和技术系统进行民主监督的机制，同时让工人和社区参与这些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以扩大和改善护理和社会基础设施服务。”在这样的旗帜下，工人和他们的社区可以在“去碳化供应链上”争取必要订单的履行和交付，争取技术和物流基础设施（而不是伤害工人、他们的社区和环境），并且促进他们的健康和安全。

最终，贝瑟默市的事件成为了这场政治行动和政治想象的大事件中的重要时刻，它粉碎了亚马逊仅剩的合法性，巩固了公众对工会的支持，并强调了劳工法改革的必要性。但更重要的是，这场运动的兴起造就了一个愿景：亚马逊可以成为怎么样的公司，谁又可以实现它？组织起来并控制关键工作有助于在大流行期间建立亚马逊技术和物流网络的团结，如果将其作为一个目标坚持下去，这种战略可以在未来再次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