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导演吴子牛：我没有顾虑，编剧敢写，我就敢拍

        “现在很多媒体用‘历史脱敏’来形容《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确实，一般影视作品很少触及这段历史，也没有这样的广度和深度。这是时代和政治进步带来的。”

        坐在怀柔中影酒店的茶馆里，导演吴子牛靠着椅背、撇了撇八字胡表示，自己并不避讳这些声音，只是万万没想到，一播出反响就这么大。

        吴子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自己会上网看大家的点评，也知道不少人质疑剧中一些细节和史实有区别。对此，吴子牛强调这是部故事片，“这不是纪录片、文献片。有些地方根据剧情需要，我们做了艺术处理。”

        “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首次访美”、“知青返乡”、“农村包产到户”……许多重大节点事件真实呈现，敏感历史事件亦不回避，更有众多历史人物首次“亮相”。

        吴子牛笑言，自己既不是党员，也不是专门拍伟人戏的导演，但他相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办等组成的编剧团队，历时四年的创作成果，每个字都经过斟酌，“我没有顾虑，编剧敢写，我就敢拍”。

        《邓小平》开播以来，吴子牛接到众多采访邀约，“一般拍摄完，我不大接受采访，但这部片子有不少想法可以谈。片中很多是时代印记，是我们的亲身经历。”

歪打正着走上导演路

        吴子牛生于1952年，正是影片1976年至1984年的亲历者，他们的青春与这个时代同步。采访中，吴子牛会不自觉地陷入对“文革”的痛心回忆以及对邓小平改革的钦佩之情。

        “反右运动”中，吴子牛有亲人被打成“右派”，生活从此一片漆黑。“文革”时，他目睹有人被活活打死。自己不是红卫兵，当了知青后，推荐参军他去不了，就连当煤矿工人都没他的份。

        “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邓小平复出主管科技教育，我们都上不了大学。”吴子牛感慨道。不拘一格降人才，让无数原本生命黯淡无光的人们，重新找到希望，改变了一生。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25岁的吴子牛已是四川乐山地区文工团话剧队的“老职工”。可临近高考，他却因一时冲动，酒后与人打架，被取消高考资格，抽调到农村参加社教。在社教的半年里，吴子牛被农村恶劣的条件所触动，竹片围成的房子、棉被都是烂棉絮……“当时的经验在《邓小平》中也用上了，百姓生活的悲惨以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都很尖锐，令人难过。”

        错过高考的吴子牛，却歪打正着参加了1978年高等艺术院校的招生。他在中央戏剧学院成都考点顺利通过三轮考试，但由于年龄不符合“不得高于22岁”的规定，他只好赶往西安，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回忆过去，吴子牛不禁莞尔，“那时为了考试，还买了‘退字灵’，把年龄改了。不过中戏的考试经验给了我自信，也为考北影做好准备。”

        至今，吴子牛还记得拿到北影通知书时的心情，“信封很薄，以为自己没考上，在河边坐到天黑都不敢拆。后来发现被录取了，激动地‘啪啪’就跳水里了。”这样的场景在《邓小平》中也曾出现：夏建国在延安拿到通知书后，激动地用尽所有力气呐喊。

        毕业后，吴子牛并没有争取留京，而是选择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学了四年，急切地想工作、创作，做导演的愿望非常强烈。”

        果然，第五代导演中，吴子牛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练兵之作《候补队员》是最早拿出的作品，并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随后，广西电影制片厂由张军刽执导、张艺谋摄影的《一个和八个》也推出了……

        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最值得骄傲的也许并不是戛纳颁奖台上的辉煌，而是他们冲破黑暗寻回梦想，并以强有力的作品向中国乃至世界影坛争得一席之地。陈凯歌、张艺谋、吴子牛、田壮壮、张军刽、胡玫、李少红……莫不如是。

“入戏深”跟着笑和哭

        再好的导演也不可能是全才，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探究背景和细节。有时过于沉浸在某个情境中，甚至会忘了自己是谁，在什么时代。

        在拍摄《贞观长歌》时，长达两个月时间沉浸在唐朝的气氛里，吴子牛不得不在每次关机时，到门口“喊魂”般大喊自己名字，提醒自己不在唐朝。在拍摄《邓小平》时，无论是拍到邓小平眼泛泪光，还是开心喜悦，吴子牛和工作人员都会跟着落泪一同欢笑。

        “很多人讨论（邓小平）像与不像的问题，对我来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拍了一百多天，到后来我觉得邓小平就是这个样子。”吴子牛回忆道，有一场戏拍邓小平和廖承志谈话，当时情节需要邓小平打个喷嚏，现场人们都非常入戏，完全忘了在拍摄，当场就有人冲进去递纸巾。“只有忘我地融进去，才能有很好的戏。”

        在细节的琢磨上，吴子牛费了不少功夫。

        在《邓小平》中，巫刚扮演的田志远出场是白头发，曹慧还叫他“白头翁”。“但后来我把巫刚的头发染黑了，为了表现国家获得新生命，人的精神面貌也要变，这是出于我们的理解，同时也是由人物内涵决定的。”

        吴子牛对这一细节的解释，追溯到自己北影老师身上，“那时他们常说要减去十岁，把文革的十年减去。”

        在《邓小平》中，同样因时代改变，从思想感情到外貌都发生改变的，还有曹慧，后来她还烫了一个波浪头。这时，人们开始知道什么叫美。

        基于对历史细节的亲身经历，吴子牛在《邓小平》中进行的“二度创作”也不少见。从引来争议的1976年10月6日晚那场暴雨，到邓小平去广东考察时遇到被封住嘴和脚的鸭子，一层层加强视觉冲击。从细节表现到叙述角度，颠覆了“伟人片”在人们脑海中的印象。

        “平视”是吴子牛在接受采访时一直强调的表现视角，“以往伟人片都给人仰视的感觉，就像在拍一个冰冷的雕像，没有感情。我们要贴近人物贴近感情，从平视的角度去表现。”

        吴子牛承认，在过去，这个戏是拍不了的，现在不仅拍好还能播出。“文化和政治的进步，让我们能相对适度地放开手脚，用一些创作手段表现伟人。”

拍《南京大屠杀》触动最深

        给予总是相互的。导演给作品赋予生命的同时，亦会被作品所影响。

        吴子牛自己也没想到，1994年，台湾影评人焦雄屏的一个电话，给自己带来了巨大改变。“（《南京大屠杀》又名《南京1937》）真正改变了我、我的情感和我对战争、对抗日战争的看法。”

        当时，对于“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不少导演都有意接手，选取的角度亦有不同：有的导演有意以东京审判战犯开始；有的则拟从洋人这一角度表现国际安全区20多名洋人营救难民的故事；有的拟从家庭角度来写。

        吴子牛希望片中有家庭的角度，也有并非握着武器的日本人的视角，剧本因此数易其稿。“南京大屠杀令我感到震撼和羞耻。可怎么表现？如果还是一味纪实，不挖掘人性中的善与恶，不声讨战争，这个戏就没有多大意义。一个正常的人如果被战争扭曲了，就是野兽、魔鬼。”

        发着高烧、全情投入，现在回想起来，吴子牛依然感慨，“那时感情非常强烈，后来发现我下巴上留着的胡子都拍白了几十根，干脆（把胡子）都剪了。”直到现在，吴子牛不再留“山羊胡”，而改留“八字胡”。

        拍摄时正值南京的冬天，路上一排排法国梧桐修剪了枝叶，在逆光的灰蒙背景下，就像从地下伸出的亡灵的手。

        “这个戏完全改变了我对日本的感情，民族的创伤在心中挥之不去。后来片子在日本公映时，他们邀请过我两次，我都拒绝了。”至今，当被问及对哪部片子触动最深时，吴子牛依然表示，《南京大屠杀》在方方面面都令人难以忘怀。

        当然，今天的吴子牛又多了一部令他难以忘怀的片子，就是这部《邓小平》。

        这不同于《南京大屠杀》给心灵带来的悲怆，《邓小平》更像是吴子牛给他们这代人献上的“致青春”，将自己的经历和时代的变迁娓娓道来。

        “我们对这个时代很有感情，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吴子牛用《邓小平》片尾曲的歌词，来形容自己经历过的巨变和蜕变。

        如今，《邓小平》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吴子牛依然马不停蹄，“现在已经在谈几个本子，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有历史的也有现代的，就看哪个最成熟，就选择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