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族群冲突 | 革命战争中溃败的民主制度

【编者按】

        政治的内容不仅是规定谁在何时得到什么，它还指导一群人怎么与另一群人相处。而国家的统一并非当然之事，国家内部的冲突与分裂往往也不仅是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兴风作浪的结果。如何理解那些在制度上、行动中失败或成功的海外族群政治案例？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市场栏目特别邀请了上海政法学院族群政治研究小组研究员郑非为我们撰文讲述“海外族群冲突”。本文为该系列第三篇，前两篇见“相关文章”。

        一个强大、拥有悠久文明和众多人口的世俗主义国家里有一片主要由穆斯林构成的边地。这一边地幅员辽阔、资源众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从本土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在工作、地位、经济条件和居住地域上都高人一等、自成一体，他们自视是“文明开化”的先锋。国家对这块边地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但是投资的主要受益者还是外来者。虽然在这里已经立足百年以上，但是政府还是焦虑于当地人的离心倾向。布置在那里的军队，主要执行的是民事监视任务。久而久之，自成一体。当地政府对穆斯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持有某种歧视态度，认为最好的巩固统一的方法是尽快让当地居民向国家的主流文化看齐。但公平地说，国家还是为当地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医疗与教育服务，也多多少少提供了政治参与途径。外来移民虽然境遇较佳，但是还算自食其力。本地人虽然有不满，但同周边地区相比，生活大体上还过得去。有大批的当地人进入军队和地方政府做事，还有一批人成为接受主流文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方面不满于社会歧视，一方面仍然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里。

        以上说的是1950年前后的阿尔及利亚。当年，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个省份，国际上的一般观感，是把阿尔及利亚看做是法国的一部分，而不是普通的帝国殖民地（在这种领地中，由少数帝国官僚统治广大异族被统治者，比如法属摩洛哥）。当时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关系，好比爱尔兰之于英国、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法国占据阿尔及利亚的历史由来及相关施政可参考林达的《“你们要什么啊？”》）。

        对当时的法国政客以及人民来说， l'Algérie, c'est la France（“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的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而这恐怕不能一律斥之以殖民主义心态。法国的著名作家加缪就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对他这样的人来说，阿尔及利亚也是自己的故乡，所以他多次呼吁和解、共识。1954年，当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FLN，简称“阿解组织”）开始以暴力恐怖手段追求独立的时候（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法国政治光谱中的各部分都坚决反对。当时法国虽然是左派执政，主张改善民生，但在阿尔及利亚这个问题上，左派右派其实没有什么意见分歧。首相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该人一向持反殖民主义立场，主持了法国从越南、突尼斯等地撤出）在国民议会中讲演道：

        “当这个国家的内部安宁、团结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完整受到威胁的时候，是没有妥协可言的......阿尔及利亚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

        1956年，中左联盟共和阵线在选举中获胜，居伊·摩勒首相（也是社会党总书记）本来打算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在阿尔及利亚恢复和平。但是面对着当时已经极端分裂的阿尔及利亚，摩勒也很快做出了抉择，在阿尔及利亚实行军管。

        法国的左派尚且如此，其他的政治势力就更不用说了——有人想要保住帝国荣誉，有人想要挽回二战与越南战争中遭受的屈辱，有人要保护一百多万移民，有人看中了阿尔及利亚的资源与地缘重要性，也有人认为法属阿尔及利亚是一个现实，强行修改它会带来更大的不幸。

        所以，基本上法国各派对维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主权持有共同意见。

        在经济上，镇压阿尔及利亚也不是什么难事。阿尔及利亚战争固然是一项巨大的耗费，一共花了500亿到550亿新法郎，每年占政府总预算开支的24%到32%之间。1958年（第四共和国末期）也爆发了财政危机，法国经济趋于停滞。但这恐怕是由于当时的中左派政府在镇压起义的同时还雄心勃勃地进行了许多社会工程有关。戴高乐政府在1958年上台之后，大幅度削减了这些建设，法国就马上恢复了财政健康和经济活力，在战争的后半期（1958-1962），法国始终处于经济增长状态之中（年增长率都在5%以上），且在能源、机械、电子行业突飞猛进。从整个战争的跨度来看，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销（包括军事开支与民事开支）顶点是在1959年，占掉了GDP的2.8%，但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实际上，1945-1975这段时间，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被称为法国的“黄金三十年”（年均增长率在5.7%）。从这个角度看，法国完全有经济实力进行长期的作战。

        那么，是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作战不如人意吗？

        简单的回答：不是。法国军队自从从越南铩羽归来之后，就一直对游击战争和革命战争进行研究，在阿尔及利亚部署了一大批具有丰富反暴乱实战经验的军官。从军事角度上讲，阿解组织一直被法国军队压着打。比方说，阿解组织的活动重心之一是在阿尔及尔这种大城市，袭击、暗杀警察，针对平民进行爆炸，原因很简单，在大城市爆发暴力恐怖活动最能打击法国所维系的秩序感，凸显抵抗者的力量。但是法国军队派出了战争英雄马修将军，带着他的伞兵旅，从1957年一月开始对阿解组织的城市组织网络进行无情扫荡，经过九个月的残酷作战，阿解组织的领导人、战斗员、后勤人员几乎无一例外或杀或擒。阿解组织在阿尔及尔的活动被全面终止。

        在乡村地区，阿解组织还能保持一定的存在。直到1958年3月前阿解组织招募的人数还比其损失的人数要多，但是在四月之后形势逆转。法国军队将两百万人迁移出山区，剥夺了阿解组织赖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到1958年为止，又成功的封锁了阿尔及利亚与突尼斯、摩洛哥的边境，切断了阿解组织获得外部援助的渠道。法国军队的情报工作是有效的，装备完善，机动灵活，也能获得部分当地人的配合（尽管动机不一，在高峰时期有二十万当地人为法军作战），在乡村地区缓慢但逐渐的扼杀阿解组织。面对法军的攻势，为免报复，当地的阿尔及利亚社群通常拒绝与阿解组织往来。到了1960年夏天，阿尔及利亚抵抗运动的危机到达高峰，重要的地区指挥官开始撇开领导层试着同法国进行谈判。当时一名地区领导写信给阿尔及利亚流亡政府报告说“在城市中心地区组织架构已经解体，在乡村则越来越不可能保持存在。”由于法国人行之有效的镇压，阿解组织从来没有能够组织一次全阿尔及利亚范围内的罢工、示威或起义。

        从国际环境上来说似乎也没有对法国太多的阻碍因素。尽管美国在战后持反殖民主义立场，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作为也不是太高兴。但是阿尔及利亚情况特殊，他们也是知道的。就从来没有采取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时那种激烈的最后通牒式态度。苏联的话，尽管口头上表示对阿尔及利亚抵抗组织的支持，但当时的苏联海外投送能力有限，很多时候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

        那么，既然在政治、经济、军事与外部环境方面，法国都没有面临明显的阻碍，那么为什么法国还是丢掉了阿尔及利亚？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好些个，比如说，法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反战意见。虽然大家都认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但大家也承认，阿尔及利亚同法国本土毕竟不一样。随着战争的日益延长、残酷（虽然成功），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将来要重建阿尔及利亚，收拾民心士气，将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也许要从法国本土转移大量的资源，可能会拉低法国本土的生活标准。换句话说，战争本身就减少了阿尔及利亚对法国的价值。而且当时东方的越南战争还在方兴未艾之中，有这个例子，法国人很难对阿尔及利亚产生过分的乐观情绪。这种现实与认知上的差距，这种对未来的忧虑，也许可以解释戴高乐最后给予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理由。

        但是，对法国来说，最危险的敌人可能不是阿解，而在萧墙之中。法国内部的许多人，开始越来越不安的注意到“黑脚”同军队的致命结合，以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

        在1830年代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后，派遣大批移民到阿尔及利亚来以为爪牙。之后法国历次政潮、革命，失意于政治的人也纷纷涌到阿尔及利亚来开辟新生活，这些移民获得了一个外号——“黑脚”（Pieds-Noirs）到1950年代，他们的人数已经达到了一百万之多，在本地也历经数代。对这些黑脚来说，由于地处帝国边缘与多族群生活的环境中，他们就有更强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胁感。“狂”和“怕”是许多人的心态。他们反对一切让当地人拥有更多政治权力的改革，理由是不必要或太危险。法国议会中有大量的议员同情黑脚，认为提出政治改革就是鼓励分离势力，就是软弱无能。

        这里有一个例子：在1955年1月，法国总理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驻阿尔及利亚总督，以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主张扩大阿尔及利亚在财政和行政方面的自主权（向推行自治的方向靠拢），废除现行的“二元选举团”制度（当时阿尔及利亚议会五分之三的席位由欧洲裔人口选出，剩下的归穆斯林），使穆斯林与移民有平等的选举权利。他想以此来争取温和派穆斯林的支持，从而瓦解反抗力量。此举遭到了黑脚们的坚决反对，认为这是向恐怖分子低头。他们利用在法国议会中支持自己的议员向苏斯戴尔施压，迫使他暂缓了该计划的实施。

        面对独立运动，许多黑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支持不择手段镇压之，于是出现的是他们与军方的结盟。

        当时的军方，面对阿解的恐怖袭击与游击战，深感普通刑事程序与手段的不足。“我们必须毫不犹豫的找到有效的手段——尽管他们可能不符合常规——也要不留怜悯的实施。”这普遍指的是刑讯和非法拘禁。当时的军方把每一个阿尔及利亚人和同情他们的法裔都看成是潜在的罪犯，决定依靠暴力和恐惧来统治。

        在这么做的同时，军方对巴黎的共和国政府也越来越不耐烦。尽管历届政府都相当支持军队，但是国内多多少少有批评意见与牵制。在民主体制下，这种声音很难彻底消失。许多军人开始质疑民主政府的可靠性，他们联想起二战期间政府对军队的“出卖”，也联想起越南战争中政府的“软弱”，认为民主体制根本无法应付“革命战争”这种非常事件。一些军官开始声称“我们要认识到，在当代世界，民主意识形态是非常无力的。”

        军方由于得到了黑脚的政治支持，越发胆大妄为。1958年5月13日，他们干脆联合起来在阿尔及利亚发动了兵变，迫使开明派政府倒台。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体制也因此而瓦解。戴高乐出来收拾残余，一开始面对这一联合也不得不虚与委蛇。这样，不仅连续几届法国内阁都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而且总体军事政变也濒临爆发，在现代法兰西历史上，再次浮现了“佛朗哥化”军人专政的危险。这些事态真应了当初美国革命时英国政治家柏克反对向北美殖民地派兵所说的话：“取代它们而治理美洲的军队，糜费将更大，效果则不如；事到后来，军队会变得像它们一样难以驾御，真也未可知。”

        部分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军人承认：“我们（在阿尔及利亚）必须做的事是从上到下的组织群众。你可以把我看成是法西斯，但是我们必须让民众顺从，让每个人的行为都得以控制。”法国的知识精英开始担忧这种现象的蔓延。法国著名的左翼知识分子让•马利•杜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在当时发表文章，称：“在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不可能同法国的民主实践并存。……我相信，阿尔及利亚的法西斯主义……会掉过头来对付中央政府。……只要法国还在拒绝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愿望，那么阿尔及利亚战争就会延续下去。而只要战争延续下去，阿尔及利亚的形势就会持续不断的滋长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会不可避免的扩散到整个军队中去。我们正在同时间赛跑。”在1959年法国的一项民意调查中，65%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调查者认为军方有可能越轨行事。

        1958年戴高乐上台，他必须做出判断，承担哪种政治风险——是丧失阿尔及利亚还是军人专政。虽然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的胜利达到高峰，但是法国民主政治体制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危险。他曾经指望用自己的威望控制黑脚与军方中的好战分子，但失败了。于是，戴高乐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退出阿尔及利亚，壮士断腕。

        事后回过头来看，一个教训就是，在这种事件中，即使握有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优势，也不要以为暴力与强制能够成为解决冲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只以治安的思维来应对族群冲突、国家分裂，到头来有反作用也说不定。

        参考文献：Gil Merom, How Democracies Lose Small Wars,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ilures of France in Algeria, Israel in Leban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Vietna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