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怎么看蒙古帝国

        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蒙古，因此在学界、媒体与一般大众当中，关于蒙古的讨论又热络了起来，其中自然包括蒙元史。蒙元史在中国史学界，规模相对来说较小。一方面元朝作为非汉族建立的中国朝代，治史所需的语言门槛较高、原始档案文献解读不易，另一方面由于牵涉的地域与族群更加复杂，使得蒙元史研究更倾向跳脱中国史的范畴，而具有世界史色彩，也因此需要更多国外的知识背景，训练时间相对较长。总之相较来说，在中国的蒙元史学者比其他朝代的历史研究者而言，一方面数量来得少，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国外学界动态的掌握也更加紧密，其研究成果的国际化程度也较高。

        不过就笔者观察，蒙元史的研究圈在中国大陆史学界受到的重视相对不足，而在台湾地区情况恐怕又更为严重。近年来的台湾蒙元史相关研究基本上是针对元代蒙古治下的汉人社会、文化与思想，旁及色目人如何受汉文化影响的议题（例如对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探讨）。关于蒙古帝国与其对后世影响的讨论基本上相当罕见。前阵子美国人类学者Jack Weatherford的《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简体字版书名《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与《成吉思汗的女儿们》（简体字版书名《最后的蒙古女王》）在美国畅销，并且在海峡两岸分别出版了中译本，但是中外蒙古史学界对其著作评价并不甚高，多认为是不甚成功的翻案之作，因此反应相对冷淡。

        然而近两年来，日本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杉山正明的著作《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与《游牧民的世界史》中译本的发行，不仅中国史学界如罗新与姚大力等学者分别撰写相关书评与推荐序，前阵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还采访了作者本人，请他来回应这些评论与问题。而在台湾的出版界，除了出版杉山的《忽必烈的挑战》、《游牧民的世界史》与另一本《颠覆世界史的蒙古》（日文原名“モンゴ儿が世界史を覆す”。周俊宇译，台北：八旗文化，2014）以外，稍早还出版了另一位日本蒙古史耆宿冈田英弘的作品《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日文原名“世界史の诞生─モンゴ儿の発展之传统”。陈心慧译，新北：广场，2013）。海峡两岸的学界与出版界近来同时系统性引入日本蒙元史与世界史研究的现象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因此本文主要简介这两本在中国大陆尚未引入的译作，讨论上述著作引入台湾的缘起，最后比较两岸对这类著作的接受与反应。

        冈田英弘的《世界史的诞生：蒙古的发展与传统》一书，日文初版于1992年发行，1999年再版，21年后才被译介到中文学界。虽然内容略嫌陈旧，但仍可作为冈田史学管窥。作者认为，由于蒙古帝国的出现，世界史才变得可能。因为在古代文明中，书写历史是作为一种文化出现的。而最早拥有历史文化的仅有两种文明：即西方的地中海文明与东方的中国文明。其余的文明原本缺乏历史文化，但后来受到这两大文明的影响而产生书写历史的文化。而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观分别以司马迁《史记》和希罗多德《历史》为代表。

        地中海型历史观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尚未统一的弱小希腊如何战胜亚洲强国波斯的故事，而这种历史叙事与基督教《圣经•启示录》中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重合，确立了地中海文明以“善良欧洲战胜邪恶亚洲为历史宿命”为代表的对决历史观，以变化为主题。

        而中国型历史观则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该书记载的是中国帝制的历史，讨论的是皇权的起源与转移。皇权之所以转移，是天命转移的结果。而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为正统。在这种以正统递嬗为主轴的历史观写出的中国型历史，基本上是一种停滞的历史：历史舞台主要局限于中国内地，无法将中央欧亚地区的历史反映出来。例如《元史》仅是蒙古帝国中元朝部分的正史。

        从冈田的角度来说，前述两种历史文化都是从自己的区域来看世界，只有作者自己的区域才值得被称为世界。然而，当现代人将世界史书写的范围扩大到地球整体时，这两种历史模式都不足以取法。十三世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出现后，东方的中国文明连接了地中海文明，两大历史文化首度接触。同时欧亚大陆后来的政治边界划分也是蒙古帝国统治下的遗产。冈田更主张资本主义经济首先诞生于华北，在蒙古帝国统治下经由欧亚草原传入地中海世界与西欧，由于海上贸易发达，同时揭开了现代与海洋帝国的序幕。在蒙古帝国治下，整个世界可以被视为整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可以说蒙古帝国成立之前的时代是世界史以前的时代，十三世纪后才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史。其中又以当时供职于伊利汗国合赞汗底下的拉施特（Rashid al-Din）所著《史集》为代表。

        虽然笔者不尽同意冈田对地中海型与中国型历史的本质化诠释，不过第七章“从东洋史与西洋史到世界史”倒是有些不错的讨论火花。冈田从反思日本史学界的历史分期系统出发，认为传统日本史学界的日本史、东洋史与西洋史三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分期标准，无法从中为新的世界史发展出一个适当的研究架构。例如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将皇帝专制视为中国走向近世的指标之一，但是在西方，专制主义的发展局限于法国，并不能作为整个西方的代表，因此不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而他提出以蒙古帝国成立为分期的内陆欧亚视角有潜力成为未来世界史学界的一种典范的说法，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反思过去的世界史典范。

        如果说冈田这本书关注的是蒙古帝国与世界史的关联的话，那么另一本书则关注蒙古帝国与世界帝国的起源问题。

        杉山正明的《颠覆世界史的蒙古》一书，日文原版于2002年，中译本根据2006年第二版于2014年译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随笔与论文集，不如说是通俗读物。书中多半没有注脚，偶尔会提到一些引用的书名。相较于先前出版的《忽必烈的挑战》等著作，本书结构较为松散。由于日文版出版时，正值美国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一年，也因此这本书以蒙古帝国为例来比较历史上的帝国与当代美国。这与先前出版的中译著作着重讨论中国史明显不同。

        杉山正明从九一一事件及其后美国通过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而进入内陆欧亚地区的情况，反思了当代美国对伊斯兰教的失策。在书中他澄清了蒙古帝国对伊斯兰教不友善的说法，并说明穆斯林在蒙古帝国的政治、军事与贸易中，实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蒙古大汗将征税与贸易委任给斡脱（ortoq）穆斯林商人。相较于现代美国以非白即黑的二元区分来对待穆斯林，并且将九一一事件视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两种文明冲突的结果来看，蒙古帝国的手腕比美国要来得成熟许多。

        此外，该书对人类史上的帝国之讨论也值得一读。书中附录的帝国史发展进程图是很有用的参考工具和教材。作者对“帝国”这个和制汉字在日语脉络中的梳理，以及对于帝国的定义与分类标准都有可观之处。例如，杉山认为大英帝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帝国，将蒙古帝国和美国视为两个仅有的世界帝国并进行比较也很有意思。杉山主张大英帝国的主体英格兰在欧洲其实并没有取得压倒性的地位，它只是在法国、德国、荷兰等海外殖民地型帝国中表现最突出而已。它本身也不是个一元整合的国家。最后是它对于世界整体的影响力，根本无法和一次大战后的美国相提并论。因此很难说大英帝国是一个世界帝国。对于杉山来说，在世界史上，蒙古帝国作为欧亚帝国所展现的各种特征，可以视为世界帝国的起源，而当代美国在全球政经、军事与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也得以称为世界帝国发展的巅峰。

        值得注意的是，过去许多人都视蒙古人为野蛮的游牧民族，文明程度低下，认为蒙古征服只是为欧亚交流提供发展背景，而不是主动促成这些交流的动因。但是，杉山在书中举青花瓷为例，说明蒙古人出于喜爱青色与白色的品味，而将中国的瓷器制造技术与伊朗的钴蓝涂料结合在一起，出现了青花瓷产业，并使其风行欧亚，成为当时权力与财富的象征。

两岸出版文化管窥

        至于这些出版社引进日本蒙元史与世界史译著的初衷，笔者于今年4月24日与两位责任编辑沈昭明与富察见面时，曾经讨论到“游牧民‧蒙古时代”与“另眼看历史”丛书的策划。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富察本身是满人，他有感台湾目前市面上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中缺乏对内陆亚洲历史的介绍，加上他们想要引介一些不同于一般的历史诠释，才看中了杉山正明的这些轻学术作品。而原先在广场出版任职的沈昭明也支持这个计划。由于他现在转赴台北商务印书馆任职，因此原订出版冈田英弘教授2010年发行的巨作《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モンゴル帝国から大清帝国へ）的计划也一并转往商务。目前该书稿已进入最后的校订阶段。另外，杉山正明2004年发行的代表作《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モンゴル帝国と大元ウルス）也在计划出版之列。笔者相当期待这两本书的的中译本能早日面世。

        最后谈谈两岸对于引入日本蒙元史研究的反应。就笔者的观察，似乎中国大陆的读者对杉山正明的反应是比较两极化的，特别是杉山著作中质疑元朝与清朝作为中国朝代的言论，他们好像特别敏感。这从刊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杉山本人的回应中可见一斑。相较之下，台湾读者对这种言论的接受度似乎较高，并没有看到比较激烈的反应。若排除销路不佳的因素，某种程度上来说，大概也是因为这些作品在台湾更多被视为世界史类书籍，淡化了一些敏感性的缘故。就以本文权充为笔者对于这个两岸文化现象的一个观察与注脚吧。

 

（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欧亚学系博士候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