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杨宇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了吗？

        

        在《蒋廷黻回忆录》中，记载了他1920年代参与的一次东北研究旅行。在这次旅行中，蒋廷黻拜访了东北最高军政长官之一的杨宇霆，而杨向蒋透露了他对于东北问题与中日关系的一些基本立场。

        杨宇霆认为，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他不欲阻止日本扩大其经济利益，他让日本从其创办企业中获得好处，而目的是要比日本进步快。日本迈一步，他一定要迈两步，中国内地移民到东北的人数每年约一百万，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中国人一天天的多起来，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在东北办教育，创立中国学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对我们发展农业，日本将高兴我们发展农业。在许多方面中日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你们关内的同胞没有力量予我们军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们和日本公开冲突”。蒋廷黻以为杨宇霆这番话“是对的，是高明的”。

        可与蒋廷黻这段回顾相对照的是胡适在1934年日记中所写下的：“杨宇霆若不死，东北四省必不会如此轻易失掉。”（《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58页，杨氏与中国一流知识分子的交情似乎很不错，章太炎也曾在1926年说过他对杨的一份复函“甚为满意”，孙中山则在1923年致杨氏函中说杨“名言谠论，度越前伦”，“东省自得执事与诸贤助理，军民两政日臻盛轨”。）        

        杨宇霆对蒋廷黻这番谈话后不久即命丧张学良之手（据维基百科，事发前杨宇霆曾请神扶乩，得到死亡的预言，却因无法解读而最终遇害；此外，我们需知，就算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虽然战争几乎天天发生，但是军阀谋杀另一军阀的情况只有少数几例”，参阅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译本，158页），奉系新派的一代人物，转瞬成为枯骨。刘以芬《民国政史拾遗》中曾记载：“奉系将领本分新旧两派，旧派主张巩固原有地盘，不必急图发展，新派主向外扩张势力，不宜困守一隅，而张作霖本人则赞成后者”，“旧派以张作相为首，及奉直第一次战争奉系战败，渐失势，由新派起而代之，新派外拥杨宇霆为首，内则又分士官派与大学派，杨宇霆等属于前者，郭松龄等属于后者，前者为张作霖所器重，郭松龄则独为张学良所赏识”，郭松龄后来反叛，事虽败但张作霖未迁怒张学良，埋下张学良日后杀杨宇霆的伏笔，张学良晚年的口述回忆中说：“我跟杨宇霆弄得不大合的原因，就是因为郭松龄”，“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头，是死在郭松龄的关系上”（但是同样重要的一点是，郭松龄的行动在当时其实激怒了奉系广大军官，其叛乱亦缺乏支持，并非杨宇霆一人之力而陷郭于绝境）。

        张学良杀杨宇霆，固有杨对张态度傲慢之远因，更多则当属派系间的党同伐异，是以国民党陈布雷在闻知此事后第一时间即认为：“大抵当以人事关系与东省局部政权递嬗之结果交互而成”（《陈布雷集》，168页）。当年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后，吴佩孚率残部撤退到河南，张学良欲攻打河南，解决吴佩孚，杨宇霆则以为应当联合吴氏，后来张作霖从其子之见，以沉重之代价最终击破吴佩孚，就此彻底瓦解直系（参阅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343页），此事则系郭案之后杨、张矛盾进一步发展。

        《辞海》（2002年版）的解释是“杨宇霆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篡夺东北军政大权，被张学良枪毙”，现在看来不够准确，杨宇霆作为奉系新派中的士官派（“士官”指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何应钦、蒋百里、阎锡山、徐树铮，李根源、姜登选等都曾在此就学），也是奉军阵容的主要缔造者（参阅Ronald Suleski: 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2, p12），当属深度知日（尤其是军政实务方面）无疑，而且比起屡向日本示出不合作态度的张作霖来，杨氏更得日本人的支持（参阅陈三井：《舵手与菁英》，130页）。        

        但是，说他投日，则尚欠缺理据，尤其是当时洞明局势者皆认为张学良“妄自尊大又无充分外交经验”（参阅邢和明：《蒋介石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9页），此时论观察可为一大佐证。陈布雷在得到杨氏死讯后，大感“突兀”，并说杨宇霆“绝非亲日者流”，“以智计深沉闻于世，故日人尤忌之”，“才略学术，均非平庸，本为国家干城之材，终为军阀制度之殉”。据来新夏等所著《北洋军阀史》（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其时日本方面也认为“年轻的张学良较之具有强烈排日思想的张作相，杨宇霆等人更容易摆布”。一些历史亲历者日后撰述回忆文字时，甚至有人认为日本在张杨关系上顺势施展了离间之毒计。

        克劳塞维茨在其旷代名著《战争论》中写道：“假若存在均势，一方有积极的目的，即较强的动机，但掌握的力量却较小，这样，双方动机与力量的乘积是相等的，如果预料这种均势不会发生变化，双方就必然会媾和”，故而“结果仍然是等待较有利时机的出现”。从克劳塞维茨的判断出发，我们可以发现杨宇霆的对日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确乎有其合理性。《孙子兵法•谋攻》也说过类似的话：“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虽然说的是战地用兵之术，其基本逻辑亦同。

        日本在1920年代初虽十分不满华盛顿会议等国际协商框架对于日本的制约，但仍觉得“日本不能挑战那些刚在一战中获胜的西方大国”，故整个1920年代总体而言“没有做什么来改变现状”，相对尚属平和（虽有1928年之济南惨案，但那时“大正民主”已经终了，日本正加速故态复萌中），但到了30年代初则气势汹汹地回到了侵略的道路上（参阅[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196-197页）。

        日本学者依田憙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1931年期间，满洲成为日本实现总体战体制的前提的资源供应地，这一趋势加剧了日本与一向由满洲提供资源的英美之间的对立，使日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所谓“满洲问题”的严重性（参阅氏著《近代日本的历史问题》，雷慧英译，174页）。在此种形势下，英美对于日本在东北的扩张不能充分抑制，甚至于在全中国范围而言也类似如此。如，日本投资1920年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23.1%，到1930年已占40.8%，居第一位，十年之间势头惊人（相关数据参见许涤新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41页）。后来九一八事变后，国联的处理态度便是明证（按，在国联相关会议中，英国代表的发言里还曾屡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因此更能见杨宇霆政治主张中的现实主义考量。虽日本之野心昭然若揭，要想折冲樽俎，化险为夷，一味空唱高调实在是无济于事的。        

        据《张学良年谱》，张杀杨后，还致函杨宇霆夫人，一方面表白自己与杨之间“相交之厚，如同手足”，另一方面又申明“为国家计，不能顾及私情，才采取此断然处置”。张学良的“不顾私情”，是否真的这么冠冕堂皇？张学良本人又是否已经具备一套可与杨相埒的战略方针？

        还是刘以芬说的好：“夫以奉军席全盛之势，徒因内部派别之争，至于坠精锐、戕人才而不惜，及宇霆之死，而其势亦已疲矣。呜呼！此团结之所以可贵也。”（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有美名的东北易帜事件一定程度上就是张、杨联手促成的，参阅黄元起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243页；陈布雷也说过：“奉方输诚国民革命之经过，杨宇霆非完全不与闻者。”）