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论文莫抄，抄必被捉

        近日的学术“盛事”，当推北大历史系原博士生于艳茹刊发于2013年《国际新闻界》的论文，被该刊发现存在抄袭嫌疑。

        相比过去发现的很多学术抄袭，于艳茹所涉嫌的这桩抄袭案，有两点不同之处，其一、涉嫌被抄袭的论文发表于1984年，既不属于中国学者比较熟悉的外国经典，恐怕也没有被录入数据库，一般人不易发现。其二、史学论文刊登于新闻学刊物，属学术跨界，隔行如隔山，她的同行理论上也不易发现。由此推测，作者在写作这篇论文时，一定意义上存在防止被抓的故意。

        从这两点可以看出，于艳茹不像早期的一些笨蛋“前辈”，会干出抄袭导师著作的蠢活，而是大大抬高了发现者的“门槛”——得清楚国外研究动向，还得有跨界的学术眼光。“门槛”的抬高，表明学术腐败出现了“新动向”。于艳茹的倒霉只在于，她低估了有的当代中国学者跨界研究的能力及所研究问题的广度。

        学术腐败始于论文抄袭。论文抄袭的风气，大行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其中固然有学术不规范的影响，但故意为之者亦属不少。时不时被发现的抄袭丑闻，严重困扰着学术界，使中国学者的声誉普遍下降。

        恰好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互联网的迅速兴起以及对这种风气的大力曝光，无疑遏制了问题的恶化。最著名的是早些年让抄袭者闻风丧胆的“新语丝”网站，其中就揭露了很多论文抄袭案例，该网站的创办人、科普作家方舟子因此红极一时，堪称学术界的“纪委书记”。

        而这些年来，学位论文和学术刊物数字化工作，几乎使所有学术论文（涉密的除外）都可以在互联网上被查询，从而接受同行乃至“外行”的审视。要想躲避查阅，门儿都没有。软件工程师开发出的“反抄袭”软件，更为快速发现抄袭提供了便利。

        技术固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技术并非唯一。在论文抄袭愈演愈烈之际，中国的学术管理机构出台了很多处罚性条款，不少人因此受到应有惩处，不过也要看到，有的举报材料在网上公布后，学术机构并未及时处理，甚至被置之不理；即使处理，往往也是从轻发落，罚酒三杯，公众徒唤奈何。

        如何看待这种处罚不力的情形？

        首先，那些未受到处罚的抄袭者应当明白，互联网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哪怕劣迹在网上消失，还可能在某个人的硬盘里呆着，随时可能被放出来。要想消灭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比“焚书坑儒”，杀人灭口难多了。

        其次，学术腐败不存在像刑事案件那样的追诉期，千年以后，对抄袭的追问和谴责都是成立的，抄袭者没有任何侥幸可言，自己不承担责任，则由子孙后代承担骂名。

        再次，尽管研究人员在世俗社会须服从体制性安排，但是学术共同体是依靠精神纽带结合在一起的，引领群伦的学术领袖必须“身世清白”。学术共同体因此有其自净能力。在世俗社会，抄袭者兴许有一些支配权，但是在精神世界，他已经被开除“学籍”。

        依此三点，曝光抄袭者不过是第一步，而惟其如此，紧随其后的道义性惩罚才有可能，而且比体制性的惩罚要严厉得多，在这层意义上，可以相信学术共同体具有自净能力，而其前提必须是曝光，尤其是媒体的曝光。随着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化，强化对学术腐败的监督制约，是这个时代赋予媒体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