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以色列的反导科技：防御和进攻同样重要

本文摘选自《独霸中东：以色列的军事强国密码》，作者：[以色列]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

一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精锐侦察部队的战士正在执行任务（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一场“铁穹婚礼”

本来只是以色列南部最大城市贝尔谢巴的一场普通婚礼，美丽的鲜花，动听的音乐，丰盛的酒食，新人邀请了大约300名客人。婚礼筹备人员一大早就在布置户外婚礼的现场。

下午4点，以色列空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了一辆行驶在加沙居民区街道的银色起亚轿车。攻击目标是神出鬼没的哈马斯军事指挥官艾哈迈德·贾巴里。当时是2012年11月14日，旨在终止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防务之柱”行动由此拉开帷幕。

贾巴里可能都没听到导弹飞向他汽车的声音。一架盘旋在(加沙)上空的以色列无人机已经跟踪他好几个小时，等待最合适的进攻时机。贾巴里的座驾行驶在街道上时，经过一辆坐满人的巴士，当他的车远离这辆巴士时，导弹被发射出去，成功命中其座驾，爆炸产生的碎片四处飞散，车内人员当场死亡。

暗杀完成后，负责民防工作的国防军后方司令部立即下达指示，要求所有在哈马斯火箭弹射程范围内的学校停课，100人以上的户外聚会活动全部取消。但这对新人决定按原计划举行婚礼。虽然，根据犹太传统，举办婚礼仪式的华盖（Chuppa）被设在户外，但婚礼现场旁边就是大厅，一旦听到防空警报，所有人都可以迅速跑到室内。所以，尽管收到加沙地带报复性火箭弹袭击的警告，但这对情侣还是决定如期举行婚礼。

夏伊·马鲁尔是这次婚礼的摄像师，下午2点时他同新郎新娘碰面，开始了当天的拍摄。工作了2小时后，他在广播中听到贾巴里被暗杀的新闻。他回忆说：“我当时就知道，很快会出现‘巴拉干’。”以色列人经常用“巴拉干”这个希伯来语词汇形容“极度混乱的局面”。他拨通妻子的电话，要她接完孩子后直接回家。他自己则打算把手头的工作做完。他解释说，他当时刚刚拍摄了一部分，总不能就这样走人。

晚上7点半，大多数客人都到场了。婚礼现场准备有丰盛的自助餐，装满酒水饮料的杯子被层层叠起。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但8点15分时，防空警报突然响起，客人们大多朝婚礼现场的大厅走去。为了保险起见，马鲁尔也决定和他们一块儿进去。当他将摄像机固定在三脚架上时，镜头不小心对到天空，这时他看到几道光芒像烟花一样升向天空，当又有几道光束升起时，他赶紧到大厅躲避。

后来马鲁尔将视频上传到Youtube网站，从视频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5个小光点朝天空中不同方向飞去，看上去就像是爆炸前的烟花。但实际上，这些快速移动的光点是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发射的拦截导弹，用于拦截几秒钟前从加沙地带发射的10多枚“喀秋莎”火箭弹。在视频中，这些光点接连爆炸，从加沙袭来的火箭弹被成功拦截。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负责人丹尼·戈尔德准将这时已经退休，在Youtube网站上看到这个视频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火箭弹被成功拦截的画面，而是现场的奇特氛围。警报响起后，虽然部分参加婚礼的客人赶紧跑到室内，但还有一些人留在户外，继续伴着美国摇滚乐队魔力红翻唱的《星期天早晨》尽情起舞。

这是一场“铁穹婚礼”。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防御和进攻同样重要

“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过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的许多特质：“虎刺怕”、坚韧不拔、随机应变和开拓创新。

加沙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最主要的武器是近程火箭弹，“铁穹”防御系统对这种武器有很高的拦截率。在2012年为期8天的“防御之柱”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85%射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在2014年夏天针对哈马斯的“护刃”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率高达90%。

如此之高的成功率，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没有任何国家拥有“铁穹”这样的系统。

以色列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开始发展导弹防御能力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邀请美国盟友参加“星球大战”计划， 该计划是指美国正在研发的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旨在防御来自苏联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部长的伊扎克·拉宾建议以色列也参与该计划。的确，以色列做不了太大贡献，但拉宾的想法很简单：以色列必须强化和美国的关系，在导弹防御系统上的合作说不定可以带来新的机会，况且这一合作近期并不需要任何财政投入。

为了表达以色列的诚意，拉宾命令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希伯来语缩写为“马法特”，等同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将一些想法落实为文字，当时机成熟时可以交给美国人。对以色列国防企业来说，这并非难事。如果能做出一些有前景的项目，美国人很可能会投入很多资金进行资助，哪怕对美国人来说是很小的投资，在以色列人看来也是一笔巨款。

但以色列国防军中很多人对拉宾的决定持怀疑态度。一个由情报专家组成的小组刚刚对以色列面临的导弹威胁进行了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一威胁很小，不值得在导弹防御上投入巨资。叙利亚的确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但并没有超出常规威胁的范围；叙利亚的化学武器库也确实构成严重威胁，但以色列可以通过向公众发放防毒面具将这一威胁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美国的这个计划明显针对苏联，许多以色列人担心加入该计划会加剧同苏联的对立。莫斯科是以色列敌对国的主要武器提供者。一旦以色列加入“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就有借口对以色列采取更苛刻的立场，向阿拉伯国家提供更多先进武器，并减少苏联到以色列的犹太移民数量。

但拉宾让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继续推进这项工作。发展局任命乌兹·鲁宾来负责这个项目。这名年轻的航天工程师很有才华，已经在许多机密国防项目中证明了自己，在世人眼中他是一位非常务实的管理者。

鲁宾马上行动起来。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以色列国防企业就拿出了三个很有吸引力的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一名“特比昂”项目毕业生提出的能以超高射速发射60毫米炮弹的化学加农炮。另一个方案提出研发导弹防御测试台，也就是能够在电脑上模拟导弹防御系统的实验室。

最后一个方案最为宏伟，称为“箭”式反导系统。该计划试图研发一种能在大气层外击落来袭弹道导弹的拦截弹，简言之是一种能够击落导弹的导弹。

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的想法。提出该方案的多夫·拉维夫认为，这项技术对以色列国防至关重要。他说，由于以色列领土狭小，缺少战略纵深，部署在中东地区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以色列的任意地点，因此以色列需要一个用于高空拦截导弹的防御系统，能够在邻国领空击落敌方来袭导弹，为以色列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时机成熟后，鲁宾带领一个以色列国防代表团来到华盛顿宣传这三个方案。“箭”式反导系统的方案让美国人感到非常惊讶，更让他们难以置信的是拉维夫声称该武器系统的研发费用只需1.58亿美元，而根据美国人自己的估算至少需要5亿美元，而且很可能需要追加投资。出乎意料的是，美国决定资助以色列带来的所有方案。

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并没有因为华盛顿对这些方案表现出热情而感到高兴。总参谋长埃胡德·巴拉克甚至给国防部部长写了一封信，反对投资“箭”式反导系统。他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国防军需要的是坦克、战斗机和海军攻击舰。正如空军司令当时在总参谋部会议发言中所说的：依靠导弹防御系统无法赢得战争，只有进攻才能取胜。

在另一次会议上，巴拉克提出，将预算用到导弹防御计划上会降低国家赢得未来战争的可能。他敦促国防部部长拉宾把所有可用的钱用于购买进攻性武器系统，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迅速结束战斗。

巴拉克还说，如果拉宾坚持要拥有导弹防御系统，完全可以购买美国正在研发的“萨德”反导系统（THAAD，末段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其价格远远低于“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费用。

在这个问题上，鲁宾和大卫·伊夫里形成统一战线。伊夫里之前担任空军司令时指挥了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的行动，此时他任国防部总司长。在同国防军官员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箭”式反导系统的反对者们引用了大卫·本古里安的名言：以色列要想生存下来，必须把战争推到敌方领土。他们声称，投资在本国领土使用的防御系统违背了国家这一战略原则。

针对这一论调，伊夫里说：“本古里安说得没错。但你们忘了，在建国之前，为了保卫犹太社团，他也非常重视防御。他知道，防御和进攻同样重要。”

项目计划命运坎坷，1990年险些被永久终止

1987年底，以色列得到新的情报，叙利亚正在研发能够安装在“飞毛腿”导弹上的生化弹头，而且该国拥有大量“飞毛腿”导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以色列一直知道叙利亚拥有大量生化武器，但在此之前，叙利亚只能使用飞机在以色列上空投掷生化炸弹，以色列空军有充分的把握将叙利亚飞机拦截。但现在，叙利亚可以向以色列境内直接发射载有生化弹头的弹道导弹。

几乎在获得这份情报的同时，在两伊战争的战场上，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打到了德黑兰，导致大量民众从城市撤离。以色列亲眼看到弹道导弹对民众心理产生毁灭性影响。

以色列国防军并没有因为这种形势而采取相应行动。但伊夫里不愿再等下去，1988年3月，他写了一封密信发给国防部部长、总参谋长、军事情报局局长和空军司令。

伊夫里在信中警告：“地对地导弹是以色列面临的最严峻的战略威胁，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他直接批评了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高级军官们，指责他们对这一威胁视而不见，严重低估了其影响范围。“他们的言论根本不能表明现实的严峻性。”

这封信和其中严厉的批评在国防军引起轩然大波。空军和军事情报局的负责人立刻向拉宾抱怨。几天后，伊夫里写了另一封信，声称如果上封信言辞过于尖锐，他愿意道歉。但他坚持认为以色列应该把钱投到“箭”式反导系统上。

虽然国防军提出反对，但拉宾最终站在了伊夫里和鲁宾一边，批准了一个用于研发“箭”式反导系统的多年预算计划，但金额很小。拉宾在另一次会议上说：“这个计划的预算就这么多了，不会再有其他投资。”

这项计划的命运非常坎坷，1990年险些被永久终止。然而，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萨达姆·侯赛因向以色列发射了39枚“飞毛腿”导弹，整个国家几乎陷入瘫痪，数百万以色列人不得不戴着防毒面具躲进封闭的房间，整个以色列都陷入恐慌。战争结束后，“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而且政府决定增加研发预算。美国也增加了对该项目的财政资助，但拉维夫之前的估算有误，这个项目的支出比他预想的还要少。

以色列又经过了几年才完成“箭”式反导系统的研发，2000年，以色列空军终于建立起第一个可投入实战的“箭”式导弹连，以色列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此时，巴拉克的观点也发生了转变。1999年当选总理后，他造访了制造“箭”式反导系统的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的工厂。他向“箭”式反导系统计划负责人乌兹·鲁宾承认道：“你当时的判断是对的……我从没想到我们能打败美国人，早于他们部署全国导弹防御系统。”

以色列第一次拥有防御伊拉克和叙利亚导弹的能力。但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以色列当时还不知道，新的火箭弹威胁即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袭来。

2016年在以色列举行的美国—以色列联合导弹防御演习期间展示的“箭”式反导系统拦截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遭受新威胁，而对此这个国家竟无能为力

在以色列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市长艾利·穆瓦亚尔当时正坐在自家门廊前。逾越节两天前刚结束，穆瓦亚尔这会儿正在享受着这座沙漠小城宜人的暖风。突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他家的窗户被震得砰砰直响。没过多久，爆炸声再次响起。他本来没多想，直到他看到城市远处升起浓烟。他从椅子上唰地站了起来，朝浓烟的方向赶去。到达现场后，他看到地上被炸出一个洞，洞里还插着一根像金属管一样的东西。

一位赶到现场的国防军高级军官对市长说：“先别对任何人说，初步判断，两枚从加沙发射的火箭弹落在了斯德洛特。”

当时是2001年4月。穆瓦亚尔简直不敢相信这名军官的话，他问道：“什么？他们能打到斯德洛特？”

哈马斯称这种武器为“卡桑”火箭弹，这个名字来自该组织下属武装部队卡桑烈士旅，这支部队臭名昭著，对以色列人实施过无数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和枪击。最初，这种火箭弹的射程有限，勉强能达到1英里的距离，但2005年哈马斯已成功将“卡桑”火箭弹的射程提高到10英里，2006年射程达到13英里，2008年达到26英里。2012年，哈马斯已获得能够攻击40英里外特拉维夫的伊朗火箭弹。3截至2014年，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发射了1.2万枚火箭弹，其中超过1000枚落在斯德洛特，这座小城在以色列建国后曾是土耳其和伊朗犹太人的避难所，现在这里深受火箭弹袭击之苦，常常因为袭击而陷入瘫痪。

这个变化在人们意料之外，但其实也有一定的必然性。20世纪90年代，哈马斯的标志性手段是在以色列全境实施自杀式爆炸袭击，有时也会进行驾车袭击。一开始人们认为火箭弹制造不在哈马斯能力范围内。事后看来，哈马斯使用火箭弹是有原因的。几十年前，意识到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空军和步兵，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在袭击方式上进行了类似的改变。火箭弹能够避开以色列空军和步兵的优势，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恰恰是哈马斯最主要的学习对象。

2000年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以色列加强了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区域的管控，并严控加沙地带海上通道和陆地口岸，这里的巴勒斯坦人基本被封锁在这个狭窄区域。如果哈马斯想攻击以色列，就必须找到新的办法，火箭弹是最佳选择。

以色列海军在一艘开往加沙地带的船上发现据称来自伊朗的火箭弹，并将其没收（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以2001年袭击以色列的火箭弹为例，其最大的优势在于生产火箭弹所需的原材料极易获得。这些火箭弹重量小，便于运输，也不需要复杂的发射系统。简单的金属支架就可以当作发射器，有时路灯杆都可以改装成火箭弹。更为重要的是，在发动袭击时，哈马斯武装分子不需要经过以色列检查站，也不需要躲避国防军巡逻队，火箭弹可以从这些障碍的上空飞过去。

2005年以前，哈马斯的火箭弹主要有两个来源。近程“卡桑”和“喀秋莎”火箭弹在加沙地带就地设计与生产。射程更远的火箭弹则通过地道走私到加沙。该组织在同埃及交界的一段只有9英里长、被称为“费城走廊”的地区修建和维护着一个复杂的地道网络。有时，由于火箭弹体积太大，无法进入地道，他们就将其拆分后走私到加沙，然后再由哈马斯工程师进行组装。

穆瓦亚尔那天看到的并非以色列第一次遭火箭弹袭击的事件。之前，真主党就从其位于黎巴嫩的基地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过火箭弹。但那两枚“卡桑”火箭弹传达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息：以色列将在更大范围内遭受火箭弹的威胁，而对此这个国家竟无能为力。

以色列经过一段时间才充分感受到这一新威胁有多么可怕。2001年，以色列在加沙地带还建有定居点，这些定居点虽然经常遭到袭击，但大多是迫击炮弹袭击，偶尔有个别哈马斯持枪者渗透到定居点，从来没有遭到火箭弹袭击。火箭弹袭击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001年只有4枚火箭弹打到以色列，这一数字在2002年上升到34，在2003年上升到155，增长趋势非常明显。

面对这一趋势，以色列自以为已经找到解决方案。1996年，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关于联合研发“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协议。这项研究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黎巴嫩的“喀秋莎”火箭弹，但以色列政府认为该武器系统也可应用在其他地方。没想到的是，激光武器的研发时间远远超出预期，甚至无法确定最终能否用于实战。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2004年，丹尼·戈尔德准将被任命为国防部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局长，这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戈尔德进入空军时是一名无线电工程师，但他对武器研发有着敏锐的嗅觉。20世纪90年代，已是上校的他负责空军的武器研发，在这期间他利用休假时间参加了特拉维夫大学两个博士课程计划，一个是企业管理，另一个是电气工程，不到两年时间他就学完了所有课程。

来到新岗位后，他立即投入工作中。戈尔德决定将消除来自加沙日益加剧的火箭弹威胁列为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的工作重点。他这样决定完全出于直觉。的确，这一威胁刚出现不久，但戈尔德认为它很可能成为全国性的战略挑战。

一开始，戈尔德按规章制度办事，通过标准政府流程提交了用于技术调研的预算申请。但不管在哪个部门，他都听到同样的回答：“别想了，没钱。”当他继续追问，同他见面的将军们不外乎会给出以下四个理由：第一，这个想法注定失败；第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20年时间；第三，这要花几十亿美元；第四，当火箭弹拦截系统研发出来的时候，它已经落伍了。在这些将军看来，以色列应将投资用于提高进攻能力，而不是建立更强大的防御能力，这和他们之前反对“箭”式反导系统的论调如出一辙。

戈尔德没有放弃。他提出，这个火箭弹拦截系统可以增强以色列在战场上的攻击性。如果以色列民众得到有效保护，以色列就不会迫于火箭弹袭击的压力去平息冲突。他还警告说，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很可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他说：“如果我们成功了，这个系统不仅能保护以色列民众，还能在遭到袭击时为政府争取更多的时间思考反制措施。”

尽管遭到大多数人反对，戈尔德还是决定继续推进这一计划。虽然所在部门的经费有限，他还是拨出一小笔预算用作启动资金，成立了一支研发团队。

在团队正式运作前，戈尔德专程到军事情报局听取专家对火箭弹威胁的预判。情报分析员告诉他，哈马斯提高火箭弹制造技术，以至于能对以色列国土构成战略性威胁还需要几年时间。因此，他们说，没必要急于研发新的系统。

戈尔德反问道：“这是什么逻辑？即使需要几年时间，哈马斯终究会具备这一能力，而我们研发系统也需要时间，所以现在就应该启动研发计划。”戈尔德听说过“鹦鹉螺”激光项目，也知道该武器的研发已经耗费了很多钱。但他的判断是，这个武器现在根本无法使用，未来也很可能失败。

所以，2004年8月，戈尔德向以色列国防企业征求信息，让它们提出关于研发火箭弹拦截系统的想法。几周后，他的研发团队收到24个方案，其中包括和“箭”式反导系统相似的动能拦截导弹、对“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各种改进和高射速火炮。但军队高层对这些方案持严重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不可能击落来自加沙地带的火箭弹，特别是那些发射几秒钟后就落在斯德洛特的火箭弹。

但戈尔德的团队对所有方案进行了详细评估。

其中一个系统是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这是美国通用动力公司设计的帮助海军舰船防御反舰导弹的高射速火炮。美国人当时试图将该武器系统用于陆军，帮助其部署在伊拉克的前沿作战基地防御火箭弹和火炮袭击。但该武器用于以色列存在一个问题：火炮每分钟朝来袭火箭弹发射4000枚炮弹，而火箭弹从加沙发射而来，这意味着这些拦截炮弹都将落到加沙。以色列因为几枚迫击炮弹和火箭弹就向加沙地带发射这么多炮弹，这在道义上实在说不过去。

另一个是“鹦鹉螺”激光反导系统的改进版，该系统被称为“天空卫士”。经过评估，戈尔德团队认为这个方案也不合适，主要有三个原因：激光无法在多云天气下使用；系统体积太大，难以快速移动；无法有效拦截弹幕。此外，这个系统要想用于实战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戈尔德团队专程到美国、法国和德国参观了一些已经列装的武器系统，但都和他们想要的相距甚远。对于这个武器系统，戈尔德列出一些明确的原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成本必须低。几个月后，2005年年中，戈尔德和他的团队认为他们终于找到了想要的武器系统。以研制空对空导弹闻名的政府企业拉斐尔公司提出了一个依托新型火箭弹拦截导弹的拦截系统方案。

这个被称为“铁穹”防御系统的方案极具创新性，该系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拦截器，也就是拦截敌方来袭火箭弹的导弹；第二部分是一个功能强大的雷达，能够探测到敌方领土火箭弹的发射；第三部分是一个基于先进算法的战场管理系统，能够在火箭弹发射后几秒钟内计算出火箭弹的轨迹和落点。这样一来，以色列国防军既能向特定目标区域的民众发出警报，又可以减少拦截弹的使用，不去拦截那些将落在空旷地区的火箭弹。只有落在人口稠密地区的火箭弹才会成为拦截目标。

此外，由于从火箭弹发射到拦截只有短短几秒钟时间，该系统必须能够自动运行，不需要人为干预。最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拦截弹的造价必须足够低，戈尔德说：“如果一颗拦截弹的造价要100万美元，就算拦截率很高，军队也不会采购。”他还指出：“如果造价很高，敌人可以通过发射大量火箭弹让我们破产。”

为了推进这项计划，戈尔德做了一些比一般以色列“虎刺怕”精神还要夸张的事情：他打破了规则的限制。2005年，他批准拉斐尔公司启动该系统的研发工作，还命令拉斐尔公司一旦研发完毕就直接开始生产，置各项规章制度于不顾。在以色列，只有国防军总参谋长或国防部部长才有权这样做。他还制定了该系统最终交付的时间表，并对自己的团队说：“我们要尽快将这项能力投入实战。”

这是非常冒险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新武器系统的研发必须经过以下流程：以色列国防军制定新武器的标准，接着戈尔德这样的研发人员构建概念，然后武器和技术基础设施发展局进行招标，最后，国防企业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方案。但戈尔德没有按照国防军的规则行事。他的这些行为并非无人知晓。2009年，以色列国家审计长发布了一份批评“铁穹”项目的报告，在其中严厉指责了戈尔德违反军事规定的行为。审计长在文中总结道，戈尔德“早在该项目得到相关机构批准之前就赋予自己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和内阁成员所特有的权力”。但这已经不重要，因为当这份报告发布时，“铁穹”防御系统已经获得成功。

2005年，戈尔德在和拉斐尔公司董事长伊兰·比然共同参加的一次会议中，承认了自己面临着严重的困难，他说：“政府根本没有资助这个计划。我自己有五六百万美元的研究预算，如果你能暂时补足资金缺口，我可以把这些钱全部投到这个项目上。”

比然说愿意尝试一下。为了让他放心，戈尔德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他都会找到全面开发和生产所需的预算。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戈尔德还做了一件很不符合军队风格的事情：他联系了一位在美国的以色列风险投资家，让他准备好5000万美元投资款。戈尔德在几年前和这位商人共同投资过一家国防初创公司，当时戈尔德代表的是以色列空军。他对这位投资家说：“我没法告诉你我为什么需要这笔钱，但把钱准备好，我随时可能打电话来要。”

比然要求戈尔德给他几天时间咨询一下公司的工程师和导弹专家。在他主持的一次会议上，他要高级导弹研发人员给他一个简单的答复：这到底是否可行？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约西·德鲁克尔身上。这位经验丰富的导弹研发人员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在拉斐尔公司工作，是该公司导弹部的主管。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已经完成了7个不同的导弹项目，他们就是拉斐尔公司的导弹研发核心团队。

拉斐尔公司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研发出第一代空对空导弹（AAM），但直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空对空导弹才取得战绩。在这场战争中，“蜻蜓”空对空导弹击落了近100架敌机。5年后，拉斐尔公司在技术上取得新进展，推出了“怪蛇”3空对空导弹。

“蜻蜓”空对空导弹只能从敌机正后方击中目标，列装“怪蛇”3空对空导弹以后，以色列空军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击落敌机。在第一次黎巴嫩战争中，“怪蛇”3空对空导弹击落了将近40架敌机。这款导弹不断被改进，2006年以色列空军使用的主要是“怪蛇”5空对空导弹，这种导弹能在发射后锁定目标，飞行员闭着眼都能击落敌机。

一天，德鲁克尔向团队解释道：“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可以用导弹干掉一架飞机，那我们也可以用我们的导弹拦截其他导弹。”

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事情有这么简单。瞄准飞机时，导弹锁定的目标很大，但如果要击落一枚直径170毫米的火箭弹，拦截弹锁定的目标非常小，哪怕在距离几英尺处的地方爆炸都无法引爆敌方火箭弹，必须靠得更近才行。战争期间向天空发射导弹之所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还有另一个原因。空军必须确保天空安全才能让飞机起飞或着陆，但现在，空军需要担心在天空中朝不同方向飞行的拦截弹，以色列的领空将变得非常拥挤。但德鲁克尔说：“这是有点麻烦，但我们可以解决。”比然授权德鲁克尔组建一支工程师和科学家团队，开始研发工作。

由于经费很少，拉斐尔公司和戈尔德的团队必须降低成本，用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材料和部件。比如，在研发过程中，他们碰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给发射器上的导弹发射筒装弹，每个发射筒要装8枚导弹。戈尔德团队的一名成员，有一天在上班路上看到一辆垃圾车利用叉式起重机抬起街边巨大的垃圾箱后，他立刻联系生产厂商，几周后，一台类似的叉式起重机被交付到拉斐尔公司总部。

研发工作在不断推进，但由于缺少政府支持，最后期限不断往后推延。这一情况在2006年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员非法入境以色列，袭击了一支以色列国防军边境巡逻队，两名预备役人员被绑架。为了切断渗透者的撤退路线，正在附近的一辆“梅卡瓦”坦克冲过边境，但压上一枚重型炸弹，这辆象征着以色列国防工业骄傲的机器被瞬间炸成碎片。

人员被绑架，坦克上4名战士牺牲，这两条消息震惊全国。埃胡德·奥尔默特总理决定采取报复行动，时隔25年后以色列再次进入战争状态。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最终为以色列北部边界赢得了10年的平静，但也让以色列真正见识到火箭弹威胁有多么可怕。在短短34天内，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了惊人的4300枚火箭弹，平均每天超过120枚。以色列公众遭受巨大的创伤，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以色列北部几乎成为无人区。

战争结束几天后，国防部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在他位于特拉维夫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重新讨论火箭弹防御方案。战争对佩雷茨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他的政治生涯岌岌可危。佩雷茨曾在以色列总工会工作，是一名立场鲜明的社会改革家，也是以色列工党这一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的领袖。几个月前的大选结束后，佩雷茨请求担任财政部部长，但奥尔默特担心这会导致国家经济发生剧烈动荡。虽然奥尔默特的顾问们反对他任命佩雷茨为国防部部长，但奥尔默特坚持了这个决定，并对他们说，作为总理，他可以监督和指导佩雷茨的工作。

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期间，在被以色列空军轰炸前拍摄的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提供）

之前的国防部部长大多是以色列国防军将领，但佩雷茨除了义务兵役外几乎没有任何国防工作的经历，军队内外对他的能力都表示质疑。尽管如此，他对火箭弹还是有些了解，他之前长期生活在斯德洛特，还担任过该市市长。在过去的6年中，他的家人一直生活在对火箭弹袭击的恐惧之中，成为国防部部长后，他终于有机会改变这一切。

佩雷茨在那次会议上说：“‘铁穹’防御系统是目前最重要的项目，尽管开支很高，我们还是应该考虑加快项目进程。”

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战争前本来很有希望成为下一任总参谋长的副总参谋长摩西·卡普林斯基少将认为这样做操之过急，这位在国防军打拼多年的将军说道：“现在许多人刚在防空洞躲了一个月的时间，人们当然容易做出支持研发该系统的决定，但这一决定很可能带来消极的后果。”佩雷茨则毫不在乎这些警告，在会议快结束时，他命令戈尔德加快火箭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工作。

几周后，奥尔默特也第一次参加了关于“铁穹”防御系统的情况简介会议，但接下来的讨论让戈尔德很失望，几乎所有的国防军高层将领都反对该项目。迫于压力，奥尔默特拒绝将其他项目上的政府资金转移到该项目上。

战争对拉斐尔公司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公司的导弹工厂就位于以色列北部，许多工程师和工人都住在附近城市。在战争期间，他们有的人逃到南部，有的人则在防空洞中躲了整整34天。虽然没有政府资助，“铁穹”防御系统却突然成为拉斐尔公司的重点攻坚项目。

作为导弹部负责人，德鲁克尔知道乌兹是项目经理的最佳人选，但他刚出发前往智利，准备进行一场徒步旅行，为了这个假期他计划了好几个月。一两天后，德鲁克尔通过电话联系上乌兹，对他说：“回家吧，我们需要你。”得知具体任务后，乌兹要求给他几天时间考虑，他得说服妻子提前结束他们的梦想假期。妻子同意了这个要求。一周之内，乌兹回到拉斐尔公司。

乌兹没花几天时间就熟悉了情况，并非常支持有关这个项目的想法。他很快对手下的人说：“在这个项目里没有‘不可能’一词。”与此同时，戈尔德继续在国防军的反对者当中周旋。2006年11月，他再次违反规定，单方面和拉斐尔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全面生产。戈尔德跳过了许多关键程序，因为国防军还没有完成内部报告，以确定操作该系统的军事单位和该单位的具体职能。

以色列人的生命受到威胁，

生产“铁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2007年初，佩雷茨来到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和工程师们见面，并参观了装配线。他准备将自己作为国防部部长的全部影响力都押在“铁穹”防御系统上。考虑到已在该项目上拨款数百万美元，他想亲眼看看这里的情况。

拉斐尔公司导弹工厂坐落在以色列北部风景如画的加利利山区，在电子围栏和武装保安的守护下，这里是以色列安防级别最高的设施之一。军队一些最为敏感的导弹和炸弹都是在此研发与生产的。在行政主楼的大厅展示着多年来拉斐尔公司研发的各种导弹，证明着公司显赫的科技研发能力。

访问导弹工厂时，佩雷茨的民众支持率正处于历史最低点。许多从黎巴嫩回来的预备役人员对政府处理战争的方式极为不满，他们在耶路撒冷搭起帐篷进行抗议，呼吁国防部部长辞职，要求国家对战争中暴露的问题展开正式调查。

雪上加霜的是，几周前，佩雷茨来到戈兰高地视察一场军事演习。第二天，媒体到处刊登他视察时的一张照片。在照片中，他拿着望远镜观看演习情况，但望远镜的镜头盖居然都没有打开。这很快成为一个国际笑柄。

不同于很多其他高科技公司，拉斐尔的特别之处在于，在这里绝不会按照年龄论资排辈。走在工厂的厂房中，佩雷茨看到许多70多岁的老工程师同刚刚从以色列理工学院毕业的学生一起工作。年长的工程师用铅笔在黄色工作簿上做着记录，年轻的工程师则在电脑前敲个不停。

工作人员带佩雷茨参观了不同型号的导弹，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接着德鲁克尔带佩雷茨来到装配线进行参观。

佩雷茨说：“我希望你们能分成三个班次不间断工作。”

但德鲁克尔的回答让国防部部长非常惊讶，他说：“不用，我们只有一班，每班工作时间是24小时。”

佩雷茨还不知道，公司在周六也正常工作，这一天是犹太教的安息日。为了让装配线不间断运行，公司从拉比那儿获得了特殊的允许。以色列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生产“铁穹”防御系统就是为了拯救人的生命。

戈尔德、佩雷茨和拉斐尔公司都在全力推进“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但在国防界仍可以听到很多批评的声音。一名曾在拉斐尔公司高层工作过的人仍在为“天空卫士”积极游说，这是之前“鹦鹉螺”激光系统的改进版。这其中的斗争非常激烈。几乎每天都可以在报纸上看到批评“铁穹”防御系统的文章，声称该系统无法应对弹幕，就算可以，国家经济也会被拖垮，因为一颗拦截弹的价格在5万—10万美元之间。

2007年6月，之前担任过总理和国防军总参谋长的埃胡德·巴拉克取代佩雷茨成为国防部部长。上任几周后，巴拉克要求戈尔德及其研发团队再次评估“天空卫士”系统，讨论是否可以研发出和“铁穹”同样效果的激光系统。戈尔德虽然反对这样做，但不得不配合。拉斐尔公司高层很紧张，他们担心最终的评估结果会支持“天空卫士”系统，这样他们之前付出的工作和经费就全都白费了。但戈尔德告诉他们：“别担心。我们的系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虽然戈尔德和拉斐尔公司都坚持研发“铁穹”防御系统，但政府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就算该系统研发成功，以色列哪来资金购买足够的导弹发射单元和拦截弹来保卫国土安全？

大家一致认为，答案在6000英里外的华盛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向美国人提出申请资助的要求。以色列国防部在一次会议后决定向美国提出技术合作初始申请。这份申请书最终被放到玛丽·贝思·隆恩桌上，她是美国国防部部长罗伯特·盖茨手下负责国际合作的助理国防部部长。

为了对这一申请进行评估，五角大楼派出一个专家团队来到以色列与“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者进行会晤，但回美国时，他们对“铁穹”防御系统并没有留下很好的印象。美国团队认为，以色列低估了“铁穹”防御系统的成本，一旦陷入长期冲突，大规模火箭弹袭击可以让国家经济陷入崩溃。美国工程师还认为以色列对拦截率的判断也很离谱，“铁穹”防御系统拦截火箭弹的实际成功率最多只有15%。

团队成员对隆恩说：“这个方案不可行。”

几周后，以色列国防部代表团来到五角大楼会见隆恩及其团队。代表团为首的是国防部政治军事局局长阿摩司·吉拉德，他曾经是一名国防军情报官。

隆恩开门见山，尖锐地问道：“你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来我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刚刚达成了一个计划，你们已得到有史以来最多的军事援助。”隆恩指的是几个月前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新的谅解备忘录，这项备忘录规定未来10年以色列每年能得到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的确是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国外军事援助计划。

新的援助计划是以色列和美国多年谈判的结果，黎巴嫩战争对计划的达成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色列面临的威胁越来越多，乔治·W.布什政府明白，要想让以色列为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而冒险，必须使这个国家有足够的安全感。

隆恩认为，以色列如果执意研发“铁穹”防御系统，应该从每年的30亿美元中获得经费。但问题是，国防部早就安排好了美国军事援助的用途，主要用于购买战斗机和补充在战争中消耗的导弹。对于这个理由，隆恩很不满意，她敦促吉拉德及其代表团重新考虑他们的申请，“在让我们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前，我至少要看到你们已经做出艰难的预算决定”。她说道：“不要在我看不到任何你们已经做过同样的努力的迹象之前，就跑来让我在我的组织内找钱。”

此外，以色列还面临着政府程序上的障碍。在美国国防部，隆恩所在的部门只能资助已经通过实践检验的武器计划，而不是仍处在研发过程中的系统。这意味着“铁穹”防御系统还需要通过五角大楼另一个部门的评估。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需要更长的时间。隆恩本可以公然拒绝这个方案，但她没有，而是决定再给以色列一次机会，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她委任国防部中东政策负责人罗宾·兰德准将成立一个近程火箭弹防御工作组，同以色列国防部一起消除双方的分歧。在以色列北部的拉斐尔公司导弹中心，工程师们将“铁穹”发射器装上一辆卡车，长途运输到公司位于南部埃以边界附近的导弹靶场。他们准备进行一次“试射”，测试被称为“塔米尔”的拦截弹，确保其能正常发射。在此之前，所有的测试都只是电脑上的模拟，这一次才是实弹测试。

实弹测试即将开始，操作员开始倒计时：“5，4，3，2，1。”此时，包括拉斐尔公司研发团队、国防军军官和国防部官员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指挥间中央的两块屏幕：一块屏幕上显示的是发射器的现场彩色画面；另一块上显示的是模糊的红外图像，通过这个图像，研发人员能够在拦截弹穿越云层时继续对其进行追踪。

然而，当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什么也没发生。他用更大的力气又按了一次，发射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德鲁克尔和他的团队最担心的就是出现这样的新闻：他们的研发系统以失败告终。由于媒体一直密切关注着“铁穹”防御系统的研发进度，这样的新闻极可能让这个项目在一枚导弹都没有发射的情况下就被终止。

德鲁克尔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将发射器装上卡车，拖回到拉斐尔公司。几天后，工程师发现了问题的根源，原来由于一根电线意外脱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正常运行。两周后，他们重新回到靶场进行测试时，操作员按下发射按钮后，“塔米尔”拦截弹顺利射向天空。

虽然测试成功，但“铁穹”防御系统仍然前途未卜。2009年，就在一次现场拦截测试的前一天，工程师们发现了该系统在软件上的一个错误。

有的团队成员对戈尔德说：“我们应该推迟测试时间。到时候所有的军队高层都会到现场，如果失败，我们会非常难堪。”思考了几分钟后，戈尔德决定按原计划进行测试，他对手下的人说：“就算没有成功拦截，我们也能通过测试来总结经验。”

第二天早上，团队又驾车来到测试靶场。快到上午11点时，模拟的“喀秋莎”火箭弹被发射出来，每个人都盯着“铁穹”防御系统操作员前的屏幕，果然，雷达立刻侦测到火箭弹的发射，几秒钟后，“塔米尔”拦截弹成功发射。大家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直到听见一声让整栋建筑都颤动的巨响。“铁穹”防御系统第一次成功击落“喀秋莎”火箭弹，在场的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的人高兴得又蹦又跳，房子都快让他们给震塌了。

以兰德为首的美国团队饶有兴趣地关注着这些进展。接下来的多次测试证明，该系统的拦截率远远高于美国之前的估算。“铁穹”防御系统至少可以击落80%的来袭火箭弹。然而，美国国防部还是不愿意资助该项目，以色列人需要继续等待。

终于等来资助

2008年7月，来自伊利诺伊州的美国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来到以色列。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这里，也是他成为总统竞选人后第一次到访。他在以色列只停留了两天，在这次旋风之旅期间，他还访问了科威特、约旦、德国和法国。相对于他的竞争对手、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几乎没什么经验。这次出访的目的就是弥补他在这方面的不足。

奥巴马在以色列的行程包括必去的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和西墙，此外，他还来到深受哈马斯火箭弹之苦的南部城市斯德洛特。在当地警察局，他参观了一个被称为“火箭弹停尸房”的大院子，里面堆满了落在这座城市的火箭弹残骸。之所以安排这个参观点是因为奥巴马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准备强调终止伊朗核计划的必要性。

随后，一名记者问奥巴马能否接受一座美国城市像斯德洛特一样不断受到火箭弹袭击。

奥巴马回答说：“我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接受自己民众被火箭弹袭击的现实。如果有人朝我两个女儿正在安睡的家中发射火箭弹，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阻止这一行为。我希望以色列人也这样做。”

斯德洛特之行让这位未来的总统感慨良多。此后，奥巴马对他的助理说，如果能赢得大选，他的政府将设法帮助以色列提高防御加沙地带火箭弹袭击的能力。

但美国大选还有几个月，以色列向美国申请资助的文件仍然摆在五角大楼，已经落满了灰尘。现任总统还有几个月就要离任，没人指望他会在这时启动新的资助计划。以色列明白，即便在大选之后也不能立即向奥巴马政府提这件事，新一届政府的工作全面展开还需要一段时间。

2009年4月，事态出现转折，乔治城大学外交政策专家科林·卡尔教授被任命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助理，他的任务就是负责监督美国对这一动乱地区的军事政策的执行，寻找促进地区稳定的方法。由于和平进程已陷入僵局，奥巴马决心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因此不断向内塔尼亚胡总理施压，要求他冻结定居点的修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美国需要更多的筹码。

在此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部长埃胡德·巴拉克来到华盛顿，向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列有以色列基本安全需求的文件。只有满足这些需求，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出约旦河西岸，同意巴勒斯坦建国。以色列最担心的是，一旦从约旦河西岸撤离，以色列中部也会受到火箭弹袭击，这正是几年前以色列从加沙地带撤离的后果。这时卡尔才在桌上看到以色列“铁穹”防御系统的资助申请文件，后来他回忆说，他经历了一个“灯泡时刻”，想出了个好主意。

卡尔带着这个想法找到当时负责中东北非事务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丹·夏皮罗（后来被任命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卡尔对夏皮罗说：“‘铁穹’防御系统看上去很有希望，如果成功，我认为它能促使以色列承受更大的风险，同意两国方案。”

卡尔和夏皮罗一致同意派一个新的导弹防御专家团队前往以色列评估该系统。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举动，因为当时美国还在试图让以色列人购买基于“密集阵”的近程防御武器系统，虽然戈尔德及其团队早就抛弃了使用这种高射速火炮的方案。但没想到，卡尔派出的新团队回来后对“铁穹”防御系统评价非常高。

2009年6月，卡尔第一次正式访问以色列。国防军用直升机搭载他参观了以黎边界，在这里向他汇报了2006年黎巴嫩战争以来真主党的情况及其军事实力的发展近况。接着他乘飞机来到南部加沙边界，听取了关于哈马斯日益强大的火箭弹发射能力的情况汇报。

他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以色列战略纵深如此狭小，不管在北部还是南部，许多城镇时刻都处在敌方威胁下。回到华盛顿后，卡尔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白宫立即授权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资助“铁穹”项目。他给出的理由很简单：以色列需要安全上的保证，这正是“铁穹”防御系统可以提供的。有了“铁穹”防御系统，总统可以重启和平谈判，以色列也可以多一层安全保障。

第一个“铁穹”防御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2011年3月，以色列国防军在贝尔谢巴部署了第一个“铁穹”防御系统导弹连，标志着该系统正式投入使用。“铁穹”很快就被运用到实战当中。4月7日，“铁穹”防御系统击落了第一枚火箭弹，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它又拦截了8枚火箭弹。

事实证明，“铁穹”防御系统不但拯救了以色列人的生命，还改变了战争的形式。在以色列国防军最近的加沙军事行动中，“铁穹”防御系统的拦截成功率大约为90%。所以，在2012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根本没有派出地面部队。在2014年的军事行动中，以色列地面部队只针对地道发动了小规模作战行动。由于“铁穹”防御系统能够击落大部分飞向以色列城市的火箭弹，政府拥有了更多的“外交机动性”，在做出反应前能够进行更为充分的思考。在危机时刻，这是一种非常宝贵的能力。

类似“铁穹”这种规模的系统一般需要7年时间才能完成设计和生产，但该系统实际只用了3年时间。以色列为何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研发出“铁穹”这样具有革命性的武器系统？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像戈尔德这样的以色列军官和商人不像其他西方国家的军官和商人那样害怕风险。以色列教育部部长纳夫塔利·贝内特曾同我们分享过一段他作为高科技行业创业者的经历。贝内特曾在国防军两支精锐部队担任过军官，一支是总参谋部侦察部队（希伯来语缩写的音译为“萨耶雷特马特卡尔”），一支是“朱鹭”侦察部队。这两支部队都擅长深入敌后发动秘密行动。21岁时，贝内特就带领100名士兵在黎巴嫩执行秘密行动。

离开部队几年后，他创立了一家高科技初创公司。有一次，贝内特和合伙人一起站在纽约一家银行的门口，准备为自己的公司做第一次商业宣传。他们研发了一款新的反诈骗软件，几年后这款产品以145亿美元的价格被卖给了另一家公司。贝内特回忆说：“当时每个人都很紧张。于是我对合伙人说：‘最糟糕的结果是什么？大不了就是被拒绝，对不对？没人会死，也没人会踩到炸弹。’”实际上，贝内特的处事方法与戈尔德对待“铁穹”项目的做法非常相似。他能看到事情的最终回报，所以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

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戈尔德会违反军事规定：他为什么不走一条安全性更高的路径？当我们在特拉维夫见面时，戈尔德告诉我们，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根本没有等待的资本。他说：“我们当时都知道，加沙有数千枚火箭弹，黎巴嫩有数万枚。我们应该做什么？静观其变？”

以色列研发的导弹防御系统同样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使以色列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在战争中使用导弹防御系统的国家。

对以色列而言，“铁穹”防御系统和“箭”式反导系统的意义不仅在于拯救生命，更在于为国家领导人在决定是否对火箭弹和导弹袭击发动报复行动时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凭借这些武器系统，以色列国防军能有效保护军事基地的安全，确保作战的连贯性，即便飞机跑道成为火箭弹的攻击目标，以色列飞机也可以正常起飞和着陆。

以色列目前正在研发第三套系统，这套被称为“大卫投石索”的反导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对“铁穹”防御系统而言太大、对“箭”式反导系统来说太小的目标。

世界上其他国家也在投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美国、日本和韩国。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样建立起由多个不同防御系统组成的多层次防御体系。

虽然以色列已经研发和部署了这些系统，但以色列人并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铁穹”防御系统刚刚部署时，一些国防部官员预言，如果奏效，哈马斯将放弃火箭弹袭击。该组织将意识到这已经没有效果，于是停止在火箭弹武器库上的投入。

然而，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以色列的敌人们还在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囤积火箭弹和导弹。根据最近的以色列情报评估，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库已非常惊人。在过去的10年当中，主要依靠叙利亚和伊朗的援助，该组织成功将火箭弹数量从1.5万枚提升到10万枚，还拥有大约1万枚能够发射到以色列任意地点的导弹。

以色列面临的威胁不仅来自导弹和火箭弹的数量，还来自其不断改进的质量。国防军军事情报局将真主党武器库过去10年发生的六大变化称为“火力6”。

现在，真主党越来越多的导弹射程更远，携带弹头更大，精度更高，发射地点也不局限于边界，还可以从内陆的防御工事和地下发射井进行发射。

比如，叙利亚生产的M600导弹有200英里的射程，可携带500千克炸药的弹头，并配备先进制导系统。这种导弹让真主党拥有空前的精确制导能力。据以色列判断，真主党在散布于黎巴嫩南部和中部的地下发射井与仓库中存有数百枚M600导弹。

正是这些不断出现并扩大的威胁迫使以色列不断创新。为了生存下去，以色列人不得不思考对策。以色列导弹防御机构前负责人阿里耶·赫尔佐格解释道：“我们要么创新，要么消失。”赫尔佐格1941年出生于波兰，当时正是纳粹入侵波兰的第二年。父亲被纳粹分子杀害后，赫尔佐格的母亲将自己化装成基督徒农民，带着儿子逃到匈牙利，躲过了战争的劫难。

每次美国导弹防御局的官员访问以色列，作为以方的接待者，赫尔佐格都会在谈正事前带他们参观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他说：“只有看到我们民族承受过的苦难，你才能明白，我们必须确保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这不是虚拟的威胁，而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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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色列]雅科夫·卡茨，阿米尔·鲍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