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院长：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联盟

【编者按】

必须明确的几个问题

再讲五个问题，希望同志们进一步统一思想，以求共识。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而是党领导的宣传思想的重要战线、学术理论的重要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

“三个定位”要求对我院的重要性、地位、性质、任务和作用都作了非常明确的规定，这不仅明确了我院的学术性，而且明确了我院的政治性，即我院是党领导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为人民做学问的、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的、有坚定理想信念的、坚守党的纪律的、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坚强阵地、学术机构和意识形态重镇。

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的松散联盟，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毫无政治性、组织性和纪律性。

所谓“自由撰稿人”，就是不受任何政党领导、不受任何组织纪律限制、不受任何道德规范约束的“自由文人”或“文化个体户”。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的所谓“自由撰稿人”。

在反动统治下的旧中国，虽然有的先进知识分子自称或被称为“自由撰稿人”，但他们实际上是追求远大理想，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战士，鲁迅先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企图摆脱党的领导，离开政治大方向，离开为人民做学问，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撰稿人”，无论怎样标榜，充其量也都不过是自觉不自觉地为追逐个人名利，或为他人所利用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极端者甚至会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我院学者绝不能为了个人名利或其他什么政治目的而从事理论学术研究，而要为党和人民做学问，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服务。我院的研究人员不仅仅是普通学者，而是党的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社会大V、网络公知那样。党和国家不需要这样的学者，这一点全院同志必须明白。

我院的一切研究都要服从党和人民的需要，为党中央的决策服务，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服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于错误言论要敢于发声批判、展开斗争，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和我院工作做得怎样，关键是看能否拿得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这是最高标准，也是最终标准。

衡量一个单位或一项事业搞得好不好，是有客观标准的。从哲学上来讲，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要看生产力，生产力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准。衡量人的认识是否正确，要看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衡量部队建设怎么样，要看战斗力，战斗力强不强、能不能打胜仗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标准。衡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怎么样，我院工作做得怎么样，关键是看能否拿得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这是最高标准。我院创新工程已经实施三年多了，能不能拿得出过得硬的科研成果，也是检验创新工程效果的最终标准。

科研是我院的中心工作。我院整体工作搞得好不好，最重要的要看科研工作做得怎么样；科研工作做得怎么样，最重要的要看科研成果怎么样；科研成果怎么样，最重要的要看是不是精品，也就是说是不是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质量包括政治质量和学术质量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其中，政治质量是灵魂、根本的，学术质量是基础、主要的。《中国社会科学报》创办时，总编辑问我办好报纸的最高标准是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最高标准，只有底线要求，就是不能出政治硬伤，在这个政治质量要求基础上，学术质量越高越好。

科研工作搞得好不好，关键看成果质量。抓成果质量，要处理好四方面的关系。一是要处理好政治方向与学术内容的关系。作为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我院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出精品成果的前提和保证。在我国当代学术领域，许多大师名家，正是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指引，进而找到了指导研究工作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钥匙，取得了辉煌的学术成就，从而在学术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同时，还应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科研人员提供充分的创造空间和学术自由。德国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提倡学术自由，要求大学的研究应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蔡元培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在北京大学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出“兼容并包”原则，至今还为人们大书特书。学术自由是学者从事学术活动的基本条件。贯彻“双百”方针，为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创造和理论创新营造良好环境，科研人员可以畅所欲言，各展其长，为党和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当然，学术自由必须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准绳，以党纪国法和道德规范为约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学术研究不走偏。

二是要处理好科研质量与成果数量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讲三大规律，其中质量互变规律告诉我们，质和量是对立统一的，互为因果、互相联系，又有区别。量是质的前提，如果没有一定量的保证则质无从谈起，质是建立在一定量的积累之上的。质又是量的生命，没有质的粗制滥造的成果，即使再多，也没有生命力，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科研工作的效果要通过成果质量体现出来，这就要求必须质量为先。但是，强调质量第一，并不意味着对数量不作要求。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级研究机构，必须做到科研成果的质与量的统一。如果说科研成果质量高，但是一年只搞出一篇或几篇论文，那无论如何也是说不过去的。对科研人员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写不出一篇论文，那就更说不过去了。我们要的是质与量相统一的科研成果。如果科研成果只有数量而没有质量，那么也反映不出我院作为国家队的水平，那就不仅会受到学界同行的质疑，也会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在创新工程评价体系中，既有质的要求，也有量的要求，在数量方面有一个最低的要求。去年，对进入创新岗位科研人员做出每年必须至少在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或出版一部专著的规定，这已经是最低要求了。即使这样，在去年实行时，有的单位提出很多研究人员没有准备，达不到这个要求，党组经过讨论，去年让了一步，今年必须坚持这一条件。

三是要处理好研究过程与最终成果的关系。科学研究是一个过程，包括调查研究、搜集和整理资料、座谈交流、学术讨论、学术评价等诸多环节。在这一系列环节中，有诸多的人力投入、智力投入，甚至包括一系列的行政管理投入、后勤保障投入，但这个过程有没有效果，要看最终能不能产出科研成果，如果只有过程却没有成果，那么这个过程是徒劳无功的。当然，没有过程，也就不会有最终成果。我院推进创新工程，建立了报偿制度。智力报偿包括过程报偿和目标报偿，过程报偿是支付给一切参与科研过程人员的智力成本支出，当然主要是科研工作，也包括科辅、管理、后勤岗位的劳动支出，这部分报偿基本上是按层级分配的。目标报偿在完成年底绩效考核后发放。同时又设立了创新报偿，鼓励没有进入创新岗位但参与创新工程某些工作的同志努力工作。今后要把报偿制度的重点放在后期资助目标报偿上。

我院创新工程已经搞了三年半了，用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来回答创新工程搞得怎么样、回答各项工作成效怎么样的时候已经到了。实施创新工程的最终目的是出科研成果，最终结果也看科研成果。现在，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有质有量、党和人民满意、经得起检验的科研成果搞出来、搞上去。

四是要处理好研究一线与科研保障的关系。也就是要处理好科研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我院是以科研为主的单位，但是如果没有科辅工作，没有图书资料、信息网络、科研和行政管理、采编翻译和后勤服务等方面的工作，科研工作也难以做好。一切科辅工作，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出科研成果。科辅工作搞得怎么样，标准就是为科研服务得怎么样。要按照这样的标准来检验这些工作。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现在正是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好时机，我院要抓住创新工程这个机遇，在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方面，要拿出千锤百炼的、代表国家队水平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科研成果来；在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方面，要拿出当年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重量级的成果来；在现实对策研究方面，要拿出对党和国家决策有重大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来。

（三）让科研工作上新台阶，总的方法是加强创新工程制度建设，抓住两头，管好中间，打好学科建设这个基础。

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集中力量抓科研，不断推动科研工作上新台阶，出成果出人才，是我院的中心任务。怎么抓呢？

第一，加强创新工程制度建设，让制度完善起来、配起套来、固定下来，发挥作用。

党组从谋划创新工程，到先行试点，重点突破，再到全面实施创新工程，始终把制度建设作为关键环节。创新工程的关键是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两个重要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人事制度改革，根本问题是形成人员“准入”和“退出”机制，也就是要解决能干的人怎么办和不能干的人怎么办的问题，真正建立条件准入、严格退出、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竞争淘汰的用人机制。第二个环节是报偿资助制度的改革，根本问题是形成合理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竞争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围绕这两个重要环节，经过三年多的实践，我们形成了六大制度，即准入制度、退出制度、配置制度、评价制度、报偿制度和资助制度。实践证明，这六大制度是体制机制制度创新的最新成果，符合规律，能够调动全院同志的积极性。今年，经过实践，又新出台了一些制度文件，废止了一些制度文件，修订了一些制度文件，编成2014年度《创新工程文件汇编》发给大家，希望大家认真研读，认真贯彻落实。当然，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完善这些制度，使这些制度逐步配套、固定下来，长期发挥作用。制度建设是全院的一项基础工作，要坚持不懈地抓下去，一丝不苟地、不能走样地坚持下去。

为了鼓励多出创新成果，今年对报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加大后期资助力度。总的思路是报偿逐步向后期资助目标报偿转移和看齐。在严格考核评价的基础上，加大后期资助目标报偿力度。为什么叫后期资助目标报偿？就是把重点放在后期资助上，放在目标报偿上，放在对最终科研成果的资助上。后期资助，也就是一个年度下来，对科研人员的最终科研成果加以后期激励。多干多给，少干少给，不干不给，以科研成果为最终检验标准，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在前期敲锣打鼓，过程搞得很热闹，最后不出成果，那奖励什么？目标报偿，就是看科研成果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目标，如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就按照后期资助的办法兑现目标报偿，也就是用最终科研成果来衡量科研人员的绩效。实施后期资助目标报偿制度，就是通过管理将报偿制度的重心后移，引导学者真正重视成果产出，重视成果质量，让真正潜心研究、能够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学者得到褒扬。当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前期做了调研、资料搜集、管理服务等辅助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也付出劳动了，为什么不支付后期资助目标报偿呢？道理很简单，过程的劳动支出的报偿已经体现在过程报偿里了。无论你是首席专家、主任、所长，还是普通研究人员，都已按层级支付过程报偿了。而后期资助目标报偿是以最终成果为依据的。马援同志还要就六大制度创新、后期资助目标报偿制度再详细介绍。

第二，抓好科研选题规划和成果评价发布这两头，管好创新工程实施这个中间环节。

一头是抓好科研规划。老百姓有一句老话，“吃不穷，喝不穷，计划不到一辈子受穷”。清代的陈澹然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所谓计划、谋划，也就是搞好规划。具体来说，就是要搞好科研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首先，务必把党和人民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要通过年度及中长期科研规划和选题策划，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主线，把党和人民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研究重点，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次，务必把满足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和人才建设的实际需要作为科研规划的重点方向。具体来说，要完善学科布局、培育和支持新兴交叉学科，促进学科全面协调发展；在若干学科前沿领域实现重点突破；发展和完善学科研究支撑体系；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学术研究队伍，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学术大家和研究团队。

长期以来我院科研工作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一些学者自己想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研究带有很明显的随意性、局部性、碎片性、重复性、短期性和个体性，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研究缺乏针对性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紧密联系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方面，紧密联系我国和我院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实际需要方面，做得很不够。学者申报什么，科研局就受理什么，整理出来就成为院发布的科研指南，只起一个汇总的作用，整体规划缺乏现实性、针对性、系统性、全面性、战略性、连续性和长期性。二是研究存在重复性的问题比较突出。由于缺乏整体规划，课题设置重复、研究内容重复、经费投入重复、人力资源配置重复、成果产出重复，甚至研究室设置、学科设置也是重复的，等等。

党组要求必须解决科研针对性缺乏和重复性严重的问题。科研局要做好科研规划的顶层设计。科研局是党组科研管理工作的参谋部、作战部。科研局要像参谋部那样，发挥党组领导科研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在掌握全院科研工作情况、了解哲学社会科学概况和学术动态的基础上，对我院科研的方向、任务、学科的调整和设置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科学合理的建议，组织制定好年度及中长期科研规划，增强科研选题的策划力度，增加选题的前瞻性、战略性、全局性和主动性，抓好年度科研指南和国情调研指南。要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以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为科研主攻方向的激励机制。院对三类研究所的选题方向都作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必须坚决执行。要通过制定年度科研指南和国情调研指南，引导研究人员将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能力。要围绕重大基础理论和学科前沿问题，院直接抓一批重大课题，发挥学部和院重大问题综合研究中心的作用，开展跨学科、跨研究所乃至跨院研究，开展重大科研攻关，推出代表我院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方向。

要逐步建立三类科研规划体系。第一类是“指令性计划”，由院直接拟定并考核的重大课题、交办课题，通过招投标方式或领导交办方式进行。第二类是“指导性计划”，院发布科研和国情调研指南，由各研究单位按指南规定的领域，在广泛调研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创新项目，以研究单位为主，加以推进。第三类是“自主选择性计划”，为学术自由、个人研究兴趣留出一定空间，但也要纳入并服从总体规划。学者个人研究、项目一旦被批准，要按要求完成。纳入学者资助体系的大多是这些项目。要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自主选择性计划”三者有机结合起来，除少数必须由院直接抓的项目外，坚持简政放权，将多数科研项目交由研究单位负责，再划出少数项目由学者自主选择。院加强指导、督查、评价、考核和监管。

另一头是抓好年度创新工程的科研成果评价和重大科研成果的社会发布。院制定了严格的创新评价标准、办法，形成了一套评价制度和体系，抓好年底检查、评价、考核、奖励，在这个基础上抓好科研成果发布。去年底今年初，以我院名义举行了4场科研成果发布会，发布了16项具有创新性的重要思想理论观点的科研成果。这是我院实施创新工程以来所取得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要总结首批成果发布会的经验教训，完善科研成果发表、发布机制，加强与有关部门以及媒体合作，定期发布重大科研成果和重要学术信息，提高我院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抓好中间环节是指通过创新工程这个实践载体把两头串联起来。就是要全面实施创新工程，按照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的要求，深化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抓好过程管理，严格日常管理，形成全院上下共同奋进的工作局面。

第三，加强学科建设，是实施科研强院战略的重要措施，也是抓好科研工作的重要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我院的学科数量和学科布局都有了很大改善，研究机构设置基本涵盖了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领域。根据学科建设现状，我院目前学科建设的方针是坚持统筹布局，保持学科平衡，实行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并举。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二者不可偏废，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然而客观现实是，由于应用研究容易出成果，在职称评定、待遇收入方面占据先机，搞应用研究的人多了，愿意做基础研究的人少了，“板凳能坐十年冷”的执着和坚持少了。近年来，我院科研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少，但真正具有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却屈指可数。基础研究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也是应用研究取得突破的重要基础和前提。那些能够为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供认知新途径的科学研究，是基础研究应该努力的方向。只有更多的科研人员致力于原创性、原理性的重大发现，我院才能成为真正的最高殿堂，才能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提供强大厚重的学理支撑。

目前我院学科建设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有些传统学科的优势地位正逐渐丧失，人才队伍力量薄弱；二是应用学科中一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学科力量不足，针对性不强，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在学科管理方式、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着“不适应”和“跟不上”的问题。

怎样加强学科建设呢？第一，巩固和加强基础学科优势地位。我院的学科历来以基础雄厚见长，基础学科代表着我院学术殿堂的高度，也是我院值得骄傲之处。我们不仅要保持住基础学科的优势，还要不断发展壮大其优势。第二，充分体现应用学科建设的智库定位。针对中央关注的重大问题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重大问题，调整或新设一些急需的学科。第三，大力培育和扶持新兴学科。新兴学科是学科发展的增长点，也是创新学科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科布局上应给予必要的位置。第四，探索和推进交叉学科发展。通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产生新的学科领域。第五，创新促进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总结经验，探索规律，制定配套的制度和措施，创造有利于出成果、出人才的学科发展的新体制新机制。

（四）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度，大胆引进人才、大力培养人才，将我院建设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高端人才的聚集高地。

“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人才是科学研究最关键的因素。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呼唤优秀人才。被誉为清华“终身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归根结底，一个学术机构的地位，最终取决于人才的因素。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生存环境恶劣，办学条件简陋，学生宿舍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为土墙铁皮顶结构，仅食堂和图书馆为砖木结构，却荟集了一批著名专家、学者、教授，他们都是各个学科、专业的泰斗和顶级专家，同时还孕育了大批人才。“中央研究院”1949年首届院士中，有联大师生27人。中国科学院历届院士中共有联大师生154人，其中学生80人；中国工程院历届院士中有12名联大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2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还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科院搞得好不好，既不取决于有多少座大楼，也不完全取决于经费和设备的投入——当然这些是必要的——而是取决于有没有人才，有没有高端人才，有没有青年才俊，有没有学术大师。对于我院来说，人才越多越好，他们的本事越大越好。

第一，大力加强以研究人才为主的人才队伍建设，培养一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人才队伍。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对事业的兴旺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先有梅兰芳后有梅派，先有程砚秋后有程派，先有尚小云后有尚派，先有荀慧生后有荀派。一个人才的出现，能够带活一个领域，兴起一个行业；一个人才的离开，可能会导致一个领域的沉寂，造成一个行业的没落。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需要各方面人才。我院需求的人才主要是四类。第一类是研究人才，这是核心人才。第二类是管理人才，这是不可缺少的人才。第三类是科辅人才，包括图书资料、采编出版、信息数据、新闻宣传人才等。第四类是服务人才，包括炊事员、驾驶员、服务员等。有的同志一听“科辅”、“服务”就认为是辅助的、次要的、打下手的、伺候人的，这么理解是不对的。如果说科研人才是作战部队，那么科辅、后勤人才就是保障部队。不能说作战部队重要，保障部队就不重要。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保障是否及时和充足关系到整个战争的成败，保障是否强大，代表着国家的国力是否强大。二战中的北非战役、诺曼底登陆作战等经典战例，都体现出保障是战争的命脉所在。对于科研事业，道理相同，没有科研辅助、后勤服务等保障工作，科研工作照样做不好。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同志向科学家们诚恳地表白：“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当时与会的许多科技工作者热泪盈眶，倍感振奋。在他的号召、带动下，一个科学的春天到来了。四类人才好比马之四蹄、车之四轮，缺一不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虽然要以培养研究人才为主，但只有讲加强以研究人才为主体的四支人才队伍建设，才是我院完整的人才队伍概念。

我院对人才的要求是又红又专。“红”是指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深厚的理论功底、远大的理想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怀，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与时代相互激荡，同党和人民保持一致，对人民怀有深厚感情，与人民的利益相联系，为人民谋福祉，为人民搞科研，为了伟大的目标而奉献一生，矢志不渝。“专”是指业务上要拔尖，为学术领域中某一学科或多个学科的杰出代表，学术水平高超、造诣精深、成果丰硕，要有比一般学者更为广博丰富的知识，形成系统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理论、学说。人才队伍建设应该坚持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也就是说，我院要培养的大师，应当既是学问之师，又是品行之师。“学高为师，德高为范。”当然，对管理人才、科辅人才、服务人才的要求也是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只是“专”的要求与科研人员不同。

第二，要坚持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两条腿走路，立足自主培养，同时引进适当数量的拔尖人才，以弥补我院人才队伍的不足。

一条腿是引进人才。从世界范围看，加强引进人才，促进人才流动，是科研学术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我院也不例外。从历史上看，我院大量成批地引进大师级人才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作为我院前身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高端人才引进来了。比如郭沫若、范文澜、陈垣、金岳霖、郑振铎、侯外庐、夏鼐、吕叔湘、丁声树、孙冶方、许涤新、何其芳、俞平伯、贺麟、钱锺书、张友渔、宦乡等，可谓星光璀璨。第二次是1977年我院正式建院的时候，也从全国各地引进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

在引进人才问题上，个别人存在“武大郎开店”的思想，即“不容大个儿”，比自己高的都不要，或存在《水浒传》里“白衣秀士”王伦的狭隘心理和排斥态度，凡是强于自己的一概排斥、压制、翦除。这都是典型的“小心眼”、“小气量”，缺乏大局观念，办不成大事。一是怕引进比自己强的人把自己压住，把老人压住。当然，从现实情况来看，也怕引进优秀人才占用本单位的高研指标。二是担心引进领导干部和管理人才，把自己人的位置占了，存在消极情绪。我院可谓人才济济，会写字的人不少，但真正懂管理、会管理的人才还是缺乏的。引进人才一定要有开阔的胸襟，破除武大郎开店或王伦自当老大的思维模式。

大家要明白，只有坚持竞争激励，引进强手，才能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才能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阔的天地。“林李争霸”堪称羽坛巅峰对决。从北京奥运到伦敦奥运，从汤姆斯杯到苏迪曼杯，从全英赛到世锦赛，羽坛各类的高级别赛事见证了林丹与李宗伟堪称“五星级”的较量，他们的职业生涯正是因为对方的存在，才变得更加精彩，更加值得书写。美国NBA的选秀制度，把世界上最优秀最有天赋的篮球运动员吸引到NBA，使美国篮球始终保持领先水平。在刚刚结束的巴西世界杯上大放异彩的德国球员穆勒、阿根廷球员梅西、荷兰球员罗本、巴西球员内马尔等都效力于竞争激烈的欧洲联赛，这里汇聚了全世界最优秀的球员。初出茅庐的文艺新秀与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同台献艺，通常能有非常出彩的发挥，且获益匪浅。希望大家从大局出发，支持引进人才，胸怀宽广地引进人才，不要当“武大郎”，容不得比自己个高的，更不要当“白衣秀才”王伦，心眼比绣花针还小。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善于吸纳各路人才，为我所用，才能成就大业。春秋战国时期，凡是国力强盛、成就霸业的国家，靠的大都是号称“客卿”的外来“干部”。战国末期，随着秦国越来越强大，各诸侯国贵族为了对付秦国的入侵和挽救本国的灭亡，竭力网罗人才。他们礼贤下士，广招宾客，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此养“士”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士”著称的有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后人称之为“战国四君子”。秦国的发展始自穆公，因受制于晋国，其后15代200余年困于西戎。自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变法以来方迅速强大，而后秦昭襄王任用魏国人范雎，远交近攻，长平之战坑赵人45万，又亡东周，奠定了统一基础。魏国人张仪被秦惠王封为相，后出使游说各诸侯国，以“横”破“纵”，使各国纷纷由合纵抗秦转变为连横亲秦。楚国人李斯学成入秦，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在秦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自始皇奋六世余烈，终一统六国。“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士者得民心。”他们的人才观，他们对人才的重视，以及运用人才来振兴国家的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引进人才对改变我院的人才和队伍结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引进人才的重点，一是大师级的学术带头人，二是有培养前途的后备人才，三是有管理经验的管理人才。

引进人才要严格把关，提高门槛。引进的人不行，再怎么培养也成不了大师，也培养不出好的人才。有这样一则寓言：龙门太高，鲤鱼们纷纷请求龙王降低门槛，然后都轻松跳过了，但后来发现，跳过龙门的鲤鱼还是鲤鱼，并没有真正变成龙。它告诉我们，标准很要紧。凡事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因此，人才引进工作必须从严进行，不能降格以求。要把好质量关，选择有培养价值的科研、管理人才。院里制定了引进人才的制度文件，同志们要好好学习文件，不要坏了规矩。大家要在这个问题上统一思想，不能因小失大，只图一时之利，给后来人带来无尽的苦恼和麻烦。张冠梓同志还要具体介绍严格进人制度问题。

另一条腿是培养人才。要在现有人员中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要按照人才成长规律改进人才培养机制，努力造就一批国内甚至世界一流水平的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避免急功近利、拔苗助长。要促进人才资源合理有序流动。要在全院积极营造鼓励大胆研究、勇于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也要宽容失败，完善好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要注重培养青年人才。拥有一大批创新型青年人才，是我院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希望之所在。当前我院的科研及管理人才，五十年代出生的是主干力量，六十年代出生的也逐渐成为骨干力量，七十年代出生的已经崭露头角。当然，一些四十年代、三十年代甚至二十年代出生的老同志还在发挥作用。要大胆引进、大胆使用、大胆培养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才，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人才纳入视野。我院的中老年科研骨干不仅要做研究的开拓者，更要做提携后学的领路人。希望大家肩负起培养青年人才的责任，甘为人梯，言传身教，慧眼识才，不断发现、培养、举荐人才，为拔尖青年人才脱颖而出铺路搭桥。

第三，采取必要措施，加大领导干部和复合型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一是选拔一批有发展后劲的所局级正职后备人选加以培养。针对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不够扎实，长期党内生活磨炼不够严格，担任领导干部具备的基本素质不够完备的问题，缺什么补什么，不能条件不具备就仓促推上马，欲速则不达。要让他们知道怎么当书记，怎么当所长，怎么当局长，怎么管理好一个所、一个局。党组下决心培养一批年轻有为的，讲政治、明方向、守纪律、懂科研、善团结的党委书记、所长和局长。我院绝大多数党委书记、所长和局长是合格的，党组是信任的。二是加大干部交流和交叉任职的力度。比如党委书记、行政副所长一般不从本单位产生，加大管理干部交流力度，今年党委书记、行政副所长的选配，就是按照这样的规矩进行的，效果不错。第一批交流了21个处级干部，效果也是好的。三是实行领导干部和研究室主任任期制。虽然目前还在试点，大家是拥护的。有些小道理，从局部、短期看是合理的，但从大局、长期看是不合理的。希望同志们从大局、长远、根本出发，打破一潭死水，支持人才制度的改革创新。

（五）坚持、加强和改进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坚持把思想政治领导放在第一位，落实好“一项制度、两个建设、三项纪律”的我院党建工作基本要求。

党的领导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政治前提和根本政治保证。对于我院来说，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具有极端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

第一，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具体到我院，就是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对思想政治工作和学术研究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管干部、管意识形态、管大政方针。

一定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领导干部的第一政治责任。党的领导首先体现为党组和各级党组织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切服从党中央的要求和决定，使中央的决策部署在我院得到不折不扣的切实贯彻落实。其次是坚定不移地、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善于把中央的要求和精神变成本单位自觉的行动、具体的举措，努力办好院，治好所。再次，领导干部要树立党的观念，树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

毛泽东同志说，党的领导第一位的就是思想政治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当前，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斗争和较量。只有坚持党的坚强领导，才能牢牢占领党的意识形态阵地，避免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在座的书记们、所长们，你们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又是党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意识形态领域的骨干，决不是“自由撰稿人”“松散联盟”的召集人，而是党的意识形态阵地的领导干部，是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上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不能把自己降低为一般学者，更不能降低为“自由撰稿人”，应该始终站在党的立场上把研究所治理好。

第二，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关键要落实好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把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同发挥专家学者治所管所的作用充分结合起来，是我院的一项根本性的领导体制。只有坚持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才能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是党所领导的国家级学术机构和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政治性质，才能保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一定要把这个制度执行好、完善好、巩固好，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动摇，不能变通。

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制度建设是一项基本性、根本性的工作。我院有两个条例，一个是党委工作条例，一个是所长工作条例，它们从制度上对党委会和所长办公会、书记和所长的职责作了明确的划分，是管用的文件，必须认真学习，切实执行。

加强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一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对我院坚持党的领导是不能质疑的。有人问，研究所究竟是所长说了算还是书记说了算？谁是老大，谁是一把手，这种提法本身就是模糊的、错误的。不能争论书记和所长谁老大、谁说了算，正确的说法是党委集体领导说了算，而不是个人说了算。不能把党委当成配角，把党委书记当成跑龙套的，当成可有可无的职务，当成安排人的位置。书记是集体领导的班长，所长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的责任人，两人都要服从党委的集体领导。

个别同志党的领导观念淡薄，缺乏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表现为不懂党的集体领导，不尊重党委，不尊重书记，也不会实施党委的集体领导；在关键时刻对错误言行不敢发声，不敢亮剑，不善于做党的工作。要明确党委的核心领导地位和作用，明确党委领导是方向领导、政治领导，是科学决策的保证，不是代替一切“包打天下”，也不是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指挥。

二要解决好民主集中制问题。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正确实行集中。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凡是研究所的重大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议上公开讨论，集体决策，切忌个人说了算，杜绝“家长制”和“一言堂”；班子成员应摆正位置，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把看法摆在桌面，把意见说在台面，把问题解决在当面，相互提醒、相互监督、相互帮助，保持既严肃又和谐的工作关系，维护班子团结，增强班子活力。

三要解决好制定党委议事制度和规则问题。要把党委管什么事、所务会和所长办公会管什么事规划好、分清楚。凡是党委管的，如干部等大事，一定要提交党委会。要建立领导文件传阅制度。要有会议制度、会议议题、会议记录、会议纪要，有讨论，有落实。不能以所长办公会代替党委会，也不能以党委会代替所长办公会，不能开一揽子会。

四要解决好党委书记和所长的团结问题。凡是书记和所长搞不好团结的，单位工作也做不好。党委书记和所长既要明确分工，又要密切合作，分工不分家。书记是研究所党的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所长是研究所科研和所务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所长要支持书记的工作，坚持并服从党委集体领导。

五要充分发挥所长的作用。书记要支持所长工作，充分发挥所长在科研工作和所务工作中的积极性。在党委集体领导下，所长要对一个所的科研工作和所务工作负责，副所长要对自己分管的工作负责。所长要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来具体实施领导，充分发挥在科研工作上的组织管理、学术引导、学术把关等重要作用。要把副所长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研究室主任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每一个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六要提高党委书记的素质和能力。党委书记要善于当好班长，善于坚持民主集中制，善于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高明的领导，讲究领导艺术，知关节，得要领，把握规律，掌握节奏，举重若轻”，“一把手领导艺术的重要体现是有容人之气度、纳谏之雅量，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善于把‘多种声音’协调为‘一首乐曲’”。

第三，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一定要抓好党委领导班子建设和党支部建设。

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在我院抓党的建设，具体来说，要抓“两个建设”，一个是党委建设，一个是党支部建设。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研究单位建设得如何，关键在党委领导班子。抓好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有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是要下大气力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理论水平。着力抓好领导班子的理论学习，通过学习，切实做到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准确把握科研方向和学术导向，正确地指导科研工作。第二个环节，要提高领导班子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领导班子成员的使命感、责任感，率先垂范，模范带头，彻底地、全心全意地，而不是三心二意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认认真真带好队伍，认认真真履行职责，认认真真抓好管理，绝不能敷衍了事。第三个环节，要提高班子成员的领导素质和管理能力。班子成员要掌握高超的领导艺术，切实做到管理有办法，执行有力度，工作有思路。善于和科研人员、工作人员打交道、交朋友，为他们排忧解难，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要班子成员具备了上述三个方面的素养和能力，研究所的工作、社科院的工作就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另一个建设是加强党支部建设。研究室党支部是我院党的建设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支部建设重在落实，要紧密结合科研工作和业务工作来进行。

一要抓好领导落实。党委要高度重视党支部建设，定期听取党支部工作汇报，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建立党委书记和党支部直接联系机制，党委书记定期与支部书记谈话，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党支部建设中的困难和问题。党委成员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组织生活，深入支部，分工联系若干支部。

二要抓好组织落实。把党支部健全起来，把党支部建在研究室上，具备条件的研究室要及时成立党支部。把支部工作和研究室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支部在研究室建设和科研工作中的政治保证作用和思想导向作用。选好配齐党支部书记，符合条件的研究室主任应兼任支部书记。条件尚不成熟的，可以由研究室主任以外的党员担任。加强对支部书记的培训，提高支部书记的素质。重视发展党员，特别是在科研骨干和青年科研人员中发展党员，不能长期不发展党员。

三要抓好工作落实。党支部要定期开展活动，突出思想性、政治性、先进性，使活动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学习型党支部，支部书记要带头加强学习，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积极的思想交流，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四要抓好制度落实。建立健全“三会一课”制度，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委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严格支部的组织生活，使组织生活正常化、制度化、长效化。

第四，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必须加强“三项纪律”建设。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两者都不可少。在清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在高级干部中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遵守党的纪律，这是中国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落实为刚性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否则，没有纪律性，规模再大也只是乌合之众；缺少组织性，人数再多也不过是散兵游勇。要把“三项纪律”建设作为我院的一项基础性建设长期抓下去。

当前我院在执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财经纪律方面总体上是好的，但也还存在一些值得警惕的问题，必须集中力量加以解决。从我院的实际来看，加强“三项纪律”建设，要特别重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强化“四种意识”：

第一，强化党员意识。习近平同志强调：党纪问题归根到底是党性问题。共产党员一旦不注重党性修养，理想信念动摇，纪律就会松弛，行为就会失范。从一定意义上说，违规违纪、贪污腐败的过程就是党员干部党性动摇、纪律松弛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坚定党性原则、坚定理想信念、坚定政治立场，毫无例外地把自己置于党的组织之下。“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第二，强化服从意识。我院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坚决做到“四个服从”，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坚决贯彻中央和党组的决策部署，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敷衍塞责；坚决无条件地执行党的纪律，维护组织纪律的权威性，决不能选择性地执行，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第三，强化责任意识。每个党员干部都要增强遵守组织纪律的自觉性，把遵守党的纪律作为自己的政治责任、终身责任，自觉在约束中工作、在监督下干事。

第四，强化底线意识。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增强执行组织纪律的严肃性，自觉摒弃从众、侥幸、麻痹心理，心存敬畏、守住底线，不越雷池半步。党组提出了党委书记原则上实行坐班制，行政副所长坚持坐班制，所长或业务副所长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分管工作上的纪律要求。大家一定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